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璐1937年加入中共，1939年被派往延安，在那見過毛澤東、周恩來、王明和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並曾任抗大圖書館館長，《新華日報》延安辦事處主任。1940在重慶時，司馬璐還曾在周恩來手下工作過。

1943年，因為黨內的殘酷鬥爭，司馬璐逃離了中共。此後，他憑著對中共的了解和在自由世界獲取資訊的便利，對中共黨史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入研究，不僅收集出版了大量這方面的資料，而且寫出了專著《鬥爭十八年》、《瞿秋白傳》和《中共歷史的見證》，被稱為中共黨史專家和「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詞典」。

司馬璐認為，只有把中共的歷史研究清楚了，才能全面完整的認識中共。他說，「研究中共問題，只有從歷史上去研究，才能對中共有全面完整的了解。」

在司馬璐看來，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根據權力鬥爭的需要不斷改寫的歷史，每一批新當權者都借黨史美化自己，「許多歷史的真相被中共官方黨史所隱瞞了」。

他說：「由於共產黨是一個強調一切知識要為政治服務的黨，所以，共產黨的歷史，黨與歷史之間，必然產生矛盾。黨要求一切配合政治，而歷史則要求真實性。所以，一切的共產黨，都要不斷改寫黨史，以適應權力鬥爭的發展；權力的重新分配，新的領導者必然需要一部新的黨史，新的領導者都希望把自己寫得偉大，而他的黨內政敵，或是被醜化，或是名字不再存在。」

「共產黨人說，黨是從鬥爭中發展的，哪裡有共產黨，哪裡就有鬥爭。權力鬥爭是中共黨史的主要組成部分。中共一方面不斷反對宗派主義，另一方面卻又說，黨內鬥爭屬於政治路線鬥爭，而不承認派系鬥爭與權力鬥爭。我的看法是：這三者是三位一體的，以派係為核心，以路線為旗幟，以權力為目標。通常中共內部有組織的派系鬥爭極端祕密，等到揭開，可能鬥爭已經告一段落，由勝利的一方公布失敗一方的罪行。如高崗事件、林彪事件、四人幫事件等。」

「權爭瞬息萬變，親密戰友頓成死敵，所謂革命烈士，是權爭的炮灰，也往往是代罪的犧牲者。同志相殘，多數黨員死於黨內的整肅，中共的歷史就是這麼寫的。」

司馬璐直言，他研究中共黨史的目的就是「用實事求是的態度」，揭出「中共歷史上不願談不敢談的」，也就是「被中共埋葬的歷史真相」。

司馬璐認為，研究中共黨史最大的一個難題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經過權力鬥爭或路線改變的影響，時時被否定或纂改。甚至毛澤東本人的著作，經過一再刪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說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鑑定一份中共文件的真偽，足夠的原始資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關中共的全面知識，以及閱讀的判斷能力尤為重要。「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一個歷史學家，對於歷史的資料，應該採取誠實的客觀的態度。嚴肅的態度：以中共原始文件作證，不偏袒中共黨內任何一個宗派，進而冷靜地分析，這是我研究中共黨史的態度與方法。」司馬璐說。

司馬璐有關中共黨史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國際上許多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的關注，他們都認為他的研究有自己的獨立見解，都樂於和他交換意見。而這些成果對於幫助世人認清中共邪黨的本質，更是不可多得的寶貴材料。為此，筆者特將其中的精華部分，整理編寫出來，推薦給讀者。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