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中共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稱中共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初心，為人民幸福不懈努力，已經走過一百年光輝歷程，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

可是，如果我們翻開中共的真實歷史，就會發現中共百年歷史其實是禍害人民史、破壞傳統史、罪惡史，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

史海浩瀚，我們只能從中摘取片段，一窺中共的真實面目。

決議聲稱，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浴血奮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共領導人民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那麼，我們來看一看中共是怎麼「探索」的；是誰付出了巨大犧牲；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還是中共踩著中國人民的鮮血站起來了；中共所說的變革是怎麼通過一次次整人運動實現的，創造了怎樣的「成就」。

殺人放火、搶劫勒索，以革命的名義

中共是以暴力起家的，也就是它自己所說的革命鬥爭。1927年國共分裂後，根據共產國際奪取土地、建立工農武裝的指示，中共發動了多次暴動。「打土豪、分田地」，以革命的名義搶劫、綁架、勒索、殺人、放火。曾任周恩來外交祕書的李慎之提到，秋收起義後，紅軍在湘南有過「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政策。其暴力血腥溢於言表。

紅軍第一叛將龔楚將軍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他們打土豪，分財物，牽牛殺豬……逮捕地主豪紳，濫用刑法，強迫罰欺……任意殺人，到處放火……他們那種報仇泄憤的瘋狂殘酷的行為，無法抑制。」龔楚曾勸諫他們不要亂殺亂燒，「但他們都說：『這是黨中央的指示，要殺絕地主，燒毀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

對此，中共毫不諱言。在《關於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陳毅頗為得意地說，「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錢都出在土豪身上」，籌款的祕訣是勒索商戶、豪紳、估房勒款、挖牆掘地、獎勵告密。

內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殺戮並不止於「敵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更加殘酷無情。

1929年，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初步形成，但是由於毛澤東的獨斷專權、排除異己、玩弄權術，引起地方黨和紅軍的不滿，雙方矛盾分歧日益尖銳。毛澤東利用「肅AB團」的名義打殺異己，從此開了以運動方式殺人的先河。

不到一個月，毛的嫡系紅一方面軍4萬人就殺掉4400餘人，與毛意見相左的、牢騷不滿的、反對過毛的、地富或知識分子出生的人都在其列。四軍7000多人殺了一千三四百人。贛西南3萬多中共黨員中，1000多被打成「AB團」殺掉。由此逼出的反對毛澤東的「富田事變」被鎮壓，事變領導人全部被處決，所在紅二十軍排以上幹部大部分被殺。

毛澤東打「AB團」的經驗被中共中央推廣到各蘇區，源於蘇聯的肅反被中共移植到了中國。

1931年，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肅反。徐向前在《豫鄂皖蘇區紅軍歷史》中回憶，張國燾「藉口肅反，剪除異己，建立個人統治」，「紅軍中有戰鬥經驗的老幹部幾乎殺完了，鄂豫皖蘇區與紅軍的創造者幾乎被殺完了，外來的黨的知識分子軍政幹部被殺的已差不多了」。紅四軍軍長徐向前在前方打仗，為了搞他的材料，「組織」上將徐的妻子抓起來虐殺了。4年後，徐向前到了延安才知道老婆被「組織」殺了。

夏曦在湘鄂西肅反濫殺無數，賀龍說夏曦殺人到了發瘋的地步，僅第一次肅反就殺了1萬多。4次肅反下來，加上戰爭傷亡，3萬多紅軍只剩3000餘人，槍比人多，沒人敢當官，怕被肅掉了。

曾任毛澤東祕書的李銳離休後負責編撰中共組織史資料，他說：「從打『AB團』起，10年內戰肅反，自己殺自己人，殺了10萬。」

師從蘇俄，運動式殺人

蘇俄從建政起就開始了各種殺人運動，肅反、土改等等，這些都被中共學到了手，並且「發揚光大」。這就是決議所說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1950年，在「抗美援朝」鑼鼓掩蓋下，毛澤東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機會，千載難逢。「鎮反運動」按毛澤東「千分之一」的指示比例一批批殺人。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一份報告中說，共逮捕262萬人；殺了71萬2000人，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超額完成了任務。

鎮反中約500萬國民黨將士（包括辛亥革命元老、抗日將領、「起義」官兵）和國民政府人員被鎮壓，一批批被槍斃，這些人很多是民國社會的精英。

和「抗美援朝」「鎮反」並稱為三大運動的還有「土改」。中共早期的土地革命是共產國際下的指示，中共又一次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土改運動中，中共挑動農村的痞子、赤貧戶鬥地主、殺地主，沾上地主的血，人為導演、製造恐怖氣氛，挾持更廣大的老實巴交的農民跟著共產黨走。

土改中的殺人權是下放到區一級的。區長、書記、工作組組長、貧農會成員可以隨意掌握地主、富農的生殺大權，也可以決定誰是地主誰是富農。1947年半年，光是根據地就打殺地主25萬。

1949年中共建政後，本可以通過立法達到分田地、均貧富的目的。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張組織農民通過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奪回土地。此時的中共對暴力土改的手法運用得更加得心應手，當時廣東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國內學者研究中共建政后土改使200萬到300萬人喪生。後來毛澤東有過一個說法，中國有3600萬地主，其中有400萬地主是壞的，因此殺了100萬，關了100萬，管制了200萬。實際上的數字更多。

殺人還要誅心

殺人並不是中共唯一的目的，殺人是為了製造極度的恐怖，使人人臣服於中共的淫威，下一步就是誅心——破壞傳統、文化、道德。

地主、鄉紳一向是農村的精英。私塾、秀才教書育人、傳承文化；祠堂、族規、鄉約，鄉紳自治穩定著千百年來的中國鄉村。傳統與文化通過地主、鄉紳這個載體在農村有序流傳。然而，中共的血腥土改不但打破了鄉村穩定的社會秩序，破壞了農村生產力，還徹底摧毀了農村的傳統、道德、文化。一場土改下來，有些地方甚至找不到一個能寫會算的人，老實巴交的農民變成了暴民，暴戾、仇恨、貪婪充斥鄉里。

土改給廣大農村帶來無盡災難，卻給中共帶來無限的好處——暴力立威，劫掠社會人力、物力、財力，鞏固政權。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有了土地革命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

時至今日，中共還在鼓吹土地改革的偉大：「土地改革真正實現了中國農民數千年來得到土地的奮鬥目標，使農民真正從經濟上翻身作了主人。」卻絕口不提農民分得土地不久，就被中共以合作社、人民公社名義收走，中共成了最大的地主，「翻身主人」卻成了中共的農奴。時至今日，農村依然是中國最貧窮、最落後、最愚昧的地方。

知識分子和鄉紳一樣承傳著傳統、文化，中共自建政以來就開始對知識分子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幾次運動下來，很多知識分子已經被嚇得不敢說話了。毛澤東反右，先是鼓勵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再用所謂的「陰謀陽謀」「引蛇出洞」，將引出來的知識分子徹底打倒。知識分子被剝奪了一切，批鬥凌辱、勞改坐牢、刑訊逼供、強迫認罪、自污互污、累死餓死、打死打殘、被逼自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些中共人為製造出來的「政治賤民」，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難逃一次次被打倒的悲慘命運。55萬多右派，活到1978年「改正」時僅剩10萬餘人。

從此，傳統社會精英、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士」「文人」被打斷了脊梁，只能食中共嗟來之食。後人與傳統文化的紐帶被攔腰斬斷。知書達理、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在中共的淫威下戰戰兢兢，不敢再說一個不字。

至今，中共也未承認「反右」錯了，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一句「擴大化」。

文革，則是對以往所有運動的「集大成」，所有「漏網之魚」都在這一次運動中被徹徹底底消滅乾淨。如果說以前的一次次運動是一步步消滅傳統文化的話，那麼，這一次是連根拔起、斬草除根了。何為「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實際上就是從精神、物質所有方面消滅傳統、文化。

無數珍貴文物、傳世典籍、字畫被焚毀，數量超過八國聯軍搶走文物的千百萬倍；無數古建、寺廟被搗毀；孔廟、孔墓被砸，連華夏祖先炎帝陵墓也被平毀……

「黨文化」中長大的一代，已經完全沒有了傳統文化、神佛信仰，只知道「戰天鬥地」「紅色恐怖萬歲！」卻不畏天命、不知仁義、不懂孝悌。「四類分子」可以隨意殺戮，連幾個月的嬰兒也不放過，斬草除根；學生可以把老師活活打死，何來師道尊嚴；兒女可以揭發父母，和父母劃清界限、斷絕父子關係，還要加以批鬥，哪有父慈子孝；苟延殘喘的「右派」成了社會最底層的「臭老九」，知識越多越反動，交「白卷」才是「英雄」，怎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毛澤東說他一生就幹了兩件事，其中之一是文化大革命。他是把文革當「豐功偉績」來對待的，要留給後人。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就連中共自己也搞不清楚了。1980年，鄧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時說：「精確數字是不可能知道的……死的人太多了。」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透露，文化大革命死了268萬人，整了1億多人。大量中共領導人被打倒；大批知識分子、文化精英被迫害致死、自殺；更多的是連姓名都無人知曉的普通百姓。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帶來的十年浩劫，使中國社會、傳統、文化、經濟徹底崩潰，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其罪惡罄竹難書，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黑暗的一頁。不是中國人民「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是中共特別「善於破壞」世界。

文革結束後，一大批被毛澤東打倒過的中共元老、高層，強烈要求「清算毛澤東」，但是徹底清算毛澤東將拔出蘿蔔帶出泥，危及中共執政根基，所以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的責任推給了江青和林彪，對毛澤東則是「三七開」，保護「毛澤東這個旗幟」，以繼續維持中共的專制統治。

誅心的後果

毛澤東曾很得意地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沒有反右，「大躍進」就不會那麼容易發動起來。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荒唐到了水稻畝產可以達到十幾萬斤的地步。這個連今天的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在當時卻是從上到下「舉國歡騰」「趕英超美」，沒人敢質疑，只有稍微提出溫和意見的彭德懷還被打成了「反黨、反革命集團」。

「高產量」帶來高徵收，農民的口糧、種子都被強征走了；青壯年都去「大煉鋼鐵」了，莊稼爛在地裡沒人收；來年就只能餓肚子了。大饑荒嚴重期間，中共非但不開倉救人，反而大量出口農副產品換取外匯購買軍事、工業設備，研製核武器。

1961年底，時任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對大饑荒餓死人數進行過調查。後來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作報告說，當時讓各省填一個表，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統計說是餓死了幾千萬人。周恩來看了這個統計報告後，下令讓他們趕緊銷毀掉。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還不放心，再次詢問他們銷毀了沒有。他們回覆說，銷毀了，甚至連腦子裡的記憶都銷毀了……

和平時期餓死3000多萬人，連一向緊跟毛澤東的劉少奇都怕上史書，但毛澤東不以為然，錯誤和成績只不過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中共所做的就是銷毀證據和否認。1961年，毛澤東接待法國社會黨領袖即後來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時說：「我再重複說一遍，中國沒有饑荒。」以此反駁西方世界有關中國發生大饑荒的傳言。

至今，中共仍然不承認「三年大饑荒」，而是「三年自然災害」，把一切責任都推給了老天爺；「大躍進」也只不過是「探索性錯誤」；「粉碎了『四人幫』」，中共依然「偉大、光榮、正確」。

抗戰中的賣國勾當

伴隨暴力的必然是謊言，中共的起家除了暴力就是謊言。

為了證實其政權的合法性，中共一直聲稱是它領導全國人民抗擊日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開始逃亡，為躲避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紅軍行蹤不定，最後落腳陝北，兵力只剩3萬多人。這就是中共一直鼓吹的「長征」「北上抗日」。今天，稍有地理知識的人都知道，當時日軍在東北，延安離瀋陽1700多公里，紅軍連日軍的影子都看不到，這抗的是哪門子日？

國共合作後，中共為了發展武裝力量，戰後奪取全國政權，嚴格規定「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這個總體方針是任何組織、任何人都不能違背的。這是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諾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的。

毛澤東率領八路軍、新四軍擴充實力和地盤，抗戰結束時，正規軍發展到132萬，民兵260餘萬，根據地人口近1億，有了和蔣介石爭奪天下的資本。

非但如此，毛澤東還和日軍合作，「聯日反蔣」。1941年4月，蘇日簽訂中立協定。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如何夾擊國民政府。毛澤東決定同日本情報機關合作，中共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接到具體執行的命令。日本學者遠藤譽教授2016年出版的《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以大量罕見的史料披露，潘漢年向日本駐上海副總領事、高級情報官員岩井英一提供國軍情報，岩井每月付給潘2000港元。潘漢年還通過日軍駐汪偽政府最高代表、陸軍中將影佐與汪精衛見面，為「中共和日軍之間祕密締結停戰協議」。此事成為1954年潘漢年被抓的導火索。潘最後慘死獄中，成為毛澤東勾結日軍的替罪羊。

李銳在八屆十中全會回憶錄中也證實：毛澤東主張共軍和日軍夾擊國民黨軍，毛說：「一些同志認為日軍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了認識，讓日軍多占地方才是愛國。否則變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好在歷史還是給我們留下了一些證據——抗戰期間，國軍進行大型會戰22次，大戰役1117次，中小規模戰鬥38,931次；擊斃日軍將領126名，斃傷日軍276萬餘人。犧牲高級將領206位；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損失殆盡。而中共犧牲的高級將領只有左權一人。擊斃日軍將領3人。說來說去的只有平型關大捷，還有在黨內多年受到批判的百團大戰，認為過早暴露了中共的實力。 （待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