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11月06日訊】中共20大結束之後，中國社會開啟了一個新的社會模式，有人稱之為大逃亡模式。除了在網絡上流傳的富士康數萬員工大逃亡之外，外國企業，港商企業，台商企業，甚至是中國的一些富人也都在逃離中國大陸。大逃亡也被看作是社會大動盪的前奏，也是大轉變或者大崩潰的前兆。從歷史上來看，東歐共產陣營的解體始於東德居民的大逃亡，那麼，2022年10月份，在中國發生的這場大逃亡，大家逃的是什麼？對未來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是否會引發中國更大的社會變動呢？

富士康工人大逃亡 清零防控面臨崩潰

鄭州疫情是從10月8號前後開始的，到了15號就已經很厲害了，但那個時候正好是中共召開二十大前夕，所以，河南和鄭州的官員選擇了掩蓋。10月19日，富士康宣佈禁止鄭州工廠堂食開放，要求工人在宿舍內用餐。與此同時，該公司告訴媒體，隨著工廠增加最新iPhone 14的產量，它還在維持正常產能。

後來傳出消息說，有十萬人被隔離，但它的隔離區在工廠區之外，就是不能去上班。而能上班的人呢，都是閉環管理，有吃有喝，但隔離的人飯菜供應不夠，所以這十萬人就陷入了一個困境，隨後就發生了富士康員工的大逃亡。

曾駐北京的日本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在臉書說：「數以萬計員工被關在宿舍，不僅沒有活動空間，食物和飲用水也嚴重不足，口罩甚至3天才發一個，得了病也得不到醫治，部分員工忍耐了10幾天後終於爆發，衝破保安的攔截，上演了大逃亡。」 矢板明夫說，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背著行李，穿過田野、鄉村，沒日沒夜地默默走在中原大地上，其景象就好像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的逃難隊伍。

從10月29號開始，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就開始廣泛流傳各種各樣的照片和視頻，顯示鄭州富士康數萬工人衝破封鎖，依靠步行展開大逃亡。

但是這個時候，中國民間的民心變了，他們不再歧視和阻擋這些可能攜帶病毒的逃亡員工，而是幫助他們回家，有很多當地居民將方便麵等食品和瓶裝水放在主要的公路旁邊，留下紙條讓富士康員工自由使用。這些食品供應點上還貼著標語：讓富士康員工回家。而地方鄉鎮也不再阻擋這些員工返回故鄉。

中國在三年以前武漢爆發疫情時，曾經發生過武漢大逃亡，有大約50萬武漢人外逃，還有很多武漢出來的人逃到了海外。《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女士近日在《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以前發生在武漢的逃亡，主要是因為害怕病毒，而這次鄭州的逃亡，主要是害怕隔離，這個區別非常大。此外，從視頻上可以看到，鄭州這次也派出了武警，派出所公安也有去攔截的，但基本上都是攔而不截，大家就是硬闖，他們就讓人過去了，不像以前那樣去暴力抓人。而且呢，各級政府的態度也不一樣，有的還派車，直接派車去接。老百姓的態度也不同，我們看到很多民眾在逃亡路上留下了食物和水，還有司機搭載那個逃亡者。

郭君女士說，大家記得以前不是這樣的，以前就是各地圍追堵截，生怕沾惹來自疫區的人，尤其是網路上老百姓的發言，這次也完全不一樣，人們對逃亡者是充滿了同情，而不再是罵他們說，什麼不聽指揮啊，或者千里投毒啊，這個區別非常大，就是大家不那麼害怕病毒了，這是很顯著的一個變化。郭君女士表示，這意味著北京嚴厲清零政策的這個背後的理由，說是病毒很可怕，老百姓基本上不太相信了。

訪談節目的製作人李軍先生在《菁英論壇》中表示，這次富士康逃亡這個事情，其實從政府來講它是有明顯責任的。根據網絡流傳出來的對富士康內部人士的采訪資料，在發生疫情之後，政府實際上是把這個攤子甩給了富士康，政府把門一關，反正你富士康肯定不能讓自己停工，因為一旦停工之後，整個IPhone的產業鏈就斷了，那麼它會造成巨大損失。所以政府為了不讓它生產中斷，就把這個門一關，你們就在裡頭弄。

李軍先生說，從那個內部的採訪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你雖然把企業給它封在裡頭，但是作為企業來講，它的食品，它的藥品，它的很多東西它沒法自己解決，它是需要政府幫助的，但是需要幫助的時候呢，其實當地政府沒有給它應有的幫助。李軍先生指出，中共這個政府就是這樣的，做事要不就極左，要不就極右，要不就甩手掌櫃不管。

害怕上殺豬榜 企業家大逃亡

富士康員工逃亡事件足以載入史冊，標志著習近平新時代人民反抗暴政的一次大覺醒，顯示極端防疫的高壓政策正面臨崩潰的局面。不過，習近平新時代造成的恐懼遠遠不止於防疫封鎖，習近平正在掀起的大搞供銷合作社的高潮，計劃經濟的回潮，以及公私合營2.0的出現，讓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以及外商都心生恐懼。

李軍先生在《菁英論壇》中指出，中國這種民營企業，他們也很清楚，你做小的時候，共產黨還不太注意，只要你做大了，你沒有背景的話，你基本上就是經常會處於比較危險的狀態。他們說這個中國最幸福的民營企業家是一年掙個一兩千萬的，共產黨覺得你錢小看不上。如果你掙到一個億以上，你不找靠山，你是很危險的。

李軍先生說，包括薄熙來在重慶，包括那些各種各樣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就一些企業老闆做大之後，如果你被中共給盯上了，他們那時候開玩笑說有個叫殺豬榜。

李軍先生表示，我覺得20大是一個轉捩點，因為20之前，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觀看等待，看看會是一個什麼結果。現在大家也知道了，習近平上來之後向左轉得比較厲害， 20大上所有改革派全下去了，上來的全是習家軍，而且都是清零的強硬派，在20大的報告當中，習近平還強調要長期堅持清零政策。

另外，習近平在那個報告裡面又提到了要調節富人收入，而中共顯然不會用一些正常的流程和法律手段來調節。很多時候就是，他只要找到一個理由，找企業家問題，找你麻煩把你財產全部收掉是很簡單很簡單的一件事。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所知道的這個企業家圈子裡頭的人基本上就是，大家趕快一起逃。

李軍先生說，他在新加坡的朋友是專門給富人逃亡做資金理財的，現在已經忙得接不過來電話了，忙不過來了，就是一動就是十幾個人，十幾個人說，我這怎麼趕快能出來，你趕快幫幫忙吧。

前中國公安大學講師，現居美國的執業律師高光俊先生對《菁英論壇》表示，有一些富人，只是拿了簽證了，但是並沒有美國的永久居留權，他們為了想離開中國確實費盡了千辛萬苦。高律師舉例說，他認識一個江蘇的生意人，做的非常成功，他好不容易弄到一張機票，從上海要飛到美國來，但是上了飛機以後，機場又通知說這個飛機突然取消了，但是還有一架飛機可以去美國，大概只有20幾分鐘時間去上那架飛機，但是你們的托運行李是沒有辦法再取過來的。據這名商人告訴高律師說，他想像不到的是，所有飛機上的人，絕大部分都是上海人，都是可以花高價拿到這個機票的，都是生活比較好的人，他們沒有一個人做出另外的選擇，每個人都是背著一個包就直接沖到另外一個飛機上去了，行李全都不要了，而且不是一個人，每個人都這樣選擇，所以他覺得很吃驚，這是富人的一種逃亡方式。

高光俊律師還舉例說示，習近平所強調讓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回到初心，那就是不要這個私有制。最近在江西的九江市裡面，一共大概有100多個私人企業家都被抓了，就是說這個城市裡面基本上比較富裕的資本家全都被抓了，涉及的資金大概是超過了100多億。而抓的名義全部是以參與黑社會，說你是黑社會，或者說你是欺詐，或者是什麼行賄，那這100多人也有一些僥倖的逃出去了，他們逃出去了後，他們在中國的資產，帳面上的資產都是歸國庫所有了，國家所有了，這個房產全部封凍了，還不僅僅是個人的財產，就是子女、親屬，他們的財產也都封凍了。

高律師說，這就是在江西發生的事情，像有的富人跟這個黑社會根本不沾邊，有的人甚至幾十年都沒有回到江西九江去，也被算作是江西地方的所謂黑社會。中共他就是用這種名義再一次打土豪，用中國國內的話來說，就是明著跟你搶。

大逃亡三種結果 中國走哪一種

大紀元資深編輯於主筆石山先生在《菁英論壇》中表示，上個世紀90年代。東歐共產黨集團垮臺啊，它是從一個大逃亡的運動開始，我記得在東德有一個奧運的女冠軍，她是中長跑的，她和朋友跑到匈牙利和這個奧地利的邊界上，然後她換上跑鞋，開始巴巴巴跑，然後我記得她在一個採訪裡面說，我一生跑了無數次，這是我第一次為自己在跑。石山先生說，當然後來東德這個大逃亡，直接就把柏林牆給跑垮了。

對此，郭君女士表示，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一個大逃亡跑出來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1978年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複出的時候，他在廣東當省委第一書記，他去東莞和寶安視察的時候，發現農村基本上沒有年輕人，都跑光了。基層官員彙報的時候，不敢說苛政猛於虎，就跟他說，就是因為香港有很多工廠，年輕人都跑出去上班賺錢，偷渡去賺錢去了。所以習仲勳就說，那就做些工作嘛，讓那個香港人到這邊來開工廠，這就不用跑了，所以他就搞了這個深圳。郭君女士說，所以中國改革開放其實是跑出來的，是大逃亡逃出來的。當然了，如果不是習仲勳，而是李井泉的話，那結果就完全不同了。

李井泉是50年代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也是西南局的書記，在58年到61年三年大饑荒的時候，李井泉派民兵把守道路不准人民逃荒，結果把四川天府之國搞成一個地獄。根據四川官方自己的數據，四川最多死了1000萬人。

郭君女士說，李井泉是毛澤東的死黨，他是從井岡山時期就跟著毛澤東，對毛澤東呢，就是奉若神明。而中國現在的情況，就是鄭州富士康大逃亡，它只是一個現象，很多中國人也在逃，現在還有了潤學。郭君女士指出，大逃亡中一定會帶來一個很大的變化，但是怎麼變化？誰也不敢說，究竟是東歐那種變化，還是深圳那種變化，還是四川那種變化，這就看習近平他怎麼選擇，也要看中國人的造化了，也就看天意啦。

新唐人、大紀元推出的新檔電視節目《菁英論壇》，是立足於華人世界的高端電視論壇，該節目將彙集全球各界精英，聚焦熱點議題，剖析天下大勢，為觀眾提供有關社會時事和歷史真相的深度觀察。

本期《菁英論壇》聚焦二十大後中國出現的大逃亡現象，分析中共高層的政策取向，以及對中國社會的深層影響。全部內容，敬請線上收看。

《菁英論壇》製作組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