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明社會的最基本原則，就是社會的法律制度是清晰的，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都是有清楚指引的，不會廿多年來都可以做的事，突然間就被指構成嚴重犯法，然後相關人士就全部被拉被鎖，而且未審先坐監，這才是香港市民原本所認知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

然而這一切，在這兩年都完全變了樣。可謂全港頭幾位最受歡迎、營運多年的傳媒，突然變成「不是傳媒」。然後由一間又一間「不是傳媒」，到無法理解究竟什麼是犯法，什麼是合法，包括連法律界人士都無法用常識去解答，連「建制中人」也不斷自打嘴巴（如葉劉般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而相關高官除了憑空認為這犯法與否的界定是「十分清楚」，卻也無法嚴格定義什麼是合法，什麼是不合法。因此結果就是，一間又一間的香港傳媒，因為怕違法而倒閉，而其讀者，當然會問自己，這個地方，還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嗎？這還是一個讓人繼續安居樂業的地方嗎？

當特區政府已經掌握了一切，把九十席的立法會議席全部拿到手中，令以往頭號眼中釘的傳媒倒閉後，從政治學的基本原則來說，理應是要「回復穩定」，即盡量維持以往的生活正常。從目前香港的局面、從創歷史新低的30.2%的立法會投票率，政府應該清楚見到，市民如何在在今次的選舉不願投票，顯示政權的認受性備受質疑。因此當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升市民的信心，令人以為「一切如常」。

可是投票結束不久，就接二連三見到著名的傳媒倒閉，而且這些傳媒，都與政府於2020年所聲稱《國安法》目標的「港獨」無關。難道是政府眼見市民稍為淡忘了早前的苦澀，難得擁有少少節日氣氛的時候，政府又要再繼續「政治工程」，以為可以令大多數市民「接受現實」？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其角色是要連接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發達國家；可是當發達國家接二連三都質疑今日香港的施政，譴責特區政府的所作所為時，除了把這些國家全部都當成是敵人、除了反駁與指控所有最重要的生意夥伴，全部都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還有可以做的事情嗎？還是以後不要和所謂美英加澳紐的「五眼」，或者歐洲各國做生意，改為專注與巴基斯坦、朝鮮與阿富汗做生意好了？所謂「國際金融中心」，要改為「第三國際金融中心」了嗎？

最近連親中陣營的「自己人」，都忍不住不斷有人出說，不要「做過頭」。

看黨報如《大公報》對立場新聞的指控之一，是「迎合外國金主吸金，觸發恐慌性移民潮」；現實究竟是什麼人，才能觸發「恐慌性移民潮」？目前「移民潮」仍未見頂，原因只是疫症至今未結束；然而當疫症最終必然會結束的時候，政府到時又打算用什麼方法，來挽留市民？

一邊不斷用黨媒「報導」外國如何差，一邊擔心市民「恐慌性移民」，一邊繼續增加新的政治審判，令更多傳媒結束，令市民人人自危，豈不是不斷自相矛盾嗎？政府本身又做了什麼，去挽回這些傳媒的信心呢？還是認為，非官方、非「自己人」的傳媒愈少愈好呢？繼續掩耳盜鈴，自圓其說制度「完善」了，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自己什麼都不需要改善嗎？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自由亞洲／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