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1月06日訊】「我們在舊金山看到有開放性傷口、開放性潰瘍的人，他們病得很重，顯然即將死於吸毒過量。所以流行的理念是，我們應該乾脆幫助人們保持重度上癮，但是要以一種稍微安全的方式。我覺得這種想法令人反感、相當冷酷。許多人需要干預。」

謝倫伯格談到，美國無家可歸流行病的根源以及為什麼「無家可歸 」一詞具有誤導性。

今天，我採訪了邁克爾‧謝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他著有《舊金「疝」：進步派為什麼毀滅城市》（San Fransicko: Why Progressives Ruin Cities）和《永遠沒有天啟：為什麼環境危言聳聽會傷害我們所有人》（Apocalypse Never: Why Environmental Alarmism Hurts Us All）。

謝倫伯格說：「我們實際上是以現金福利、住房和其它服務的形式付錢給人們，讓他們住在街上的帳篷裡、吸毒、隨地大小便，並從事犯罪。」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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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傑凱：邁克爾‧謝倫伯格，歡迎你再次做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謝倫伯格：謝謝你的邀請，我感到非常榮幸。

楊傑凱：在我們開始之前，我必須說一下，你一年前寫的書《永遠沒有天啟》（Apocalypse Never），這本書對我理解氣候變化的實際情況非常重要。它試圖在這些種武器化的信息中找到一條通路。所以我想為這本書喝彩。

因吸毒過量死亡人數逐年暴增

今天，我們來談談（你的新書）《舊金「疝」》（San Fransicko）。這是你長期以來一直在研究的——心理健康問題和無家可歸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的交集。請給我們一個綱要。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

謝倫伯格：好的，正如你所提到的，在過去的20年裡，我一直從事環境方面的工作，非常關注環境問題。但在上世紀90年代末，我首先對毒品合法化、減少危害和住房等問題做了一些研究。

我為喬治·索羅斯支持的一些組織工作過，包括他的主要基金會——開放社會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註：2010年更名為「開放社會基金會」）。當我在2000年前後停止從事這項工作時，我的理解是：我們是在提倡戒毒治療，把戒毒康復作為（送癮君子進）監獄的替代方案。

2017年前後，每年因吸毒過量死亡的人數從2000年的1.7萬人上升至7.3萬人，我記得當時我在想，哪裡出了嚴重的問題了。我開始更多地關注這個問題。

去年，我們有9.3萬人死於非法藥物、過量用藥和中毒。我知道我需要回頭再次對它進行研究。我的那本關於環境的書《永遠沒有天啟》是對我所犯錯誤、以及為什麼我改變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的反思。我想在《舊金「疝」》中做同樣的反思。

不是無家可歸問題 而是濫用毒品問題

楊傑凱：首先，近來我們很少聽到人們改變看法，或（承認）在犯錯或犯過錯。那麽，你的《舊金「疝」》探討的一件事就是無家可歸的問題。（你認為，）這是一個誤稱。這不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問題，而是一個濫用毒品的問題，但不知何故，這些問題被混為一談了。

謝倫伯格：你說得對，「無家可歸」這個詞是一個宣傳性的詞。它已經存在了幾十年，它其實是20世紀80年代，被進步的激進分子用來要求提供更多補貼住房的。

他們利用那些在街上吸毒成癮或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作為要求增加住房的理由。他們使用「無家可歸」這個詞的部分原因在於它在暗示：潛在的問題是缺乏住房、租金昂貴，或者貧窮。而事實並非如此。

這很耐人尋味。我試著回顧一下我是如何思考這些問題的。我在1990年代住在舊金山的時候，圍繞「無家可歸」的話題總是有很多政治活動。但是很多活動我都不太贊成，因為它們似乎是在為那些沉迷於毒品、流落街頭、從事犯罪活動的人進行辯護。

無論是對參與這些活動的人，還是對城市裡的其他居民來說，那麽做似乎都不對。在不同的時刻，人們會……順便說一下，這不是我對這個詞的理解。使用「無家可歸」這個詞的倡導者們明確表示他們正在利用這個詞。

問題在於，他們把不該合併的人合併在一起了。因此，流浪街頭的陷入最大麻煩的兩個群體，一種是患有未經治療的精神疾病的人，另一種是患有毒癮的人。有時他們是同一個人，有時他們是不同的人。

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住在街上，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對海洛因或冰毒上癮，他們已經變得無親無故——疏遠了朋友和家人，部分原因是他們從朋友和家人那裡偷了錢或從他們那裡借了錢，卻沒有償還，被趕出了家門。

把這些人與，比如說，逃離丈夫虐待的（孩子）母親混為一談，是不負責任的。有些人確實經歷了艱難的時期，他們需要一些經濟上的幫助。我們在幫助這些人方面做得很好。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與那些海洛因和冰毒成癮者所需要的東西不一樣。

擺脫困境方法：為自己處境承擔責任

楊傑凱：好像有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判定，你在書中對此作了詳細說明。這真的很有意思，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這種狀態下的人不必為他們的狀態負責，因為這種狀態被視為了一種疾病。但是矛盾在於，他們擺脫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為自己的處境承擔一些責任，而不是讓別人承擔責任。這是一個有趣的區別。

謝倫伯格：是的，說得對。在某種程度上，舊金山以其他人不再治療艾滋病人的時候治療艾滋病人而聞名。所以這（種做法）真的來自同情心的傳統。舊金山（San Francisco）以聖人弗朗西斯的名字命名，他是窮人和病人的聖人。所以，帶著同情心去領導是我們身分的重要組成部分。

問題是大多數人都對吸毒成癮，甚至對酒精和大麻——這些不被認為是強效毒品——上癮的人都略知一二。但是上癮的人通常確實需要干預。150年來的阿片類藥物濫用，已經使得這一點得到了充分理解。有個電視真人秀就叫「干預」（Intervention，又譯為「勒戒」）。

我們中的許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數人，都有一個家人或朋友，他們在某個時候遭受了成癮的痛苦，並從干預中受益，或者沒有得到干預而需要干預。我有兩個孩時的朋友都死於與吸毒有關的併發症。我的另一個朋友還在與毒癮作鬥爭。

你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那些自稱富有同情心的人會讓那些吸毒成癮或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流落街頭？進步人士的基本觀點是：這個制度不好，我們的民主資本主義制度不好，它創造了受害者。進步人士只關注那些明顯是該制度受害者的人。

在《舊金「疝」》中，我還描述了進步人士對犯罪，尤其是對凶殺案的反應的看似矛盾的本質。你在查看這些數據時會注意到，被其他平民殺死的非裔美國人是被警察殺死的30倍。

然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警察殺人事件上。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進步人士對那些被體制的代表殺害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被警察殺害的人，非常痴迷。因此，至於那些對毒品上癮或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來説，他們本身並不會被視為制度的受害者。

所以，他們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或常規護理。事實上，維持暴力和吸毒成癮長期存在的人是舊金山的毒販子。毒品交易由洪都拉斯人控制，他們自己被看作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可這不是真的。

但是這種受害者意識形態——認為一旦把人們歸入受害者的範疇，就應該給予他們一切，而不需要他們做什麼，現在這確實是進步派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也是舊金山灣區所有政治領袖的主導意識形態。

但進步人士認為：自我救助是在指責受害者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時，我正在看維克多·弗蘭克爾的舊視頻。觀看了五分鐘我就發現自己感到快樂，充滿力量，興奮。維克多·弗蘭克爾在20世紀60年代的自由派和進步派中非常受歡迎，這讓我感到震驚。

然而在同一時期，同一哲學，當它成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說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態度，人們需要有一個好的心態，他們需要自力更生，他們需要有彈性，激進左派就認為這是在責怪受害者。

這是1970年出版的一本非常有名的書的名字。我認為這真的是一種傷害，是對語言的操縱，它在暗示一些人，由於他們的身分、種族身分，或者他們的經歷，因此本質上就是受害者。

如果你是非裔美國人，這就是非常侮辱性和種族歧視的，其理念是，由於你的種族，那麼你就一定是受害者。或者如果你遭受過虐待，或創傷，或其它痛苦，由於那個創傷，你就是受害者。這是第一個壞理念。

第二個壞理念是不應該對受害者抱有任何期望。但是這是荒謬的，因為如果你想勇敢地活著，想成為英雄，你就必須戰勝你的被傷害、被壓迫的心態。所以我想去寫《舊金「疝」》的部分原因就是想展現那一時刻。

進步人士到底錯在哪裡？一方面，他們在私人生活中接受這種自我救助的勵志信息，但是在政治領域，他們完全反對這種理念，認為自我救助是在指責受害者。

楊傑凱：那一時刻是在1970年嗎？（認為要求自我救助是）指責受害者（的理念）出現了嗎？請為我們追溯一下。這太有意思了。

謝倫伯格：是的。我認為，有些理念，你追溯它們，會發現它們出現的時間總是比你發現的要更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64年我們通過了這部非常全面、進步的《民權法案》，宣布立即禁止種族歧視。

約翰遜總統的顧問是帕特里克·莫伊尼漢（Patrick Moynihan），是位民主黨人，後來成為紐約州參議員。莫伊尼漢說，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看到，在非裔美國人社區中，離婚率和對家庭幻滅的比例很高。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就像現在一樣。莫伊尼漢發表了一篇關於黑人家庭和那裡面臨的一些挑戰的重要報告。

弗洛伊德死亡遭抗議後 人們陷入道德恐慌

去年，我認為，在喬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以及發生抗議之後，我們陷入了非常嚴重的道德恐慌。這導致了一種情況：任何提出某種相互責任，或者個人責任的人，都被視為是在繼續壓迫。他們的聲音被喊聲淹沒。於是我們看到了許多可怕的政策，包括削減警力，不要求人們遵守城市生活的基本法律。

楊傑凱：在洛杉磯的貧民區和舊金山的田德隆區（Tenderloin，註：舊金山最糟的社區，骯髒的條件、無家可歸、犯罪、非法毒品貿易、賣淫、和脫衣舞俱樂部給該社區帶來糟糕的名聲）發生了什麼？我記得我住在舊金山的時候，開車經過田德隆，那是10年前的事了。開車過去已經很危險了。你可能會傷害到人。街上有許多人在遊蕩，很明顯，他們的樣子很糟糕。

我知道情況只會變得更糟，但這是那些試圖幫助這些人的人方法錯誤導致的直接結果，同時也有警察的問題。你說理想的情況是，倡導者和警察一起工作，但是現在情況並非如此。

謝倫伯格：是的，你說得對。我們所說的「無家可歸者營地」只是一種委婉說法。這是一個宣傳詞彙，目的是讓你認為它是與事實不同的東西。其目的是說，「哦，這些人在互相幫助，他們在露營。」歐洲研究人員，受挪威政府委託，進行了一項重要的研究。

他們把這些描述為公開的吸毒現場，人們生活在露天的毒品市場裡，買家和賣家在那裡見面，也住在那裡，因為他們上癮嚴重。

你一旦對阿片類藥物上癮，無論是藥丸、海洛因還是芬太尼，上癮嚴重，你通常需要每四個小時服用一次阿片類藥物，除非在晚上，你可能會睡很長時間。你睡著的時候就不用嗑，但是你一醒來就需要吃藥。這就是那些營地的樣子。那是公開的吸毒現場。

在歐洲，他們起初嘗試給人們美沙酮，就像我們在加州所做的那樣，那是海洛因的替代品。給人們提供乾淨的針頭，鼓勵他們去接受藥物治療。這並不奏效。人們會說，「不，我就待在這骯髒的地方吸毒吧」，因為他們患有某種精神疾病，就是吸毒成癮。

終於，在阿姆斯特丹、里斯本、法蘭克福、維也納、蘇黎世等城市的市民，都與警察和社會工作者一起採取行動，要求人們，「不許在公共場所露營，不許在公共場合吸毒。不許在公共場合大便。你可以到收容所來。我們可以為你提供藥物治療。不然你就去坐牢。這是你的兩個選擇。」

我想這就是我們在21世紀初做過的事情。可是，我們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做出了一些法庭判決，改變了公眾的態度，以至於現在的情況是，「嘿，如果你做那些事情，那我們不管，因為我們認為你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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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