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鄧小平雖然在經濟決策上失敗並失去了在這方面的權勢，但他手握軍權，又在「六四鎮壓」問題上得到了陳雲的堅決支持，於是中共元老們聯手鎮壓了「八九民運」。但「六四」鎮壓後，鄧小平並未能一手遮天；相反，在陳雲派的「反和平演變」攻勢面前，鄧小平只能忍聲吞氣，中共的政治天平和政策天平明顯地傾斜到有利於陳雲派、不利於鄧小平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江澤民站到陳雲派這一邊，成了鄧小平的政治對手。

一、中共「山大王」集團敢「開殺誡」

世界各國共產黨政權的軍隊面對民眾的抗議遊行，會出現三種情形：一、國家的軍隊只服從政府對外用兵的命令，不對老百姓開槍。蘇共領導人以及蘇聯軍隊將領們的多數對軍隊只能用於對外這一點有基本的共識，所以1991年蘇共政變委員會發動政變時，軍方拒絕服從鎮壓民眾的命令，不願意對人民開槍。二、共產黨的軍隊服從政治局的指揮，可能對老百姓開槍，但不為黨內某派系打內戰。三、軍隊聽從某人的命令，只要此人下令，軍隊就會屠殺老百姓，也可能打內戰，1989年的解放軍就是這種狀態，這樣的軍隊與軍閥部隊的本質相同。

為什麼鄧小平及其手下的將領們與蘇共、蘇軍有那麼大的差別？因為中共元老們雖然全盤繼承了蘇聯「導師」的政治遺產，卻拋棄了蘇聯「導師」們基於俄國歷史文化傳統而維持不墜的那種對現代文明的尊重，這與中共元老們的文化特質有密切關係。在共產黨國家，執政黨領袖及其骨幹的文化素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決策和思維。

蘇共領導集團以知識分子為主，他們總體上對現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態度，雖然他們打擊思想獨立的知識分子，但始終以西方文明為參照系。而中共基本上是個農民黨，其早年政治領袖中的知識分子在歷次殘酷的黨內鬥爭中紛紛落馬，自1930年代初期開始，占據領導崗位的黨內精英集團成員大多數未接受過完整的現代教育。

由於中共的多數領導集團成員長期生活在偏僻荒涼的山區，「占山為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他們的思維其實是「山大王」式，即我的「江山」絕不容他人染指，「老子打下的地盤，豈能讓給他人？」一旦面臨來自民間的反抗，中共「山大王」們就會本能地「動殺心」、「開殺誡」，露出真面目；而「人民軍隊」也展現出「山大王」私家武裝的本色，這樣的軍隊不會對「山大王」的「開槍鎮壓」指令有任何猶豫。在這點上，中共的本質更接近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

二、中共元老聯手鎮壓「八九民運」

1988年鄧小平的「價格闖關」錯誤決策的失敗，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不滿。不久1989年春民主運動爆發。趙紫陽堅持反對鄧小平用野戰軍鎮壓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的決定，因此被迫下台，被軟禁直到去世。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之後中央政治局常委裡已沒有元老，總書記是趙紫陽。雖然中國憲法和中共黨章規定，政治局負責決策黨、國家、軍隊的事務，但真實的高層決策格局與憲法和黨章完全背道而馳。趙紫陽只是個「總經理」角色，他背後還有元老「董事會」，或者說這些元老們是一群「太上皇」。事關共產黨政權命運的重大決策，仍然由政治局之外的元老們決定，而且是背著政治局私下商議。

掌握軍隊的鄧小平是「太上皇」們的首腦之一，趙紫陽雖然名義上是軍委第一副主席，但他不敢、也不能過問任何軍隊事務。當時的軍委副祕書長劉華清曾數次與趙紫陽聯繫，準備向趙紫陽匯報軍委工作，但趙紫陽知道，軍隊事務是鄧小平的禁區，所以趙紫陽只能對劉華清的會晤請求用各種藉口婉拒。在1980年代，中共的高層決策格局實際上是槍指揮黨，政治局只是鄧小平的橡皮圖章和辦事機構，至於憲法和黨章裡明文規定的「黨指揮槍」，只是騙人的。

元老當中的兩大派首領鄧小平和陳雲對鎮壓「八九民運」意圖完全一致。1989年5月7日，鄧小平離京南下武漢，開始祕密地調兵部署北京圍城。而陳雲則於同一日提前結束在杭州的休養而返回北京，發表講話支持鄧小平的鎮壓決策；並連續找一些老幹部、老將軍談話，說服心存疑慮的人。陳雲還召集中顧委常委開會表示，現在不能後退，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並要求新聞單位公布這一消息。在鄧小平調兵期間，北京的中央政治局雖然照常上班，卻完全被架空了，「太上皇」們實際上恢復了「親政」。

三、鄧小平無懼憲法，血手屠民

鄧小平調動軍隊包圍北京之後，政治局只能順從他的要求和安排。在其他國家，如果軍隊首腦未經政府和國會的批准便採取這樣的行動，那毫無疑問屬於軍隊首腦發動政變。1989年「六四鎮壓」的背景就是如此。

鄧小平到外地祕密安排調兵事宜，對政治局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完全保密；若按照政治局內集體領導的制度和人大常委會的集體議事規則，鄧的違憲行動可能會被否決。1989年5月18日十多萬野戰軍突然包圍北京，大批軍車開上長安街，此時政治局委員們才知道，首都幾乎已被軍隊控制。當時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要求開會討論當時的形勢，但此動議被阻止。在國事訪問途中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裡趕回國，但鄧小平命令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把萬裡暫時軟禁在上海，直到萬裡表態支持鄧小平的行動，才准許萬裡回京。

軍隊包圍和控制首都的部署完成之時，政治局和國務院並未被告知如此重大的事關國運的突發事件。鄧小平只是在5月17日晚召見5個政治局常委，逼迫他們接受既成事實，趙紫陽以辭職表示抗議。然後「六四」屠殺發生了，中國民眾的政治民主化要求被軍隊用武力鎮壓撲滅了。

中共的黨章和憲法都沒授權軍委主席擅自調動大量軍隊包圍首都，實行戒嚴，開槍鎮壓；相反，倒是有憲法條文規定，戒嚴令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但在中國這個由掌軍權的人說了算的國家，民意、國會、政府、執政黨，所有這些影響現代文明國家政治決定的因素都不起作用。鄧小平決策的戒嚴和鎮壓當然是違憲的，但「太上皇」們毫不在意，因為憲法其實不過是他們的「玩具」而已。

四、「六四鎮壓」之前「太上皇」起用新「兒皇」

「六四」鎮壓之前，「太上皇」們已經集體商議過，選了江澤民來當新的「兒皇帝」。1989年5月20日江澤民應召赴京、上任辦事，這實際上也是一個違背中共黨章的安排，因為那時中央委員會並未選出這個新總書記，而原總書記趙紫陽名義上依然在位。

據《陳雲傳》一書透露，陳雲除了恨趙紫陽不肯為元老們的鎮壓決策背書，也對趙紫陽在「六四」之前的多年工作極度不滿。陳雲的不滿主要在三方面。一是所謂的趙紫陽在「經濟工作中的失誤」，這主要是指「價格闖關」的失敗，陳雲一方面為鄧小平開脫直接責任，另一方面也掩蓋了自己給鄧小平「挖坑」的卑劣行徑；其二，「長期重用一批有嚴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這是指包括筆者在內的改革智庫中一批活躍的改革推動者；三，「中央下放權力過多，削弱了國家調控經濟的能力」，這是指經濟改革動搖了計劃經濟體制，其實也是影射鄧小平支持改革的做法。

元老們選中江澤民，是鄧小平派接連失去胡趙兩人之後陳雲派得勢的結果。雖然鄧小平派和陳雲派在「六四鎮壓」上步調一致，但在經濟改革政策上卻南轅北轍。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對江澤民從一開始就不放心。據李銳回憶，老將軍蕭克告訴李銳，鄧小平召江澤民進京後，曾經特地對江澤民當面講清楚，「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鄧小平當時如此交代，其中有兩層意思非常明確：其一，趙紫陽雖然下台了，但趙紫陽推動的經濟改革不能變；其二，不要想著陳雲會支持你江澤民，你的位子穩不穩，是我來掌握的。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又找了聽命於陳雲的政治局常委李鵬和姚依林，專門打招呼說，「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11屆3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13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這番交代是警告李鵬和姚依林，不要跟著陳雲推翻鄧小平的改革路線。

鄧小平達到目的了嗎？他很快就失敗了。

五、「六四」後的高層政治博弈

「六四鎮壓」不久，東歐風雲突變，一連串共產黨政權垮了下來。江澤民隨著陳雲派的意識形態官員們，開始了「反和平演變」。他覺得，趙紫陽推動的經濟改革已經被陳雲否定了，那陳雲偏好的計劃經濟當然就是共產黨的正宗制度了，何況鄧小平的「價格闖關」失敗得很慘，造成了經濟局勢惡化；而東歐劇變表明，要防範共產黨制度從內部被動搖，就要堅持共產黨傳統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於是江澤民便開始對鄧小平陽奉陰違了。

最近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發表的鄧小平南巡三十周年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批判江澤民的文章《南方談話前後兩種力量的博弈》。此文把當年江澤民與鄧小平對著幹的不少細節揭露出來了。

其作者指出，「江澤民在鄧小平、陳雲雙頭政治之下，又有胡耀邦、趙紫陽的前車之鑑，干任何事都必然要看風向」。1989年7月1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講話時提出，中國存在著兩種改革觀，一種是社會主義改革觀，一種是資本主義改革觀，要把反和平演變堅持到底。此文指出，江澤民的這種提法實際上「將中共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挑明」了。此文明確表示，江澤民如此表態，從側面反映出鄧小平當時的處境，黨內的政治風向已經偏向保守派。

據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披露，「當時有的報刊開始批判『改革的市場取向』，認為『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批判『市場化』，說市場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內容；批判股份制，認為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形式……認為『私營經濟不可避免地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滋生剝削階級和其它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乃至為剝削階級思想上代表人物的產生提供土壤』」，進而將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改革。

六、江澤民「反和平演變」反到了鄧小平頭上

上面提到的《多維新聞》文章提到，當時中共黨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和平演變之聲甚囂塵上，反和平演變成了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任務。1991年江澤民在中共建黨70周年的講話中8次提及資產階級自由化，9次提及和平演變；江澤民還特別提出，要「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抵禦和平演變鬥爭的實踐中考察和培養幹部」。

江澤民在前台唱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和平演變」，深合坐在後台的陳雲之心，同時重重地打擊了鄧小平。經濟改革無非就是推進市場化，江澤民既然把市場化批評成「資產階級自由化」，就等於是把鄧小平支持的改革抽空了，甚至從意識形態上否定了。

鄧小平當然很清楚，在經濟決策的天平上，經濟改革政策已經變成了批判對象；而在政治天平上，沿著這條「反和平演變」的路走下去，陳雲派從政治上推翻他的改革路線，實際上是早晚一天的事。《多維新聞》的這篇文章特地提到，鄧小平很著急，「六四以後鄧小平在家裡不說話，整天生悶氣，戒了幾年的煙又一支一支地抽上了。卓琳勸他不要抽菸，他吼了起來，『我連抽菸的自由也沒有啊！』」

鄧小平曾試圖反擊，1991年中國新年他到上海過年，對陳雲的計劃經濟不點名地批評。1991年3月上海《解放日報》以「皇甫平」為筆名發了3篇評論，轉述鄧小平的談話內容。但鄧的發言在北京沉入了深水，中央各報態度冷淡，有的報刊甚至還組織了對鄧小平言論的批判。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記述，當時鄧小平對北京保守的經濟政策十分不快，「可他對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說了算」，也無法在《人民日報》上發布自己的觀點。

中共官媒披露了如今已失勢的江澤民的當年作為，順便也暴露了鄧小平當年的窘境。倘若陳雲派繼續得勢，鄧小平最終被批判，在劫難逃。那鄧小平是如何時來運轉的？請看筆者的下一篇文章。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