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5月09日訊】余不潔先生寫的《內戰末期知識份子的傾向和選擇》一文提供了一些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該文內容總結起來，主要為以下幾點：一是國共內戰時期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觀點左傾，對中共的欺騙性和邪惡性缺乏識別能力，輕易地就相信了毛澤東有關民主自由的欺騙言論，贊同毛澤東當時提出的成立聯合政府之主張，二是，雖然他們大多數贊同成立聯合政府，但絕大多數人仍然不想要單一的共產黨政府，三是，到1948年底，中國大學生裡明確支持將反共運動進行到底的人仍然比明確支持共產黨的人要多得多。余先生的文章裡列舉了上海《東南日報》1948年12月24日刊登的一份在1000名上海大學的學生中所做的民意調查結果，其中，贊成把反共運動進行到底的佔15.9%，贊成組成聯合政府的佔72%，贊成共產黨政府的只有3.7%，其餘8.4%認為中國應該分治。另外，《東南日報》同年4月還刊登過一份在中國留美學生中做的民意調查結果，其中，贊成國民黨消滅共產黨的人佔18.%，贊成成立含中共在內的聯合政府的人佔51.1%，主張採用聯邦制的佔17.1%，贊成讓中共統治中國的只佔2.7%。
這些民意調查雖然反映的是知識份子和大學生的觀點，而不是所有中國民眾的觀點，但是由於在大多數情況下，普通平民的觀點往往被書報媒體左右，受知識份子觀點的影響極大，因此一個國家知識份子的觀點往往早晚會變成為普通平民的觀點，所以可以說上海《東南日報》刊登的民意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當時的真實民心，中共自稱的所謂它打贏國共內戰靠的是中國人民支持之說實際上毫無事實依據。
話說回來，當時中國人當中堅持反共的人在兩份調查中都不到20%，實在太少，而相信共產黨有可能成為民主大家庭一員的人超過半數，反映了當時很多人沒有能力看清中共的本質，很容易被中共欺騙。
我曾經在中文網上讀到有人說，蔣介石當時應該同意與共產黨成立聯合政府，這樣至少能保住中國不完全落入共產黨手中。我對此不敢苟同，中共是列寧黨，其目標就是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管是靠暴力打下江山，還是靠選舉混入政權，它一旦進入政府，就會得寸進尺，從內部對政敵進行破壞活動，直至把大權攬到自己手中，而一旦大權在握，民主選舉，言論自由就會統統被取消，最後還是走上共產黨專制道路。說到底，中國當時實在太虛弱，沒有足夠的免疫力抵擋共產黨的破壞活動，只要蘇聯不罷休，中國被蘇聯勢力滲透並戰勝只是早晚的問題。唯一可能的最好出路是蔣介石盡早同意與共產黨南北分治，這樣或許還有可能半壁中國江山不落入共產黨之手，我們南方人能過上臺灣式的生活。雖然臺灣在蔣介石時代也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但比起毛澤東時代來，農民可以吃飽穿暖，城裡人不用搞文化大革命，學生們也不用上山下鄉，延誤青春，甚至延誤一生。到今天，做臺灣人更是好處多多，可以批評政府，政府必須靠贏得選票才能上臺，有全民健保，還可以上Google，Youtube，和Facebook網站，等等。可惜的是，當年民意調查中同意分治的人比贊同消滅中共的人還少，蔣介石決意消滅中共，不同意分治也情有可原。
說中國虛弱，難以抵擋蘇聯的滲透和破壞，這當中的含義既包含中國在軍事力量上的虛弱，打不過蘇聯在中國扶持起來的傀儡漢奸們，但中國真正虛弱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中國人思想上的普遍落後和幼稚，很容易上當。當初列寧到中國來建立共產黨，一下子就將兩位大師級中國知識份子——李大釗和陳獨秀引上鉤，通過他們的號召力帶動了一批學生和知識青年加入共產黨，而中共打江山時代的幾乎所有高級官員可以說都是知識份子出身，毛澤東參加共產黨之前是小學教師和賣書匠，雖然不是有水平的大知識份子，但他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而是依靠知識為生的小知識份子，其他像周恩來，李立三，瞿秋白，劉少奇，林彪，康生等幾乎所有49年前為中共打下江山立下功勞的中共高官們，去查查他們的出身，也都是學生出身，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裡算是有知識的人，可他們都輕易相信了蘇聯人，心甘情願為蘇聯賣命。列寧轉向世界，發動世界革命時，在東方看上的其實並不只有中國一個國家，日本也是列寧要解放的地方，可是為什麼蘇聯沒能在日本滲透破壞成功？因為日本不像中國那麼虛弱，不會出像陳獨秀李大釗這樣的大師，不會出像毛澤東，周恩來等這樣一批堅信蘇聯模式，心甘情願在自己國家為蘇聯實現共產革命的知識份子。雖然中共官員最後大多變成了邪惡幫凶和邪惡製造者，但他們當初參加革命時，絕大多數並非出於有意識地要為邪惡服務，而是以為自己在從事一個崇高的事業。一個人能把邪惡錯當崇高，正是他/她思想落後幼稚的一個證明。
這裡我想趁此機會特別說明一下我對知識份子的定義，在英文裡，知識份子叫做intellectual，按照維基定義，An intellectual is aperson who engages in critical study,thought,and reflection about the reality of society,and proposes solutions for the normative problems of that society,and,by such discourse in the public sphere,he or she gains authority within the public opinion.就是說西方對知識份子的正式定義是一群對社會現實問題進行思考，然後向公眾發表自認為正確的問題解決方案，由此在公眾眼裡獲得一定言論權威的人。不過，如果你把intellectual放進Google Translate，將其翻成中文，intellectual的中文翻譯比西方對知識份子的定義所包含的人則要廣得多，其中的一個中文對應詞是「讀書人」。記得我當年在中國生活的時代，只要讀過大學的人都被冠以知識份子的稱號，再早些，民國時代，讀過中學的應該就算是知識份子了，這與Google Translate的讀書人翻譯相吻合。我認為中國這種對知識份子更廣泛的定義有一定道理，因為國民中受教育相對比較多的人最有可能對社會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最有可能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其他民眾的觀點。因此，我在本文中採用的知識份子定義是按照中國慣例，將所有當時社會中受過較多教育的人統統歸入知識份子的名下。
另外，我還想要澄清的是對知識份子好壞的評價。共產黨曾經將知識份子都說成臭老九，是壞人，今天我又常常在中文網上讀到一些將知識份子拔得過高的各種評語，兩種評價依我看都有問題，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將知識份子一刀切，要麼都是壞人，要麼都是好人。我希望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能把自己的思維水平提高到一個更高的、更細緻的層次，不再以階層，階級，民族，或職業籠統地來評價人的高低好壞，比如中共過去的富人都是壞人窮人都是好人之說是謬論，但如果有人反過來說窮人當官就一定是壞人也是思想落後的表現。對知識份子的評價也應該如此，知識份子也有無恥與有恥之分，像中國的司馬南，以他的職業看，也算是一個知識份子，只不過他是無恥的知識份子。還有幾乎所有中共早期領導人，蘇共早期領導人包括列寧和斯大林，其實也都是知識份子，他們都是當時所處社會相對受過比較多教育的人，他們在共產黨黨內的領袖權威也都需要依靠寫文章來樹立，領袖們個個都出版過一集又一集的選集，做思想領袖是他們領袖地位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他們心裡也明白，僅僅靠筆桿子做不成他們想要做成的事。當年國民黨曾經稱共產黨是文人土匪，我覺得這是給共產黨的一個再恰當不過的稱號，共產黨其實不過是一群無恥文人以土匪手段奪得權力，而這些無恥文人最怕的就是有恥文人，因為有恥文人有正義感有頭腦，是最有能力戳穿無恥文人謊言的人，是對無恥文人最有威脅力的人，這是為什麼世界上所有共產黨政權都要排斥壓迫有頭腦有思想的知識份子，都要鼓勵培養無恥文人。
知識份子有好壞之分，也有水平高低之分。共產黨掌權之前，中國知識份子大部分是有廉恥心，有正義感的好知識份子，像毛澤東這樣的無恥文人是極少數，哪怕是輔助蘇聯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以及其他許多為中共打下江山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共文人們依我看大多數人本質上都不是壞人。但那時的中國知識份子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思維水平高的人少而又少，大多數人思維水平非常幼稚膚淺，對真假好壞缺乏辨識能力，很容易被貌似進步實為倒退的思想吸引，對掛羊頭賣狗肉的主義和政黨更是缺乏判斷和揭露的能力，對人性的惡也認識相當不足，很容易上當。當然，那時的中國也有高水平的知識份子，比如胡適，他對中共的本質就看得很清楚。但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只有幾個高水平的知識份子是遠遠不夠的，一個國家要強盛進步，需要有一批高水平的知識份子，才有可能影響大多數國民的思想，使國民的主流力量變成一股健康的不會輕易被邪惡欺騙利用的力量。可惜，由於長期的歷史原因，民國時期很多中國知識份子的思維才剛剛開始啟蒙，還停留在落後幼稚的水平，使得蘇聯能夠在中國召集到相當一批思想水平低下的文人們，為它的赤化中國事業作急先鋒，這群文人雖然不佔中國人的大多數，但數量也多到可以在蘇聯的輔助下形成一股威脅中國的力量，最終以不折手段的土匪手法奪得了掌控中國的大權，把中國引入了黑暗。而當時其他大多數並不贊成蘇聯模式的知識份子們，也沒有足夠的水平能夠充分看清並向世人揭露共產黨的欺騙性和邪惡性，沒有能力影響中國大多數民眾、使其不上當受騙。
我還想要說的是，過去中國知識份子水平普遍低下，不等於說中國知識份子水平永遠只能低下，尤其在信息交流如此方便的二十一世紀，中國不多的一些高水平知識份子的思想可以很容易地就影響一大批知識份子，然後再通過這些大批的知識份子，影響大多數國民。中國人民是一個有著高智商的民族，只要沒有暴力的壓制，中國人思想水平的提高雖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間達到，但只要中國人不放棄追求，不放棄努力，中國人一定能戰勝邪惡，開始走上恢復，成長和進步的道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張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