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中午，我從朋友處得到噩耗，中國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者，待我如兄長一般的李進進律師，幾個小時前被一名女性持刀刺殺，緊急送醫後醫治無效，不幸離開了我們。

1987年我進入北大讀書的時候，就聽說過李進進的名字，那時候他是北大研究生會主席。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八九民運爆發，北大迅速成為學生運動的主力陣地之一。4月17日晚上，北大上千名學生走出校園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18日凌晨改為靜坐並決定向全國人大信訪局遞交「請願七條」。到18日上午，筋疲力盡的上百名學生靜坐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與聲援學生的上千民眾一起，等待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內與當局代表的對話結果。到了中午的時候，我因為實在太過疲累，準備回北大休息。這時候，一個看上去非常精幹的學長從隊伍中走出來，從我手中接過話筒講話，表示願意接替我繼續組織大家靜坐請願，並自我介紹說他是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進進。這，是我與進進的第一次見面。到今天天人相隔，已經是33年前的事情了。

在這之後，李進進開始積極參與北大的學生運動。他組織的一件事至今都並不是那麼為外界所知，但我認為意義重大：作為前任北大研究生會主席，李進進帶領一批研究生，嚴格按照北大官方的研究生會組織章程，成功地罷免了當時站在校方立場的研究生會，選舉產生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新的合法的研究生會。據我所知，這是八九民運按照當局的規矩，成功罷免當局的學生會的極少數案例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例。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李進進不愧是具備深厚法律專業背景的學生領袖，既打擊了官方的學生組織，又讓當局抓不到半點把柄，可謂智勇雙全。

學運進入絕食階段之後，我跟進進的接觸比較少了，因為他獨闢蹊徑，離開象牙塔，開始嘗試組織工人運動。當時，中共建政之後第一個真正的工人自治組織 — 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成立，就是李進進和其他人一起努力推動的結果，進進自己還擔任了工自聯的法律顧問。與我們這些專注在學生組織的人相比，進進當時就已經看到了要和工人、農民、市民等其他階層的人民聯合行動的重要性。這一點現在看來是相當有遠見的。

六四之後，我跟進進分別入獄，彼此斷了聯繫。1998年我被流放到美國之後，才重新開始與進進一起投入海外民主運動的工作。20多年來，我們始終站在一起，從組建「中國憲政協進會」到撰寫《六四事件白皮書》，從推動智庫「對話中國」的工作到籌備成立「六四紀念館」，進進從來都站在海外民運的第一線，對我的所有工作都大力支持。同時，作為北大學長，進進對我如同兄長一般的關心也是幾十年如一日。不僅是對我，熟悉進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待人熱情、充滿活力的朋友，同時充滿了對於前途的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就是幾天以前的3月10日，一起出席英文舞台劇《天安門安魂曲》的首映式，一起參加首映之前的座談。那一天，談起八九六四，他還是那麼的深情、激動。可以說，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六四人」，不折不扣的「八九一代」。

進進突然遇難，我的悲痛無以言表。作為他的兄弟和戰友，我最大的期盼就是世人能夠記住李進進的名字，和他為推動中國民主化不懈奮鬥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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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自由亞洲/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