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1月30日訊】今年6月，在維吉尼亞州勞登縣（Loudoun County）的一個學區會議開過之後，一段視頻在網絡上流傳開來。第二天福克斯電視台著名主持人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採訪了其中的一位家長，於是就有了一條爆炸性的訪談視頻。

目前這個節目在Youtube上已經有近70萬人觀看，六千多人評論，很多人被這位家長的勇氣所感動甚至於哭泣，人們呼籲要給這位家長頒發獎章。

這個一夜之間從默默無聞的家庭主婦變成全國性公眾人物的人是一位名叫弗利特（Xi Van Fleet）的華裔家長，中國人稱她為「西姐」（應受訪者保護隱私要求，以下文中均用此稱呼）。她說的那句話——「自由是脆弱的，如果我們不保衛她，就可能隨時會失去她」也成了人們推崇的至理名言。

*「怎麼辦？我豁出去了」

西姐在學區會議上的發言並不長，她作為家長，對維州學校中給學生所謂的「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 CRT）的教育表示反對。「批判種族理論」是目前美國學校中流行的一個教材，主張通過種族鬥爭的視角來批判社會問題，並認為種族主義是西方社會的基礎價值觀。西姐則警告說，這是「美國版的文革」。

「你們正在教我們的孩子成為『社會正義』的戰士，憎恨我們的國家和歷史」，她在勞登縣學區委員會的會上是這麼說的，「對我這個在中國長大的人，這一切聽起來很熟悉。共產主義國家使用相同的批判理論分裂人民，唯一的區別是（文革）用『階級』代替『種族』。這確實是美國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

這一番在中國人看來顯而易見的話，在批判種族理論正在興起的美國社會上卻如石破天驚般引起震動，這段發言的視頻在網絡上不脛而走。

西姐告訴美國人：「CRT起源於馬克思主義文化，它不應該在我們的學校中占有一席之地。」

西姐在發言時戴了一個大口罩，她的語氣快速、篤定且不容置疑，結束了幾句話的簡短發言後，她就轉身離開會場，回家照常工作去了。沒想到第二天，福克斯電視台找上了她。

「我當時嚇壞了。上電視？no way」，西姐想，「這會不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麻煩？」

這種恐懼在華人身上很常見，西姐和其他人一樣，一點也不想拋頭露面。她在日前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分析了中國人身上這種常見的恐懼來源。

一個是因為傳統的中國人都很內向，大多相信「槍打出頭鳥」、「禍從口出」這種說法。另外，經過這麼多年中共治下的政治運動，大人們在家裡都不敢說單位的事情，就怕孩子不懂事說出去招來災難。

「共產黨的迫害又把中國人這種傳統武器化了，特別是在文革中，一句話說錯，禍從天降，全家遭殃······一想到一上電視我就沒有隱私了，我真嚇壞了，怎麼辦？我去不去？」

這時，多年沉積在心底裡的對共產主義的厭惡以及對美國這個國家昇華了的愛給了她一股勇氣，在她的心中化作一種使命感。她感覺，彷彿她來美國這幾十年，甚至於整個生命就是為了在這一刻喚醒美國人的。

「經過這麼多年對這個社會的理解，我此時對美國的愛是一種昇華了的愛，對美國的『自由』有了深刻的理解。那麼我就覺得，為了自由我豁出去了，美國是值得我豁出去的」，西姐說，「作為一個移民，我享受了美國的國父和歷代愛國者們奮鬥得來的自由，現在輪到我為自由而戰了。」

她最後決定接受福克斯的電視訪談。在擁有800萬YouTube訂戶的福克斯電視台上，西姐再一次毫不含糊地告訴美國人：「現在在學校以及這個國家中發生的事情就是中國文革的重演。」

她一口氣列舉了兩者之間的「令人恐懼的」相似之處：同樣的意識形態、同樣的方法、同樣的詞彙以及同樣的目標。

「馬克思主義把我們分成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裡我們使用的是『種族』，他們用的『階級』；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就被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籤，文革中用的是『反革命』，這是一個適合所有人的帽子，一旦這個帽子套在你頭上，你的生活就毀了······」

西姐在最後說，「自由是脆弱的，如果我們不保護她，我們就隨時可能失去她」；「CRT不是反對種族主義，它本身就是種族主義，是搞分裂的，是搞破壞的，是危險的」。

她的話不僅驚醒了美國人，她的勇氣也感動了美國人，並鼓舞了他們。

一個觀眾留言道：「這個女士是勇敢的，我為她鼓掌。『只有勇敢者之地才能成為自由者之地』。」另一人寫道：「還有別人哭了嗎？她說出了真相，如此勇敢！」一個人說：「她生長在中國，卻是一個真正的美國愛國者。」還有人說：「有Xi Van Fleet是美國的幸運。」

「人們的反饋給了我鼓舞和力量」，西姐說，「勇氣是感染人的，因為我們互相鼓勵。」

那麼「豁出去」的代價是什麼？西姐說，她失去的是「恐懼和懼怕」，得到的卻是「更多的勇氣」。而且，她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的美國人和她有同樣的想法，這麼鐵桿地支持她，其中包括很多社會名流。

回過頭去看，對西姐來說，漢尼提的採訪和她第一次在學區會議上的講話具有同樣重要的歷史意義。這兩次講話給她的聲音賦予了生命，讓她明確地認識到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通過幫助美國找回傳統價值觀的方式來回饋美國」。

從那以後，西姐一發不可收拾。各種發言、採訪、活動、直播。在保守黨行動大會CPAC上，她剛說了一句「共產主義入侵美國已經成功、它已經無處不在」時，很多人就站起來為這句勇敢的真話而鼓掌，走上前來與她握手；在佛羅里達的一個峰會上，她的演講獲得了觀眾三次起立鼓掌······這一切都讓西姐更有勇氣站出來發聲。

「我的舞台不再只是勞登縣，真的是全國範圍了。」西姐說，她現在已經成了一個「象徵」，即一個經歷過共產主義統治的、熱愛美國的移民，想喚醒美國民眾的這麼一個象徵。她告訴美國人：「我們現在面對的就是共產主義對美國的侵蝕和進攻。這是天意。我的一生就是為了這一刻。」

*「文革中你經歷了什麼」

回想起來這半年的變化，整個過程好像命中注定一般。比如當西姐坐在福克斯採訪車裡的聚光燈下，回答漢尼提的第一個問題時，也有如神助。

漢尼提問的是：「你在文革中經歷了什麼？」西姐卻撇開了對方的問題，直接把自己想說的要點一股腦地表達了出來。這是一個第一次接受電視台採訪的人想做也做不出來的。

「我如果直接回答他的問題，話題就會散掉，場面就失控了······」西姐說，因為她在文革中的經歷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的。是說兒時記憶中的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還是16歲下鄉時裸手抓糞撒糞時那熏天的臭味？是說那時沒課可上的少年時的遺憾？還是在村口告別時母親的悲傷？

西姐於195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她經歷了她那個年齡的中國人在那個時代基本上能夠經歷的一切。該學習的時候學校關門，斷斷續續上學到僅僅16歲時，她就和大家一樣「到大江南北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在峨眉山腳下的一個農村插隊時，小小年紀的她看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效率」和被宣稱成「國家新主人的農民」的悲慘生活。

「一種工分制是憑時間，比如拔草8小時多少公分。大家就是磨洋工，東家長、西家短地聊天······而那些『翻身作主』的農民，他們是什麼『主人』啊，都是二等公民，根本不是電影上看到的那樣······」

不過，雖然有一些獨立思想，但當西姐聽到有些男知青「偷聽敵台」的時候，還是覺著他們的「思想覺悟」「很落後」。她當時在日記中寫道：「五四時候青年在尋找革命道路，現在共產黨已經給我們指明了光輝大道，你還要去聽敵台尋找其它的道路？」

76年毛澤東死後，中國社會上恢復了一些舊電影，西姐看過小範圍放映的外國電影，窺見過一些女性應該有的穿戴，這讓少女時期的她對文革產生了感性上的反感，因為共產黨連女性的美都要抹殺。那個時候她就發誓今後要學外語，要出國。

77年恢復高考的第一年，西姐就考上了一個中專，但是她沒有去上學；78年她考上了一所外國語學院的英語專業，她很興奮。隨著大量接觸泛讀課上的英文原著，她知道了美國不像共產黨宣傳的那麼可惡。

從84年起，社會上開始出現來中國義務教英語的美國教會的人，西姐給他們做翻譯。85年夏天的時候，她遇到了一個轉折她命運的貴人。一位名叫內芙（Pat Nave）的美國老太太把她當女兒看待，一手資助她去美國留學。

「如今老太太已經過世了，我經常想起她來······」在感恩節的時候說起這位有恩於自己的老人，西姐不禁流下了眼淚，「她把我帶到美國來的時候也不知道，她為什麼帶我來······福克斯新聞採訪，一直到後來這一切，我覺的這是一個歷史使命，就是為喚醒美國民眾，這都不是我自己計劃的，這一切都是天意。」

35年前感恩節的第二天，26歲的西姐排過長長的隊伍走到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窗口，她的手凍得僵硬，連簽字都寫不出來了。她著急得要命，後來就聽到簽證官對她說：「你通過了，過幾天來取簽證吧。」

西姐像做夢一般離開美國大使館。86年年底，她揣著借來的200美元乘飛機從香港抵達肯塔基。她先學英語，在學校中遇到未來的先生，四年後兩人結婚；91年來到維吉尼亞州居住，她又讀了圖書館理學士學位，後來在一家雜誌社工作。

「這期間我對政治一點也不關心，想的全是結婚、生子、找工作、買房子······特別是生了孩子之後更加全心全意地埋頭持家，對政治上的事情，什麼民主黨、共和黨根本搞不清楚。」

在中國發生89「六四」的時候，西姐仍然對解放軍沒有半點懷疑。她跟人講：「我堅信，他們絕對不可能開槍！他們就是嚇唬嚇唬。」

直到她在電視看到中共在天安門的殺人錄像，她渾身發冷，顫抖不已，那一刻她原來的對中共的認識全面崩塌。她不能接受中共對老百姓的血腥鎮壓，她走出去參加了各地舉辦的學生遊行。

「雖然原來我也知道，中共有這樣那樣不好的地方，但是我沒有看清它的本質。直到『六四』這個時候，我完全放棄了以前『他們只是做錯了』的想法，認識到了中共的本質。」西姐說。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