1979 年 4 月中共提出「四項原則」之後，5 月，司馬璐先生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改革開放的四項原則應該是：「言論自由，組黨自由，全國大選，實行法制。」鄧沒有回信。

1994 年 5 月，將近中共六四屠城5周年之際，司馬璐先生又在美國《世界日報》給江澤民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江帶領中國放棄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憲政。

因為司馬璐在青年時代曾與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有過一段交往，故稱江為「澤民賢世侄」。

信一開頭，司馬璐自我介紹說，「我是前中共黨員，現在是獨立的中共黨史研究工作者。我也是令尊江上青先生的故友，他是我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啟蒙者之一。我本來不便於和你高攀。我今年七十五歲了。已絕無政治興趣，更無個人野心。但有感於國難當頭，大廈將傾，全國同胞人人自危，我想及令尊江上青先生的話，革命的目的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解放』。今天中國人民自由乎？解放乎？」

接著，司馬璐回憶了當年與江上青的交往經過，然後開門見山的說：

「我現在給賢世侄寫這封信的目的，是因為 1989 年北京六四屠城，天怒人怨，舉世震驚、迄今五周年，余痛猶深。中國的經濟改革雖有進展，但經濟改革無政治改革作基礎，永難穩定。我再引用令尊江上青先生的話，革命的目的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解放』。想當年天安門學生不正是為了這個目標嗎？今天，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我建議你考慮做以下幾件事：

第一、現代進步國家無不尊重人權，保障人權，容忍政治的反對派。一個政權的文明與野蠻，首先見之於人權記錄。我希望中共當局立刻釋放全國政治犯，開放新聞自由，開放結社自由。

第二、中共政權、中華民國、香港問題皆中國歷史特殊背景的產物。必須互相尊重為政治實體，尤其民意基礎的代表性。大陸台灣之間，應通過文化經濟交流，和平民主競賽，在國際社會充分合作。在人民均富的前提下，『誰不吃掉誰』之說始能令人信服，為中國和平統一創造條件。

第三、目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殊為混沌，改革、整頓、調控，朝令夕改，何所適從？民間盛傳，賢世侄曾說過『要那些個體戶傾家蕩產』，是否屬實，賢世侄應予澄清。中共當局應明確立法保陣人民財產，保護個體戶與私人企業。法律不健全或有法不依，為貪污腐敗大開方便之門，則大陸經濟發展前途危矣，人民苦矣！

第四、中國應民主，應統一，人民要安居樂業，凡此皆應依憲法行之。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聯合全國各黨派（包括大陸、台灣、香港），召開和平民主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中國民主新憲法，放棄一黨專政，放棄社會主義，放棄公有制。在這個新憲法的基礎上，舉行全國〔包括大陸、台灣、香港）大選，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

信最後，司馬璐坦誠相勸道：「賢世侄今天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你有條件有可能實現令尊上青先生的願望，你應該為鄧小平的身後中國早做準備。如果你不介意我再說一句言重的話，目前在國內外。『共產黨』這塊招牌已經實在太臭，『中國共產黨』不如改名，只要人民得救，國家得救，亡黨何妨？賢世侄，你的政治前途，你的歷史地位，你的個人榮辱，將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愚世叔心所謂危，為愛護賢世侄計，不得不坦誠相勸。我的這封信基於私情又基於大義。

語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前蘇共領袖戈爾巴契夫，雖然今天在野，但他的歷史貢獻，則普受世人的肯定與尊敬。賢世侄把握時機自救救人，猶未晚也。幸賢世侄三思之。」

江澤民也沒回復司馬璐的這封公開信。

其實，寫這類公開信的不止司馬璐一個。多年來給鄧小平、江澤民直至習近平等中共黨魁寫公開信，呼籲或規勸他們利用手中的最高權力，解體中共，帶動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可謂不乏其人，但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因此遭到迫害。事實證明，中共就是民主憲政的死敵，等待它的只能的歷史的無情審判！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