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4月19日訊】民國時期有這樣一位大師，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被譽為「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他一生赤忱，得意門生錢鍾書評價他「為人誠慤，胸無城府」。然而，生逢山河易色，一個去留選擇，注定了他晚景悲涼。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今天，我們和大家聊聊比較文學家、西洋文學家吳宓，回顧他在中共篡權之前、之後，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

「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

吳宓，字雨僧，1894年出生在陝西省涇陽縣。他從小聰慧好學，17歲時進入清華學堂，23歲赴美留學，先到弗吉尼亞大學攻讀英文，獲文學學士學位，又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獲碩士學位。

27歲那年，吳宓學成回國，先後在南京高師、國立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任教，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雖然主要介紹西洋文學，但他主張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應有價值，不贊成全盤西化，對倡導白話文的胡適意見很大。

1925年，吳宓來到清華大學，在外文系任教。然而，他對清華最大的貢獻，是參與創建了清華國學研究院。更難得的是，他居然在短短幾個月內，請來了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這四位頂級大師，也就是後人津津樂道的「清華四大導師」，轟動了整個學術界。

請大師並不容易。比如，王國維曾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在學界地位非常高。《南方人物週刊》在《沉重的虛無》一文裡提到，1925年2月中旬，吳宓到王國維家中送清華的聘書。一進廳堂，他就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再說明來意。王國維到職後對吳宓說，「我本不願意到清華任教，但見你執禮甚恭，大受感動，所以才受聘。」

在清華期間，吳宓被視為「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這不僅是由於他的巨大感召力，還在於他的「奇特」，和身為老師的一絲不苟。

師生心中的楷模

吳宓的學生、中國國學大師季羨林曾在《回憶雨僧先生》一文中說，「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

在課堂上，吳宓也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清華學生、外交官溫源寧在《吳宓先生》一文中描寫道，「他嚴守時刻，像一座鐘；講課勤勤懇懇，像個苦力。別人有所引證，總是打開書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麼長，老是背誦。無論講解什麼問題，他跟練兵中士一樣，講得有條有理。」

西方語言文學大師李賦寧在回憶吳宓時說，「先生寫漢字，從不寫簡筆字，字體總是正楷，端莊方正，一絲不苟。這種嚴謹的學風薰陶了我，使我終生受益匪淺。……先生每問必答，熱情、嚴肅對待學生的問題，……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更是細心、認真，圈點學生寫的好句子和精采的地方，並寫出具體的評語，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不斷進步。」

樂於助人 不求回報

在別人眼中，吳宓還是個非常注重儀表的人。抗日戰爭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共同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由於戰事吃緊，校址幾次搬遷。西南聯大學生劉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一文中說，即使在這樣的戰亂中，「無論在長沙、南嶽還是蒙自、昆明，吳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臉上的絡腮胡刮得光光的。」但是，注重儀表整潔不等於在生活上花大錢。相反，吳宓節儉自律，不吸菸不喝酒，平常粗茶淡飯；一頂蚊帳從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將近40年。

另外，翻譯家孫法理回憶說，西南聯大時期，吳宓的那些講義，就是個「百衲本」，有的是信封、購物的包裝紙，也有連史紙或毛邊紙裁下的邊角料。這樣的吳宓，同時非常願意幫助別人。

他曾經說，「宓就是樂於助人，並無其它目地，亦不望人報答。」20世紀30年代，一名學生要去美國留學，可是費用不夠，無法成行。吳宓知道後，慷慨解囊，資助300元，還再三說明這是贊助，不用償還。

抗戰勝利後，由於個人原因，加上國共內戰北方動盪不安，吳宓沒有隨大部隊北歸，而是留在了西南。輾轉幾所大學後，1950年10月，他最終在西南師範學院落腳。那時候，他最忙的就是發工資的那天。忙什麼呢？給親友、學生匯款支助他們。每次匯完款，他自己就所剩無幾，甚至要向鄰居借錢。

不願遠走他鄉

說到這裡，有朋友可能會想：1950年，中共已經奪取政權了，吳宓怎麼沒在四九年出走，而是留在了大陸呢？1941年，吳宓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也就是當時中國最頂尖的三十位學者之一。這樣的大師，國民政府不爭取帶走嗎？

當然不是。《先生歸來》一書記錄，當時，國民黨教育部長杭立武、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特地以學生、老友的身分，安排專人到西南師範學院相邀，希望吳宓去台大任文學院長。來人軟硬兼施，把吳宓塞進汽車帶到賓館，準備第二天飛往台北。結果，吳宓半夜謊稱去廁所，偷偷溜了出來。除了台灣方面的力邀，吳宓原本還有機會赴美國講學，錢穆也多次邀請他去香港，共同創辦新亞學院。但是，他最終放棄了這些機會。

為什麼選擇留在大陸呢？我們或許能從吳宓的日記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說，自己「又似蘇格拉底之願死於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終身出亡、淪落異域者矣」，認為「父母之邦，不可棄也」。那時，吳宓不知道中共將給他的故土帶來怎樣的災難，也無法預料自己將為留下的決定，付出怎樣慘痛的代價。

1957年「反右」期間，吳宓因評論簡體字的不當與不便，被打成右派。文革時更是因此被批鬥，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封建走狗、蔣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國主義幫凶」等帽子。他被下放到四川梁平縣勞動改造，三個女兒也和他斷絕了關係。

文革中慘遭迫害

曾和吳宓有過交往的李永暉，在《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中描述了1966年夏天，他親眼目睹的一些「批判」場景：一種是「群醜亮相」，就是把包括吳宓在內的數十個「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網球場掛黑牌、戴高帽，「坐噴氣式飛機」，讓烈日暴晒。這些人一個個被折騰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苦不堪言。第二種是遊街示眾，吳宓等掛著黑牌、被打入另冊的「黑幫分子」，被押著到北碚遊街，進行人格侮辱，如若哪個敢不低頭或走得慢了點，就要被罵被打。

還有一種是「開小灶」，就是在大禮堂單獨批判吳宓。李永暉說，儘管場內瀰漫著濃濃的「火藥味」，先生總是埋著頭、眯著眼，一聲不吭。一位「小將」見先生如此「頑固」，就氣急敗壞地衝上台，揮起皮帶朝他頭上一陣猛抽。吳宓痛苦地用雙手捂住頭頂說，「同學，別打了，已經流血了。」

吳宓在日記中也記錄了一些挨鬥場景。在1969年5月9日的一次大會上，他被兩個學生狠狠從高台上推下來，摔斷左腿。之後，他拖著斷腿被迫跪坐在地上，「鬥爭凡歷三小時」。大會結束後，吳宓被架回住處時「已成半死」，「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兩日未飲、未食，亦未大小便。」即使這樣，他還要被迫寫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腿斷後，吳宓只能爬著要幾口水喝、幾口飯吃。有時，連水飯也沒有。一次，他困在工棚裡，對著窗外大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當腿腳稍微好一些後，他又被派去，做掃廁所、刷尿池、刮糞便一類的活兒。

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之後，緊張的政治空氣有所緩和，但吳宓的健康已大不如前。他右眼失明，左眼患嚴重白內障，記憶力也急劇衰退。他總是坐在床上，閉目不語，有人進屋就睜眼看看，然後閉目冥思，用手指輕輕叩擊腦袋，嘴裡自言自語，「這位先生叫什麼名字呢？」

到1974年「批林批孔」時，飽經政治迫害的吳宓堅持不肯批孔子。他說，「如果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説「寧願殺頭也不批孔」。結果，他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1977年，83歲的吳宓生活已經不能自理，堂妹吳須曼在「請示上級」後，把他接回陝西涇陽老家照料。1978年，吳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彌留之際，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斷地低聲喊著，「我是吳宓教授，給我水喝！……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

一個率真正直的學者，就這樣在自己深深眷戀的國家被扼殺了。去世後，他的弟子趙瑞蕻，用一百多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訴！」來為吳宓招魂。如果地下有知，吳宓究竟會控訴誰呢？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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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民國文林《細說民國大文人》，現代出版社，2010年。

吳須曼《回憶先兄吳宓教授》，見李繼凱、劉瑞春編《追憶吳宓》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