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1月28日訊】在中共一黨獨裁下，「共同富裕」是假的，共產黨要的是「共產獨財」。中國正在走一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道路，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使少數暴富階層人受益型的中國特色道路。

大陸經濟對外開放之後，紅二代許多家庭乘勢暴富，成為中國新暴富階層；不少中共權勢人物成為億萬富翁，善於官商勾結的人也隨之暴富。於此同時也產生了一批衣食無憂的小康之家，主要是靠工薪為生的白領及小本經營者或自由職業者等等。據大陸有關機構的統計報導說，中產階級人數超過2億。

然而，現在中國正在走一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道路，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使少數暴富階層人受益型的中國特色道路。

在中國，有人對中產階級定義為：擁有穩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買房買車，能夠將收入用於旅遊、教育等消費的人群。也有人認為，按中國平均收入水平，每月有不低於5000元的持續性收入的人，並擁有100至300萬元的可自由支配財產，就達到中產階層的標準了。

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中國的中產階層能繼承祖傳財產的幾乎為零。目前中國的中產階層，主要集中在上個世紀60年代與70年代出生的人群，文化程度以大學為主。據抽樣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中產者中有97％文化程度在大學或大學以上。他們所受的教育、專業技能與知識技能，成為其生存的「資本」。

普遍認為，中產者的職業構成主要有以下幾類：國家公務人員、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知識型中小企業主和專業技術人員。其中，專業技術人員主要包括：律師、IT（信息技術）業工程師、中高級教師、中高級演藝人員等。

暴力強拆 損害中產階級的利益

強拆暴行和悲劇的直接責任者就是中共政府。由於貪污腐敗和資金外逃，許多中國地方政府已經沒錢花了。為了掩飾破產的真相和維持政權繼續運轉，沒有別的經濟支撐，就得拿中產階級開刀，掠奪他們的房屋、土地和資源。僅舉以下幾例：

1. 廣州大學城吞噬藝術村。2001年3月，廣州市「小谷圍藝術村」別墅被強拆了。小谷圍島上43.3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正式確定為廣州大學城規畫用地。廣州美術學院的老師在小谷圍島寫生，陶醉於島上美麗的風光，在統一規畫下自行設計建築了風格各異的別墅，並在此從事藝術創作。此後，一批國內外知名的畫家、雕塑家、攝影師以及各專業的設計師也在這裡買下了商品地，在雜草叢生的灘塗上設計建設自己的別墅式工作室。他們把各自的生活理念及夢想融入到建築設計中，先後建造了165棟風格迥異，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別墅，「小谷圍藝術村」從此誕生。

廣東及香港的許多知名美術家都是「小谷圍藝術村」的村民，這裡成了藝術家的精神家園，蜚聲海內外，被稱為中國的「巴比松」（巴比松派是1830年到1840年在法國興起的鄉村風景畫派）。藝術家們並非都是富有之人，他們一邊積蓄和籌備資金，一邊逐步建造，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親力親為，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有些別墅甚至斷斷續續建造了七、八年時間。

從2004年8月至10月，在業主的一片抗爭聲中別墅群被拆遷。藝術村近百位頗有名望的藝術家業主申請行政複議，並向廣東省政府、國土資源部、監察部遞交保護財產及人身權利的緊急請求函；又先後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但均以失敗告終，最終在劫難逃。

2. 2010年舉辦的上海世博會製造出1萬8000個拆遷戶，甚至包括一些美國、加拿大、澳洲和香港商人。「世博難民」皆因被暴力拆遷而傾家蕩產，世博會期間，冤民不是被趕就是被抓。中共2002年就提出，讓流動人口子女在人口流入地免費、平等地接受城市公立學校的教育，這一點不但沒做到，反而大力拆除農民工子弟學校，為獲得地皮高價賣給開發商，使上海30萬農民工子女不能正常接受義務教育。北京也大肆拆毀民辦的外來工子女學校，導致大批農民工子女失學。

3. 江蘇省強拆搞突然襲擊，「拆你沒商量」。2010年5月，江蘇淮安一戶人家的兩位老人，在大白天被一群人強行拖到室外，自家190平方米左右的三層樓房隨即被強拆，最後卻說是「拆錯了」。有些強拆項目，甚至提出底線是，「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現場，什麼手段都能用。」一級壓一級，限時限量完成。在強拆中，被拆方有人被火燒死、被鏟車碾死、被活埋、被打死的事件，新聞媒體都有報導。

4. 從2010年2月25日至2020年春夏，北京幾代藝術家投入心血經營的藝術區被強拆。被拆遷名單中有：環鐵藝術區、008藝術區、宋莊藝術區、水波藝術區、黑橋藝術區等大片房產。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痛惜藝術區慘遭塗炭，小民的住宅區也無端遭殃；他批評北京當局從驅逐低端人口，擴展到鎖定多個藝術區和住宅小區。他認為，政府強拆，美其名為「增加土地儲備」，實際上是看重土地增值，強徵藉以謀利。同時，強拆藝術區，更是為了打擊藝術界、壟斷思想。

5. 北京大量拆掉商家和餐廳。《中國新聞週刊》2017年9月28日報導，北京市東城區開始「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很多人將其稱為「治理拆牆打洞」。據北京市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2017年上半年，全市已「拆牆打洞」封堵了2.1萬戶，拆除違建3000多萬平方米。商業氛圍初興的方家胡同，在「治理拆牆打洞」行動中遭遇「重創」。兩個多月內，原有二十多戶商家減少至八家，剩下的也打算關門。對於政府這種迅速行動，有人不解，有人無奈。

6. 廣西貴港市覃塘區村民新建的養殖場被強拆。2017年3月27日，地方政府沒有任何文件和說法，就強行拆除養殖場。村民進行阻止，遭到20多個監警大隊人員的防暴棍暴打，導致多人受傷。村民打110報警，派出所副所長來到現場，看見是強拆也不管，他只說「我們派出所是負責治安，不管這事」。

7. 北京市昌平區香堂村三千多戶別墅和四合院2019年1月被北京當局指為違建，2020年12月2日被迫一週內自行搬離，否則斷水斷電，列入失信黑名單。12月10日起官方出動上千警力，強拆迫遷。

讓業主們沒想到的是：當初村、鎮兩級政府加蓋公章的購房協議，如今卻成了一紙空文，而他們斥巨資購下的房產也被認定是「違建」，需進行拆除。業主們據理力爭：我們當時買這個房子的時候，你們崔村鎮和香堂村都給我們蓋了章，還給我們發了印花稅，為什麼現在就變成我們違法了呢？大紅本（房屋產權證）也是政府發給我們的，我們想弄明白這是不是一個政府。

強拆香堂村時，正值北京寒冬季節，晚間室外溫度接近零下十度。被強拆的香堂村涉及3800多戶別墅和四合院，使上萬人無家可歸。前北京獨立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家盛洪，他是北京市懷柔區的「水長城老北京四合院」被強拆的業主之一。據他了解，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香堂村業主的房屋是他們的唯一住所，如果他們在這個寒冬無家可歸，這會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災難」。

盛洪在網上發文對香堂村強拆表達強烈關注。他說，北京市政府就在陸續強拆一系列別墅項目，而香堂村只是這場專項行動的冰山一角，但它也是「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因為香堂村最有影響力、最有名氣、規模最大、人也最多。香堂事件之所以引發了更大的動靜，是因為它牽扯的人更多。」

強拆藝術區、商業區、大量私房、民辦學校和工廠等，將掠奪的大量土地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可獲取最大暴利：「拆走一頭牛，賠了一隻雞」。拆遷能提高政府形象，當權者能出政績，房地產開發商可以聚攏錢財。政府說，土地是國家的，可以把老百姓從住宅趕出去。

強拆結果使中產階級和普通百姓失去所有，政府形象得到空前提高，當權者得以提升，開發商掙得缽滿盆滿。還美其名曰：政府代表人民管理國家。解決民生、改善民眾居住環境。

拆遷可使當權者出政績，房地產開發商可以聚攏錢財。中共當局說，土地是國家的，可以把老百姓從住宅趕出去。圖為2012年3月，廣州市楊集村村民試圖保護被當局強拆的家。（STR/AFP）

事實上，中國的財富不是中共權貴創造的，是中國人民用血汗換來的。但是，中共權貴搶走了屬於人民的財富和一切。

P2P爆雷潮 騙取中產階級的積蓄

中國式P2P是監管真空的產物，監管機構很長時間缺位，直到2015年才正式納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體系。然而，中國的經濟是權力經濟，權力主導一切，是一條「國富民窮」路線；中國很容易成為騙子的天堂。旅美中國經濟學者夏業良說，P2P的爆雷潮導致很多民營企業被掏空，很多中產階級被掏空。中國的金融難民不只是P2P受害者，也包括股民。中國問題專家胡星斗說，在P2P的事情上，個人能做的事情很少，因為中國是管控型經濟，它只是為了干預經濟，然後分利得好處，恰恰缺乏監管。所以現在有人說，中國的白領減少，「黑領」增多。「黑領」就是那些靠黑道或者靠公權力進行搶劫的人。

在2018年中共開始打擊P2P之前，P2P作為「互聯網金融」，一直被中共官方宣傳為「普惠金融」和「金融創新」；不但中共央視等眾多黨媒曾經為P2P背書、廣而告之，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共高層以及中共央行行長等金融監管層也都曾表態支持。由於國家之前的拚命推廣「互聯網金融」，主流媒體和互聯網大量宣傳鼓吹關於互聯網金融的新聞報導，讓很多人忽略了風險。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於2020年6月13日表示，在中國這個土地上，P2P就是農村高利貸的翻版，是把最醜陋、最噁心、最沒責任感的放高利貸的老鼠會，披上互聯網科學外衣展開來。在兩年的整頓中，約1萬多家P2P公司倒閉，壞帳總額約2萬億。2020年8月，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說，P2P還有八千多億出借資金沒有收回。

中共政府沒有正規的監管機制，雖然政府也曾啟動互聯網金融清理整頓行動，要求每個P2P平臺必須在所在地進行登記備案，但是備案原定的截止日期是2018年4月，因此給不合規的P2P企業留下了跑路機會，造成集體崩盤。比較典型的是，上海著名的P2P平臺唐小僧的跑路，按照該平臺自稱數據，其總用戶數超過1000萬人，成交金額750億元。

中共大搞P2P互聯網金融，政府部門聯合商人大肆開展理財，造成數千萬出借人血汗錢被騙，總金額高達8000億，政府仍然繼續聯合權貴階層進行收割，絲毫沒有追贓挽損的行動。因此有人說，P2P是中共刻意製造的陷阱，因為2018年中共翻臉後，P2P被中共當局定性為「非法集資」。但是，中共刑法中並無「非法集資罪」，出借人很難討回本金，受害民眾迄今求償無門，因為這是中共系統安排的，推動或縱容P2P從中國民眾手中非法集資。

中共大搞P2P互聯網金融，政府部門聯合商人大肆開展理財，造成數千萬出借人血汗錢被騙，總金額高達8000億。（China Out/AFP）

在P2P爆雷潮中，受害者不是資產富足的上流社會，也並非袋中羞澀的社會底層，而是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中產階級。P2P平臺就看準了這群「新中產」人的家底。不少中產者將上萬或上百萬的積蓄投入到了P2P平臺；另外有一些年輕人不惜從信用卡、網貸、親朋好友手上套現借款投資P2P。

中產階級通過幾年的奮鬥有了一些積蓄，開始尋找生財之道。互聯網金融的序幕剛被拉開，P2P行業就處於野蠻生長期。2015年，P2P平臺達到2595家，是2014年的1.6倍；出借人達500多萬，借款人200多萬，全年成交金額接近萬億。進入2016年，P2P增長迅猛，全年成交量超過2萬億；這一年，1000多萬名投資人湧入P2P，放貸給800萬人用。

P2P爆雷之後，一切夢幻都破碎了。有些人的積蓄血本無歸，有些人一夜間債務纏身。由於企業的破產以及實體經濟瀕臨崩潰，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和白領都在減少，一個龐大的中產投資人群體哀鴻遍野，並造成了一些中產者自殺。如，浙江一位31歲女士王倩，因為投資P2P受騙，上訪維權又遭暴力打壓，上吊自殺身亡。她在遺書中痛苦陳述對當局「徹底失去信心」。當局強行將她遺體火化，並嚴厲管控家屬，壓制事件的進一步發酵。湖南省益陽桃江縣官方披露，P2P網貸平臺暴雷，約1800名養老公寓的老人被捲走近億元；湖南多地養老公寓的老人因血本無歸，發生跳江自殺事件。

大紀元記者調查發現，中共在P2P瘋狂發展的過程中既無監管、更無作為。中國大陸互聯網金融，影子銀行、數以百計的理財產品，數萬家私募，中共也無力監管，但政府卻能聯合P2P平臺集資詐騙國民血汗錢。中共對P2P先推廣後打壓的做法，人們自然認為，P2P網貸就是中共蓄意放出的，吞噬中產階級及底層民眾血汗錢的灰犀牛。

P2P爆雷潮不斷，P2P行業從鼎盛時的6000多家洗牌到僅剩幾百家，這是P2P行業的一部興衰史，也是一部中產階級投資理財的血淚史。P2P爆雷潮之後，數以千億計的資金流失，突然出現數以萬計的「金融難民」。很多聲稱是P2P的平臺，但它實際上根本不是，它沒有按照監管規定做業務，而是通過自我擔保、份額拆分、期限錯配等形式，成為玩弄自融資金池平臺，實質是非法集資。

非法集資有兩種：一種是自己融資，設置假項目吸引投資，實際上用於自身發展或對外投資；另一種就是龐氏騙局，從中國改革開放伊始就不斷發生，不同的是，披上P2P的外衣，藉助互聯網的轉播力。他們對外採用高額利息為誘餌，借新還舊，資金量達到一定規模後直接消失，壓根沒有還款意思。

「e租寶」的P2P網路借貸平臺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龐氏騙局。2014年7月，「e租寶」打著「網路金融」的旗號上線運營。假項目、假三方、假擔保：三步障眼法製造騙局。一年半內非法吸收資金500多億元，90萬受害投資人遍布全國31個省市區。

此外，雲南泛亞也涉嫌龐氏騙局，非法吸金400億元，受害者達22萬人。2015年初，泛亞在深圳前海成立了一家P2P公司，即泛融互聯網金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泛融網」）。將這個本質上是融資的業務挪到了這個P2P平臺上。2015年9月，泛亞出現資金贖回困難、數量龐大的投資者群體陷入兌付危機。

泛亞騙局受害者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門口，打著各種橫幅及標語，上寫「昆明泛亞、欺上瞞下」、「紅頭文件、洗劫百姓」，並不停高喊「銀行詐騙、政府幫凶」等口號。各地也有大小不等規模的維權場面，西安、海南等地受害者在政府門前集會，舉牌表達訴求，維權現場人擠人，有些人遭到抓捕。據了解，很多P2P平臺老闆藏匿資金或捲款潛逃，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拒絕公開資金去向。

「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 衝擊中產階級

而當前中共提出的「第三次分配」則更接近政治運動，最先受到攻擊或遇到災難的是富裕的中產階級人群：中等企業主、明星藝人、高管、專業人士等。有人預測最後的結果是，大家一起「躺平」，吃穿靠國有化的電商平臺，類似人民公社大鍋飯；收入領取數字人民幣，工分相同於生產隊。

「共同富裕」是假的。中國最有錢的是中共高官和權貴，他們在瑞士銀行存款有7至8萬億，但他們並未首先捐錢給窮人分一分，而是掠奪中產階級和廣大民眾的財富，「割韭菜」以填補被虧空的國庫。

「共同富裕」是假的。中國最有錢的是中共高官和權貴，何不捐錢給窮人分一分？圖為2008年3月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內等待開會的保安及中共人大代表。（Guang Niu/Getty Images）

近期浙江在全省開展2021年「慈善一日捐」活動，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帶頭當「托」。《浙江日報》9月3日報導，為助力「共同富裕」，廣泛動員機關幹部職工參與，倡導機關、事業及社會團體單位自願捐出節約的一筆小開支；省直機關幹部和廣大職工捐出一天工資收入。在全省範圍內，企業要捐出一筆善款，個人自願捐出一天的收入，所捐款項將由省慈善總會負責接收，並建立「慈善一日捐」活動專項基金。

浙江官員此次捐款，絕不是僅僅作秀，而是大搶劫割韭菜的前奏。浙江省作為「共同富裕」示範區，是準備要向全國推廣的。中共盯上的不只是富裕的中產階級，還有廣大民眾的血汗工資。到了割韭菜的時節，就可以對高管、專業人士等不客氣，降低工資收入。

被界定為慈善事業的「第三次分配」是中共的一貫做法。所謂「第一次分配」指的是改革開放初期，由於財富積累的過快，中共一下子消化不完，極小一部分流入民間，使普通人得到一點實惠，使其中一些知識分子和私人企業主進入了中產階級；中共消化完「第一次分配」積累的財富後，開始所謂「第二次分配」，就是通過稅收、國債等形式進一步收割中產階級的財富；隨著中共的胃口越來越大，現有的財富已經不能滿足其貪慾，於是提出所謂「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這引發輿論擔憂，對私營企業「殺富不濟貧」，將財富集中到國有企業。中共在扶持國營企業的同時，打壓私營企業，目的是把這些私企，包括科技平臺和課外輔導行業在內的多個產業，都置於黨的控制之下。

現在提出「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實際就是掠奪私人財富。中共歷史上就曾打著「共同富裕」的口號，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營，但搶去的財產都給了政府和權貴。1953年，中共提出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企業由資本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於領導地位；資方開始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

1954年以後，由於銀行、鐵路、鋼鐵、礦山、電力、對外貿易等關鍵性經濟部門，都掌握在政府手裡，因此私營工商企業在生產經營方面遇到了嚴重困難，部分私營工廠停工，甚至關門；部分私營商店停業。嚴重困難迫使私營工商業不得不依靠政府的安排。

1955年，私營企業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條件，離開政府的安排就難以生存。1956年2月3日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總結道：「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資本家的全部財產拿過來，約計全省私營工商業的資金有1億9000多萬，現在被我們拿過來了，國家發了一筆洋財。1億9000多萬元相當於19億多斤大米。廣東年產大米是18億斤，即幾天時間被我們共了一大筆財產。」

中產階級貢獻巨大，但備受歧視。中國民營企業家自嘲：民營企業是「共和國的養子」，而國有企業才是「共和國的親生兒子」。中國民營企業貢獻巨大，有「五六七八九」的說法，即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但是，民企卻得不到和國企的平等待遇。有學者提出，政府不應該有區別的對待國企、民企和外企；只要是在中國註冊的企業就要一視同仁。

現在，令中產階級擔憂的是國有資本大量進入民營企業，國有資本介入的形式比以前直接沒收私營經濟、公私合營更隱蔽。民營企業有人說，貸款難、員工社保問題、企業稅收問題，都迫使近年來民營企業不得不接受國有化，民營企業受政策歧視、融資困難、經營不利，甚至被不白之冤困擾，很多民營企業家們已經移民海外。有人發文稱：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了。

中產階級目前舉步維艱。國進民退是事實，很多行業的准入，只有國有企業可以，這是共產黨的本質所決定的，它只相信公有制，所以中共政策都有利於國有企業，被「做大做強」的國有企業壟斷了資源，而民企沒有抵抗的資本和能力，因此繼續萎縮，越來越艱難，民企只能讓國企控股，接受共產黨領導，跟共產黨走，所以國企吃掉民企勢所必然。

中產階級的苦日子快到了。北京市政府公布：食品業、汽車製造業、建築業等13個行業的最低工資保障為年薪2.64萬，即每月最低工資為2200元。北京學者高明生接受採訪時說：「在北京年收入兩萬多元，基本上沒有辦法生存，且不說還要租房，僅吃喝可能都不夠，莫非苦日子快到了。北京五環以內最便宜的房子，可能一個月（租金）都要五六千塊錢，一個兩居室。五環以外，燕郊可能便宜點，四千元，三千元左右，但已出北京了。」

中產階級 登上抗爭的政治舞臺

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說，網路中呈現出新的特點。以往弱勢群體、反腐等熱議話題逐步降溫，取而代之的是涉及中產階級切身利益的諸多安全問題。中產階級開始更加關注安全與生存生活等相關問題。從他們熱議的重點事件內容，可見中國中產階級當下的焦慮。由於涉及中產階級切身利益的事件頻發，使其努力在輿論中發聲。

《金融時報》認為，諸多調查數據都顯示，中國大陸中產階級已經從網路輿論中沉默的角色，轉換成為網路輿論的主導力量，因為中產階級對於自身處境擔憂。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已經意識到，要保護自身權益，必須打破沉默，發出自己的聲音。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說，「為什麼中產階級敢於站出來發表意見？因為他們意識到，沉默是金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站出來進行抗爭。你不站起來為弱勢群體發聲，下一個受害者可能就是你自己。」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太多，很多讓民眾忍無可忍。孫文廣認為，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利用微信群組發表意見的人數正在日益壯大，網路的微信群組就成為中產階級表達自己意見的一個安全閥門。

中國大陸中產階階現在努力發聲，使其成為

走在網路輿論前臺的主力軍，源於他們對自身處境的恐慌，他們有了更清晰的身分認同和政治訴求，開始加入集體抗爭。胡佳認為，「中共對中產階級爭取公民社會的努力進行打壓，只會引起他們的進一步抗爭，這實際上是在為今後的社會變革積聚火藥。」

中國共產黨禍國殃民，在中共「一黨獨裁」領導下，「共同富裕」是假的，共產黨要的是「共產獨財」。「第三次分配」絕不能解決「共同富裕」問題。「共同富裕」必須全社會共同創造財富，如果中共要消滅中產階級，廢除市場經濟，那結局一定是「共同貧窮」。扶貧的錢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機構給的，但實質上這些扶貧款都是中產階級企業家捐贈的；如果他們不積極創造財富，政府和慈善事業也無法扶貧，根本不可能「共同富裕」。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新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