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1月05日訊】你突然失去了陽光，失去了空間，失去了任何人際交流，就在一個三平方米的地下室裡面，只有一盞燈陪著你。我認真看了幾十遍甚至上百遍通過絕殺鬥爭換來的《毛澤東選集》，在學習和痛苦的思考中間，從根本的理論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思想產生了懷疑。

我的家庭用美國的標準來說呢，就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在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在南京路上有一個很小的舊貨店。他本人並不擁有資產，是替投資的那些人管理這個店，就是一個管理人員，或者說是一個經理。但是在中國大陸就麻煩了。你雖然不是「黑五類」一類的打擊對象，但是文化大革命劃了「黑七類」，資本家及其代理人也劃在裡面。那就說你的出身至少是灰色的，或者說是有點黑了。

這個家庭本身應該說是擁護共產黨的，這一點從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來。我這個「毅」字是怎麼來的呢？49年5月上海被中共佔領以後，第一任市長是陳毅。據說在我出生前，陳毅到南京路去巡視，我父親遠遠地看了看這個共產黨的市長，覺得很不錯，很帥，也有儒將風度，回來以後，就把我的名字定了。我是永字輩，就叫宋永毅。

講述人：宋永毅 文革史學者

宋永毅，1949年生於上海，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榮休教授，以研究文化大革命和共產中國的政治運動史著稱，代表作包括《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和《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

作為名副其實的「新中國同齡人」，宋永毅從小在共產黨的教育下長大，相信「新中國救了勞苦大眾」、「毛澤東是我們的救星」。品學兼優的他是學校裡的少先隊大隊主席，考上了當地最好的上海中學。但很快，當局開始強調家庭出身、階級路線、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山雨欲來。

在高幹子弟雲集的上海中學，「灰黑色」出身的（早逝的父親被劃為「資方代理人」），宋永毅成了班上高幹子弟用「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血統論迫害的對象。但是即便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積極參加運動，是毛澤東的忠實擁護者。他日後回憶說，那真是一段「求做奴隸而不得」的歲月。因為出身不好，你就是想做黨的奴隸，人家還不讓你做呢。

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有了反叛的思想，又是在什麼時候成為一個以共產黨眼中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呢？宋永毅說，應該是在文革期間隔離審查的五年半中。在那段失去陽光、失去自由、只有一盞孤燈陪伴的日子裡，他認認真真地看了近百遍《毛澤東選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經過痛苦的思考，對馬克思主義，對毛的思想體系產生了懷疑。說來諷刺，共產黨的監獄、毛澤東的著作本來是要把他改造成新人，而他卻因此成為一名堅定的「反革命」。

我父親在我5歲時候就因為中風過世了。後來我的家庭就像魯迅小說裡所寫的，「從小康人家陷入困頓」。即便是這樣一個中間的家庭，即便你是擁護共產黨的，家庭出身在我的升學、學習過程中都給我造成極大的困惑和壓力。

【編註：1963年宋永毅考入高幹子弟雲集的上海中學。儘管學習成績優異，但因為並非紅色家庭出身，他不能加入屬於體制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更當不了團幹部。儘管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積極投身運動，誠心誠意地跟著毛澤東走。】

毛澤東發動文革，那些高幹子弟、「紅五類」是他最要依靠的，是革命接班人嘛。那時候已經很講階級路線了，班上的高幹子弟就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我的家就被抄了，他們想抄出我的反動日記。實際上那個時候我的思想革命得很。看我的日記啊，覺得比雷鋒還要雷鋒。因為學習雷鋒嘛，總是寫那些豪言壯語，根本不是心裡話。那段時間，應當說我參加運動還是很賣力的，說是毛澤東狂熱的支持者一點不為過。

什麼時候我對這個制度，對這個運動本身產生懷疑呢？大概是1967年的暑假左右，那時候學生都不上課了，但我們仍然每天到班上去，大家聚在一起學習，也有一些討論。當然討論也是很謹慎的，因為那個時候「公安六條」規定，你有任何言論都可以把你抓起來。那個時候圖書館關閉了，我們就去偷書。我們那派中間也有不少高幹子弟。他們的父親受了衝擊以後對家裡面那些內部書的管轄就鬆了。他們就可以比較自由地從他們父母的書櫃中把這些是帶出來——「黃皮書」主要是西方文學的；「灰皮書」主要是西方政治的。

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國的興亡》。我看到毛澤東在文革中間所做的完全就是希特勒那一套，比如說希特勒有一個衝鋒隊，完全是依靠衝鋒隊打開局面。它那個啤酒館政變，好多也是年輕人，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了。到68年毛澤東把紅衛兵拋掉，用工宣隊、軍宣隊把紅衛兵整下去，就像希特勒最後依靠黨衛軍那樣。這個民粹主義的對照對我的衝擊非常之大。

【編註：文革期間，宋永毅兩次參加反對文革派的「炮打張春橋」事件，期間和朋友在讀書小組聚會時的談話遭人舉報，被說成是反動言論。1970年，在中共發動的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一打」指的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三反」分別為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宋永毅被送進封閉學習班、後來又被抓捕，隔離審查。從1971年到1976年的五年半裡，他的全部世界就是一間三平方米的地下室。】

上海市有過兩次「炮打張春橋」的事件，因為張春橋是當時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同時他又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當然是毛澤東的親信，後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炮打張春橋」的起因呢，講起來很好笑，並不是張春橋是極左，青少年炮打他是反極左。青少年炮打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比他還要左。所以這個運動的發生是陰差陽錯，但是人們總是在自己受迫害的期間開始思考，開始去想。

文革中的隔離審查，那個是非常絕望的。你想想看，你突然失去了陽光，你突然失去了空間，你突然失去了任何人際交流。你就在一個三平方米的地下室裡面，只有一盞燈陪著你。我在裡面也想過自殺，但是沒辦法，那個燈泡不是220伏的，是一個交流電的，電不死。在裡面什麼書報都不能看。我還是通過我的絕食鬥爭，我說：「我要學習馬列主義，我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後來他才給了我《毛選四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幾本列寧的著作。這大概就是我這五年半間看得最多的東西了。我是認真看了幾十遍甚至上百遍，在自己學習和痛苦的思考中間，從根本的理論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思想產生了懷疑。

你比如，我們以前一直說是中共擔任了抗日戰場的主力，國民黨的軍隊不是主力。你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你就可以看到毛澤東所有關於軍事的指示，避免正面和日軍交戰，然後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從國民黨手裡搶政權，你就發現中共根本就沒有抗日。這個抗日戰爭，它完全就是擴大政權、擴大軍隊，以便打內戰中能夠奪取政權。

我坐牢五年半，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系統地學習了毛澤東思想。我還做了不少筆記，用廁所裡面的手紙編了一本詞典。然後呢，學出一個「反革命」。實際上不是我成了「反革命」，我是真的革命。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實際上要搞的是反革命。

【編註：文革結束後，宋永毅獲得平反，考上大學，1989年赴美留學。此後，他潛心研究文化大革命和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1999年在返回中國為籌建中的「文革資料庫」收集資料時，當局以「非法獲取國家機密」為名將他逮捕。100多名西方學者寫信聲援，美國官方也參與斡旋。半年後，宋永毅終於平安回到美國。】

我的經歷呢也是蠻有趣的，兩次坐監獄都是因為文革，第一次那個五年半非常絕望。1999年到2000年被關到那半年，我好像冥冥之中有個感覺，覺得我會被放出去。那次坐牢應該說我沒受到任何虐待，那些看管我的國家安全人員後來都成了我的學生。

北京國家安全局的這些年輕人，他們對文革的興趣非常大，但是缺乏瞭解。他們覺得我對文革瞭解很多，所以晚上吃完飯以後，他們就聚著跟我說：「宋老師，你就給我們講講文革吧。」我就從毛澤東發動文革開始，一直講到林彪事件，講到粉碎四人幫。每天晚上聚一大堆人來聽我講這個課。

毛澤東是以政治運動治國。他的政治運動從來沒有停止過。我給他統計了一下，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大概有50到60次。我自己做過一個統計，絕對不是精確的統計，因為很多材料都是不公開的。我得出的結論是，從土地改革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因為中共的暴政，造成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大概是5000萬左右。

但是呢，老百姓總是對共產黨抱有希望。你像58年到62年的大飢荒，那是死了3000萬到4000萬人啊！但是後來毛澤東做了一個不像樣的檢討。他又把矛頭指向了那些基層農村幹部。搞了「四清」，發動農民去搞那些幹部，把氣給消了。沒多久他又搞文革了。

政治運動的重複性和民眾對它認識的循環，這是我這些年研究下來非常深刻的體悟。現在習近平，他又重複毛澤東的那些東西，舉個例子，毛澤東搞公私合營，他一下子就把民族資產階級的產業全部給掠奪過去了。最近習近平搞的對那些民營企業的掠奪，講來講去還是毛澤東那些東西。只要你在中國共產黨的框架內搞這些專制，你都逃不過毛澤東原來那些東西。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