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5月27日訊】1972年7月14日晚，中國總理周恩來接見了任之恭等組成的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及「保釣」運動代表。時值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以後，中美科學界開始學術交流，以美籍華人學者為先鋒。周恩來主要向他們介紹了中蘇關係的發展和演變，並向他們宣布了林彪事件——當然他們實際上已經知道此事。

在接見這個代表團之前，周恩來還和一些參與接見的科學家及相關單位負責人員談了一些話，涉及高等學校招生事宜。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取自當時的傳達筆記：

周恩來（對周培源）：北大應招一些條件好的學員，給科學院培養。（對物理所、數學所的人）你們是見證，今天說了。（對楊德中）新學員水平問題怎樣？

周培源：新學員水平有困難。

秦力生：科學院從山西招了一百多學員，交各大學培養，都是縣委書記的子弟，水平不夠。

周恩來（很生氣）：都給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縣委書記子弟，反正都是幹部子弟。

周恩來：我也知道不都是縣委書記子弟。都退了，名單給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堅同志商量過，覺得這事不好辦。

周恩來：你們沒一點文化大革命後的樣子。只在旁邊說，不敢負責，沒一點文化大革命後的樣子。主席講了，有些地方就是不辦。以後這樣就得搬開。

其中秦力生是中國科學院的一位負責人，岳志堅是國務院科教組一位負責人。關於這一問題的談話就此結束，因為要接見的代表團就要進來了。

對於這一幹部子弟「走後門」上大學的情況，秦力生必須向周恩來匯報，他自己承擔不了這個責任。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權威，這件事也解決不了。周恩來雖然講的話很憤激，但顯得底氣不足，批評了一頓，事情也沒堅持辦下去而推給了「以後」。

當時聽傳達，看到一國總理居然連這點小事都辦不了，他說的話跟老百姓發牢騷差不多，我們極其失望，因為看樣子這批走後門的學員不可能退回。

我們的預料不錯。1976年，這批工農兵學員經歷了四年「上大學管大學改造舊大學」以後，畢業分配到我們研究所裡了。也許是毛澤東說的對，走後門的也有好人，也許是秦力生說的太絕對，這批人裡也有不是走後門的，當然也許是其中有些不屬於這批人，我們無從查對，總之其中有個別學員還是很努力的，經文革後進一步培養修成了正果，成了科研骨幹。但大多數人基礎太差，不能勝任任何工作，在中科院專門給他們開設的補習班裡補習一些知識後，一些人員才在不同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數人最後離開中科院，特別是在後來的經濟大潮中「下海」了。

但是分配到我們研究室的兩位山西籍學員肯定屬於秦力生說的那批。其中一位思想嚴重極左，來所後正逢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如魚得水，推波助瀾，進入了所裡的政工組，為大眾所側目，不得人心，文革後很快離所了。另一位不很關心政治，只顧經營自己的事情，但業務一竅不通，且品質極差，甚至小偷小摸，顯得很猥瑣，為人所不齒，後來調回家鄉，居然在一個市裡擔任了局長，說明其確為地方幹部子女。

沒有什麼比我們眼前發生的事實更能說明文化大革命的破產了。特權在文革前也有，但那時是以一種曖昧、隱晦的形態出現，文革中卻變得明目張膽、厚顏無恥、肆無忌憚，連總理都管不了。文化大革命所宣揚的所謂反修防修目標不但沒有實現，反而越離越遠。

在當時，這件事對中科院業務工作的實際損害遠不及對大家思想上的衝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光環已逐漸褪色，大家開始以「中南海二老」來稱呼他們，並在計算他們之後的日子。報紙上那些仍然瘋狂的語句被看作陳詞濫調，不屑一顧。仍然活躍在台上的一些積極份子被看作毫無原則的投機者，不代表任何群眾。無論是前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都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群眾之間的裂痕開始消彌，思想開始趨同。這些思想變化為四五運動準備了條件。

即使到現在，為什麼連周恩來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後門」學員仍然模糊不清。據我們瞭解，他們確實只是縣委一級幹部子女，沒什麼特別顯赫的背景。所以問題可能在於省委一級堅持不退。

周恩來在文革中權傾一時，特別是在林彪事件發生後，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有人說周恩來在文革中「身不由己」，須事事服從毛澤東的指令，甚至屈從江青的淫威。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在我所說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另一種身不由己。不但周恩來，而且毛澤東在「走後門」這個問題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主席講了，有些地方就是不辦」，估計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類。這樣的事，不但要辦，而且雷厲風行，層層加碼。不辦的事，只能是精兵簡政、不許「走後門」之類。「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看是什麼話了。和自己利益牴觸的話，說不辦就不辦，周恩來、毛澤東只能聽之任之，特別到了文革後期更是如此。有一股比「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威更厲害的無形力量在左右著他們。他們不得不顧及這個政權所依靠的基礎，即各級幹部階層的利益。在文革前期，這些幹部的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損害，此時必須予以補償。

「往事微痕」供稿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張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