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共產黨員和他們的同類們來說，真理就是黨現在所宣揚的路線，也就是說，直到它被新路線所取代。

這就是英國著名小說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偉大小說《1984》的主題。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在真理部工作，不斷地修改歷史記錄，以符合黨的當前路線，特別是，那些遭到清算的人被故意遺忘，就像他們從未存在過一樣。

自1949年以來，在共產中國，真理就是這樣被包裝的，就像蘇聯從誕生到解體一樣，持續不斷。因此，當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祕密警察頭子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y Pavlovich Beria）被他的繼任者處決時，《蘇維埃大百科全書》(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編撰者收到指示，將讚美貝利亞的頁面替換為關於貝林海（Behring Sea）的內容，貝利亞成了一個被遺忘的人。

但事實是，每一個共產主義政權的敵人都是真理本身，文明社會的其它價值觀和原則也是它們的敵人，特別是《獨立宣言》的核心主張，這不僅僅是美國人的事，按照（前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的說法，繼《大憲章》和英國《權利法案》之後，《獨立宣言》是第三個偉大的權利契約，西方核心的英語國家人民的自由，就是建立在這一契約之上的。

《獨立宣言》闡明了人被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一基本原則，無論誰是最高統治者，這一原則與共產主義不一致。

後者很重要。美國和許多民主國家都有一個強大的施壓團體，我們可以稱之為「共產中國遊說團」，他們認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目前中共問題的唯一來源。

事實並非如此，邪惡的根源是共產主義。舉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就有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用健康人的器官，進行邪惡的器官移植交易。

事實是，共產主義現在和將來都與文明格格不入，我們不能指望共產主義政權採取適當或體面的行為，即使在最基本的問題上，我們也不能相信他們說的話。

以COVID-19的疫情統計為例，我們被告知，在擁有2600萬人口的澳大利亞，死於該病毒的人數將很快超過擁有14億人口的共產中國。

顯然，任何明智的人都不會把中共的統計數據或他們說的話當真。奇怪的是，只要主題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這個常識似乎就不適用了。

同樣，任何明智的人在要求揭露可能令中共難堪的事情的真相時，就必須預料到敵意的反應，就像澳大利亞敢於提議，就大流行的起源進行國際調查時所發生的那樣。

澳大利亞唯一的錯誤，是允許受中共嚴重影響的世界衛生組織牽頭進行調查。

澳大利亞本應向前美國政府提議成立一個特別國際法庭，調查病毒起源，評估責任，並在適當情況下評估損害賠償。

如果裁定了賠償金但沒有支付，立法可以授權從澳大利亞境內，由有罪國家最終控制的資產中獲得補償，比如達爾文港（Port of Darwin，山東嵐橋集團以23億人民幣的租金，向澳大利亞租借達爾文港99年。）

澳大利亞因要求對病毒起源進行調查，而受到北京越來越多的非法經濟處罰，如果我們履行合法的國際判決而扣押這些資產，中共幾乎無能為力。澳大利亞至少可以收回一系列優質的戰略資產。

關鍵的一點是，我們不僅不能依靠來自中共的信息或真相，而且它還控制著一片沒有法治、沒有人權、沒有保護工人權利的領土。

這一切並不是習近平造成的，而是自1949年以來就一直存在。

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和歐洲共產主義獨裁政權的垮台，中共的一貫目標就是避免類似的命運。

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借鑑了前蘇聯領導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該政策在1922年將蘇聯從早期崩潰中拯救了出來。鄧小平追隨列寧，帶領中國搞有「中國特色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列寧從未打算將「新經濟政策」永久化，他的話說明了共產主義者的真實意圖：「資本家會賣給我們絞死他們的繩子。」他們確實做到了，斯大林改變了方向，將經濟社會化，迫使階級敵人實行集體化，包括強迫富農耕種，並殘忍地利用饑荒摧毀他們。

鄧小平對西方的貢獻比列寧多，這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市場，讓西方精英們眼花繚亂。

2000年，比爾‧克林頓在歡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事上，賭了一把。他允許中國加入該組織，卻沒有最基本的保障措施，以確保中共不做以下事情：無視規則、竊取或強行掠奪遠比最近贈送給塔利班的850億美元的現代武器更重要的東西——美國龐大的知識產權。

從歐洲到澳大利亞，西方領導人和大企業都盲目地跟風。

因此，這些精英們挽救了一個暴政，使其免於重蹈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帶給蘇聯的命運。

精英們背叛了美國、澳大利亞和西方的工人，工廠被關閉，產業轉移到中國。精英們背叛了中國工人，從壓制他們的基本權利中牟取暴利。

然而，這些精英經常被中共欺騙，讓他們的國家變得依賴中共。只有在前美國政府執政期間，這一趨勢才短暫扭轉。

現在，從美國到歐洲和澳大利亞，同樣是希望西方工業回到中國的「共產中國遊說團體」，正拚命試圖恢復這種依賴。他們對此有統一的理由，他們說，問題是暫時的，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下台後，問題就會過去。

但事實並非如此。問題不在於誰是最高領導人，問題一直是那個邪惡的「瘟疫桿菌」，也就是共產主義。

作者簡介：

大衛·弗林特（David Flint）是一位名譽法學教授，因其領導澳大利亞君主立憲制和擔任澳大利亞廣播管理局局長而聞名。他也是澳大利亞新聞委員會（ Australian Press Council ）和世界新聞理事會聯合會（World Association of Press Councils）的前主席。

原文：The Problem Is Not Just Xi Jinping; It Is Communism刊登在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