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放棄信仰是不夠的﹐你還得出賣朋友，為了生存，必須把自己的靈魂完全出賣給中共。」萊昂‧李說談新片《沉默呼聲》。

今天，我們邀請來的嘉賓是獲得皮博迪（Peabody）獎的電影製片人萊昂‧李（Leon Lee，中文名：李雲翔），他的新故事片《沉默呼聲》（Unsilenced），講述了一群學生冒著生命危險揭露中共殘酷迫害的故事。

李雲翔說：「全國上下都被動員起來鎮壓法輪功。」就像大多數批評中共政權的事情一樣，各種力量都在試圖使這部電影消失。

李雲翔說：「幾位資深劇組成員甚至在簽署了協議備忘錄後，還是選擇退出，有時只在開拍前幾天。」他談到中共如何操縱西方對中國的敘述。

楊傑凱：萊昂‧李，很高興你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萊昂‧李：謝謝邀請。

揭露發生在中國的最大人權暴行

楊傑凱：萊昂，我最近剛看了你的新影片《沉默呼聲》。首先說說片名——「沉默呼聲」，這不僅是故事發生地的中國人、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這個話題，在審查制度、壓制言論之下，如何能夠在公共場合表達自己的觀點。請告訴我們，電影《沉默呼聲》講的是什麽？

李：《沉默呼聲》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了一名美國記者和一群在中國的無辜學生，如何聯手揭露發生在中國的最大的人權暴行之一。

楊傑凱：我不記得上一次看到有一部好萊塢的電影，以無論何種方式批評中共政權，是什麽時候了。

李：嗯，上一次大概是在1997年，當時好萊塢出了三部電影，對中共政權進行了不痛不癢的批評，談到了西藏的人權問題，諸如此類吧。

但在那之後，好萊塢似乎被好好地上了一課，為了進入中國市場——我想，去年中國的票房收入已經正式超過美國，全年總票房世界第一——他們再也不能拍出能揭示中國真相的影片。不僅如此，我相信，為了進入市場，（好萊塢）有主動討好北京審查人員的趨勢。

楊傑凱：你的電影真的讓我思考了很多，不僅僅是關於中國，而是關於整個世界，以及，坦率地說，英雄是如何在不太可能的情況下造就的。請談談你是怎麽發掘這些故事的。

李：在拍攝上一部紀錄片時，我有機會在美國見到了影片的主人公王博宇的原型（王為宇）。他在監獄服刑八年後剛剛逃離中國，而他所有的「罪行」基本上都是通過非常和平的方式揭露迫害。他曾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的清華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當然，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但隨後在1999年，中國政府開始鎮壓法輪功，他當時已經修煉了一段時間，於是一夜之間，他從一個名牌大學的天之驕子變成了國家的敵人。

他被大學開除，但他並未就此放棄，他和朋友們發起了這場底層運動，以傳播真相，反擊國家宣傳。這個故事是基於他自己的經歷，以及其他法輪功學員和西方記者的經歷。

楊傑凱：首先，我想談一談王，王在片中有一位教授導師，我很喜歡影片中的這個角色。這位教授對鎮壓感到不安，他曾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中失去了兒子，他看出了在發生的事情是怎麽樣的，擔心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他的弟子身上。

李：正是如此，就像整整一代中國人一樣，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夢想、他們的勇氣被1989年的那場大屠殺粉碎了，許多人徹底失去了希望。對他們來說，能夠生存下去，就是他們的首要任務，不再追求任何理想。而王的教授，正如你提到的，在1989年失去了兒子。

對於王，教授視他為自己的第二個兒子，他的人生經驗告訴他，不要與黨作對，這是你最不想做的一件事。他儘最大努力說服王放棄，背棄其信仰。但是，王當然相信自己的信仰是對的，政府關於法輪功的一切說辭都是假的，都是徹頭徹尾的宣傳，他相信重要的是講出真相。所以，教授和王博宇之間有一些耐人尋味的互動。

楊傑凱：萊昂，我不得不在此插上幾句。我看過你的第一部電影是《活摘》（Human Harvest），這是你的早期電影之一，談論了一個禁忌問題，這是對中國整個為獲取器官而謀殺活人的行業的大曝光之一。我知道你在拍攝和發行該部影片時經歷了很多困難，並最終為此贏得了皮博迪獎。鑒於我們要談論的是如何不被消聲（的《沉默呼聲》），要談論的是這類重要話題，請跟我談談電影《活摘》。

李：好的。《活摘》是一部揭露中國非法器官交易的影片。事實證明，中共政權從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維吾爾人、藏人和持不同政見者身上活摘重要器官，當然，是為了給中國蓬勃發展的移植產業提供供體。

一開始，大多數器官接受者是富有的西方病人，（該暴行）曝光後，他們轉向本國國內市場。現在這些器官的接受者主要是（中國）國內的病人。許多組織一直致力於這一問題，試圖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其停止使用死囚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的器官，儘管中共做出了承諾，但不幸的是，這種做法並未真正停止。

楊傑凱：嘗試拍攝這樣題裁的一部電影，你知道（中共）沒有任何官方機構會承認做過這樣的事情，請談一談這方面的情況。

以中國的人權問題為中心 拍片有多難

李：我的大部分電影是以中國的人權問題為中心，部分原因是沒有人拍。我完全知道這有多難，但直到我真正開始拍攝這些電影時，我才知道有多難。

以我們最近完成的《沉默呼聲》為例。我記得在第一次製片會議上，我告訴核心團隊：「伙計們，我們要拍一部關於中國的電影，但有兩件事你們要知道。第一，我們不能用中國籍的演員。第二，我們不能在中國取景。所以，但願我們好運。」

而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基本的困難。當然，然後我們確實遇到了這些挑戰，當我們決定在台灣拍攝這部電影時，幾位資深劇組成員，甚至在簽署了協議備忘錄後，還是選擇退出，有時只在開拍前幾天。

有一次，一位演員的壓力很大，因為他的家人和台灣電影界的重量級人物，都一起向他施壓，讓他退出，告訴他（跟我們拍片）是自殺行為，就是不能拍這樣的電影。還有一次，我在片中有幾個角色需要西方演員扮演，他們在台灣生活，甚至他們也退縮了，因為他們還想要在台灣參與中國大陸製作的影片。

在場地方面，也是如此。最初，我認為台灣講民主，這部電影是關於中國的。我們不能在中國拍，但我們可以在台灣拍，這實際上向世界表明了，台灣是民主的，向世界表明了我們為什麽要保衛台灣。但是很多台灣人害怕，不允許我們使用他們的場地。

有一次，我想那是在（中共政法委）楊書記（註：片中主要反派）的辦公室，我們開始裝飾布景。該場地的主人一看到中國國旗，就嚇壞了，她說：「不，你們不能在這裡拍電影，你們必須去別的地方。」

然後我們說：「我們打算第二天拍這個場景，沒辦法在一夜之間找到另一個場地。」她說：「我不管，你們不能在這裡拍。」所以很多時候，在漫長的一天拍攝後，比如12、13個小時，核心團隊不得不去尋找另一個第二天的拍攝場地。拍片完成後，我意識到在兩個月的拍攝中，我們的主要創作團隊只休息了一天。

中宣部完全控制中國媒體 法輪功講真相受監視

中宣部的唯一目標是完全控制中國的媒體，數千份報紙、數百家電視網。

這些媒體收到來自宣傳部門的一達一達的指令，包括報導什麽、用什麽詞、審查什麽文章。成百上千的網警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上監控，順便說一下，互聯網被長城防火牆完全屏蔽，中國人與外界隔絕，根本無法訪問YouTube、谷歌、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想像對中國公民來說，要想說出與黨的論調不同的話有多難，這就是為什麽法輪功學員採用各種方式（講真相）。例如，他們會挨家挨戶派送傳單、放氣球散發傳單、有時他們會給人們發DVD。有些情況下，他們使用帶計時器的揚聲器，他們在公共場所懸掛揚聲器，甚至有時在監獄、拘留所附近，使用定時器能讓他們在廣播開始前躲開。

採用各種方式，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但真正讓我驚訝的是，儘管受到暴力鎮壓，法輪功學員在他們的抗爭中從未使用過暴力，他們以和平的方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法輪功學員的努力也許是過去20年中最大的非暴力運動。

楊傑凱：我還要說，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以難以置信的創新方式傳播信息，我認為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底層和平行動。

李：是這樣的。而中共當局認識到這場非暴力運動的有效性，他們也採取了極端措施。我給你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在人們可以購買打印紙的供應品商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共派便衣在那裡試圖找出誰來買打印紙、買墨盒，有時紙張上也會留有標記，這樣他們就可以追蹤，查出誰在買這些東西。

另一個例子，順便說一下，這是我們在影片中展示的一幕，李去買紙，而老闆居然向警察舉報了她。還有個例子是，公安們在警車上安裝了特殊裝置，他們會穿過不同的社區，試圖檢測出誰的打印機在運轉，並根據運轉時間的長短，他們會推測出：「也許這是印製那些傳單的地下資料點。」

對外國記者來說 應對干擾和審查是家常便飯

楊傑凱：那麽。談談記者這個角色，這位西方記者在10年前報導了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剛剛重新獲得了中共的（採訪）允許，他正在東看西查，試圖弄清楚發生了什麽。

他給編輯打電話，編輯說：「哇，哇，哇，你想報導什麽啊？聽著，讓我們報導一些友好的事情。」這聽起來像是當今一個常見的主題，但這也是當時發生的事情嗎？

李：是的。中共有各種方式來審查、控制或影響在華的外國記者，這一點已經被「無國界記者」等組織詳細記錄在案。在影片《沉默呼聲》中，我們的記者是一個綜合而成的人物，我確實採訪了許多駐華記者，把他們的一些經歷融入到這個角色中。

對許多記者來說，應對干擾和審查是家常便飯。有時，他們只能拿到三個月或六個月的簽證，取決於他們在這段時間內寫的文章，他們的簽證可能得到延期，也可能得不到。

對一些記者來說，這可能沒什麽問題，他們可以回到美國，被分配到其它地區，這沒關係。但對有些記者來說，中國問題是他們的專長，他們從大學開始就學習中文，這是他們的工作。對於中國問題專家、學術界的學者或記者來說，如果他們失去了進入中國的機會，他們就會失去接觸一切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麽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能夠報導真相是一場持續的鬥爭。

楊傑凱：這讓我想起了最近對阿什利‧倫斯伯格（Ashley Rensburg）的採訪，她談到了《紐約時報》過去的各種報導。一個例子是《紐約時報》駐蘇聯的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1930年代初，約瑟夫‧斯大林的政策在烏克蘭引發大規模饑荒，杜蘭蒂卻報導那裡的一切都很好，還因此獲得了普利策獎。

倫斯伯格對此做了研究，發現《紐約時報》和蘇聯達成了某種協議，他們為蘇共做正面報導，只是為了獲准進入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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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