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2月05日訊】王佩英生前是鐵道部設計院幼稚園的阿姨，一位勤勉盡職的保育工作者，一位正直、淳樸、善良、能幹的女性，同時也是七個孩子的母親。「她自一九六三年開始寫一些東西，批評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她要求退黨。」從而遭致不難想像的政治迫害。「文革」中王佩英書寫、散發「反動」詩文，被毒打、關押，可她並不屈服，還在批鬥她的場合喊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一九七O年三月，王佩英與遇羅克一道被獨裁政權槍決。閱罷王友琴女士的《紀念一位英雄的母親》，不由得肅然起敬，這是一位幾乎被歲月遺忘的英雄。

遙想那個狂熱而盲從的年代，眾多同胞的肩胛上扛的是別人的腦袋，他們不敢思想，不會思想，喪失了獨立思考與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而王佩英卻憑藉自己樸素的覺悟與本真的思辨，洞察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問題，洞察了「文革」的問題。紅色恐怖，人人自危，有人即使看出了問題，也未必有膽量聲張，更甭提形成文字和大聲疾呼了。然而，王佩英卻以大無畏的勇氣在那個時代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這就是王佩英的膽識，也是她的過人之處。「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王佩英不一定讀過這兩句詩，可她自覺地這麼做了。不過人們要問：那些豪氣干雲的七尺鬚眉們哪兒去了？那些高唱「要為真理而鬥爭」的大老爺們哪兒去了？為什麼聽任這副雖不柔弱但也絕不厚實的女性的肩膀，隻身肩負如此沈重的擔當？！

王佩英英勇就義之時，是七個孩子的母親，從某種意義上說，她也是我們這個欲說還休、一言難盡的民族的母親。一個人的偉大或渺小，並不是由哪個王權在握者欽定的，而是取決於歷史與民心，取決於民間的道義。

「實際上，今天我們連她的言論都無從得知。除了『平反書』和判詞，看不到關於她的檔案資料，也看不到她為之付出了生命代價的詩文。這場革命的後果是如此乾淨徹底，後世人既不知道受難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們的遭遇，更不知道他們的思想。」這段文字，既體現了王友琴女士對專制政權抹去「文革」痕跡的憤怒，也流露出她看不到王佩英詩文的遺憾。的確有點遺憾。可我轉念一想，又為之釋然。

「文革」期間，「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樹立「絕對權威」，發展到了「頂峰」階段。時人除了三呼萬歲、頂禮膜拜、歌功頌德之外，不能說半個「不」字，否則即被視作異端。即若有人不小心損壞毛澤東畫像或摔爛毛澤東石膏像，也會大難臨頭，甚至遭殺身之禍，這決非危言聳聽。故此人人戰戰兢兢，謹小慎微。一般人連噤聲都來不及，而一介平民女子竟敢冒犯龍顏，驚天動地的喊出了「打倒毛澤東」，了不得啊！有這硬語盤空的五個字，足夠足夠了。須知曉，這是直奔主題的五個字啊！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這五個字勝卻千言萬語，勝卻詩文無數。

毛澤東雖然早已見了馬克思，但他陰魂不散，並沒有被「打倒」。毛澤東實乃中共的化身，又是黨國維繫其統治的圖騰，中共在毛死後的三十多年，仍然處心積慮地維護著這個精神偶像。因為打倒了毛澤東，無異於打倒中共自身。毛澤東和共產黨，是罪惡的淵藪，也是當代中國一切災難的根源，更是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最大絆腳石。要結束一黨專政，就必須「打倒毛澤東」。要「打倒毛澤東」，就得衝破中共的封鎖，從政治、文化、道德以及意識形態等層面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進行全面徹底的批判與清算。有「打倒毛澤東」這五字總綱墊底，無論是爬梳剔抉的正本清源，條分縷析的論證批駁，還是怒不可遏的控訴聲討，都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

發送這篇稿子之前，我梢事停頓，默哀三分鐘，以追思遇害於「文革」的反毛先驅王佩英。

她將激勵嚮往民主的每一個人：穿過叢生的荊棘，去認領那份歷史的責任。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