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16日訊】【緣起】《金色種子——法輪大法在台灣的故事》這本書主要紀錄了法輪功在台灣發展的脈絡及一些感人的故事，而這些珍貴的歷程也是一部活的歷史。
1994年，一對台北夫妻在山東濟南的奇妙緣起，上海醫師的遠渡來台，貴州老翁的花蓮探親，捎來了大法的種子，串起了曠世難遇的修煉機緣。
2016年2月編輯小組逐步展開台灣北、中、南各地的專訪，歷經錄音檔聽打後再交互查詢比對，歷經三年，終能彙整集成冊。比原來預期的還要艱難。
欣逢5月13日世界法輪大法日，大紀元推出《金色種子》一書全文連載，期望這本書的刊登，讓法輪大法在台灣的發展足跡，能夠更完整的留下一個歷史見證。
意外的急促門鈴聲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暑熱未至，近三十度的氣溫並不讓人特別討厭。午後，黃春梅與女兒在自家客廳裡閒坐，她就像多數的媽媽一樣「關心」著孩子的點點滴滴……不一會兒，就讀五專的女兒笑著問：「昨天你們不是在台中學法交流嗎？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啊？」
黃春梅愣了一下。回想起在交流會中聽著其他同修怎麼在生活中悟到法理，提升自己心性的歷程，不時的觸動著她。尤其自一九九五年與丈夫一起修煉以來，夫妻間的爭執總能在彼此「向內找」中消弭，但是因為自己對子女過分的牽掛，親子間反倒容易有些小小的摩擦與衝突。昨天聽到同修分享自身在親子關係中如何由矛盾而和諧，頗為觸動的她，覺得自己在親子關係上也真該提高心性了。開始與女兒分享幾個印象深刻的心得。
「嘀—嘀—嘀—」門鈴對講機突然響起，打斷了談話。「現在是誰會來啊？」女兒這樣問著，黃春梅也一臉疑惑地起身，順著餐桌穿過餐廳走到門邊，拿起對講機：「喂，請問找誰？」
「請問黃春梅女士在嗎？」一個男聲這樣問著。
「我就是，請問您是哪位？」
「黃女士您好，我們是華視電視台的記者，想對大陸發生的法輪功事情做個採訪……」
「記者！」黃春梅吃了一驚，她只是個普通的家庭主婦，突然來了媒體按鈴說要採訪，她的腦袋在那一瞬間似乎變成一片空白。
「怎麼會有媒體找上門？採訪大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啊，我要說什麼？記者怎麼會找我呀？他又怎麼知道我住哪？」驚訝之餘，黃春梅緊接著冒出一連串的疑惑。
很快的她找回思緒：要採訪法輪功的事情？我要說什麼？這會不會是代表法輪功發言？這樣合適嗎？心細且沉穩的黃春梅決定要先找人討論再說，於是她請記者稍待。
她第一個想到的是聶淑文。曾是上海輔導站站長的聶淑文聽說這事也甚感訝異，她認為不宜受訪，但為慎重起見，她將詢問大陸學員的意見。
等待的過程似乎有點漫長，突然又是一陣「嘀—嘀—嘀—」的門鈴聲，黃春梅猜想是那個記者按的門鈴。「可是聶大姐還沒回電，還不知道要不要接受採訪，我要跟他講什麼？」不知道該怎麼回應的黃春梅就這樣盯著對講機，任由「嘀—嘀—嘀—」的聲響劃過那個下午的沉靜，但是黃春梅的心裡卻一點也不平靜。
一會兒，聶淑文來電說，大陸學員也建議不要受訪，因為不久前他們接受中國媒體採訪，但最後呈現的報導卻扭曲了他們的談話。另外，美國學員也接受當地媒體的採訪，但因為報導內容主要採用了中共官方的說法，內容負面多於正面，對學員的採訪只是形式上的「平衡」。「如果媒體不能客觀深入的報導，我們還是不要接受採訪比較好。」聶淑文說。
聽著電話，黃春梅不經意地望向對講機。有了這個回覆，黃春梅心裡似乎也比較篤實一些，可以更好的整理自己的思緒。
她意識到，因為自己是家庭主婦之故，相較於其他需要上班、上課的人更方便聯繫，一些訂書、印資料等等事宜也都是她幫大家處理的，所以漸漸的，她就成為主要的協調聯繫人之一。也因為聯繫上相對方便，所以後來許多時候對外都是留了她家的地址與電話。想到這，她恍然大悟為什麼媒體記者會找到她家了。
「嘀—嘀—嘀—」門鈴聲又響起，黃春梅依舊不敢接起對講機，她想應該還是那位記者吧。但忍不住好奇，她起身走到陽台往下望，正巧樓下一個男子也仰頭向上望著。他們對視了那麼一瞬間，黃春梅就快步走回屋裡。
「記者一直不願離開，這樣不行啊。而且以後若還有其他記者再找上門該怎麼辦？總不能都這樣不接對講機啊，總得想想辦法！」想了想，黃春梅連繫了幾位學員講了這情況，大家都覺得這事的確需要討論，最後決定傍晚到洪吉弘家裡商討對應之道。
學習面對媒體
叮囑女兒簡單弄點晚餐後，黃春梅回房換好衣服，準備出發前往松山洪吉弘家。
對著樓梯間的鏡子，黃春梅微笑著輕輕說了句：「不好意思，現在不方便回答。」她看著自己的神情，似乎還算寧靜祥和。這是剛剛電話裡同修提醒她的：「看到記者，不要回應，要面帶微笑，不要緊張。」
步出大門，記者已經離去，黃春梅鬆了一口氣之餘，也不由得覺得好笑：我這麼單純又平凡的人，竟然還要面對媒體的「圍堵」！
來到洪吉弘家，已有幾位同修先到了，看到黃春梅進門，紛紛上前詢問情況，黃春梅微微笑了笑跟大家報告說：沒有，我下樓時記者已經離開了。因為還有其他學員還沒抵達，所以大家還在等待的狀態。有人在角落靜靜的讀著《轉法輪》，也有人在客廳走道旁邊「沖灌」、「沖灌」的煉著動功。也有人開始發表自己的看法。黃春梅聽見洪吉弘聲音宏亮的說：「我們不出面講，那誰幫我們講？」
陸續的來了十幾位同修，黃春梅跟大家簡單說明今天發生的事情之後，大家各自表述想法。不少人覺得應該要受訪。有人提出大陸學員對媒體不能公正報導的擔憂，熟知媒體情況，任職於台視的學員認為台灣媒體環境不同，也贊成接受採訪。還有人提出：「如果我們一概不接受採訪，媒體就更覺得我們很神祕。可是他們新聞一定要做啊，也許就會捕風捉影，反而不好。」
「可是我們沒有面對媒體的經驗，不知道要跟媒體講什麼啊！」
洪吉弘不改豪邁本色地說：「不用想太多，我們就老實實實的講，法輪功是什麼。」
然而修煉怎麼提高心性，這些事情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對不修煉的人很難說得清、講得明。那怎麼才能讓外界明白？經過一陣討論之後，初步有了一些共識：可以拍攝我們煉功的情況，講煉功祛病健身與修心性，也可以帶記者們看看我們的集體學法……
彷彿老天的安排，就在大家有了「走出去、面對媒體」的共識之後，此時，洪吉弘家中電視機裡就播出了華視晚間新聞的畫面，記者拍攝了黃春梅住家所在的五層公寓，然後鏡頭停留在四樓的陽台，旁白說道：「這就是法輪功在台灣的總部！」在場學員一片靜默後，不約而同的相視而笑。因為大家知道要學法、要煉功，知道修煉重點在於提高心性……眾人腦海裡卻沒有「總部」的概念。因此，大家也更體認到面對媒體的必要與重要性了。
法輪功學煉者激增
達成共識後，有人安排受訪的地點與形式，也有人負責溝通聯繫採訪的媒體與內容，電視、報紙、雜誌、電台的邀訪紛湧而至。第一個前來採訪的是中央廣播電台，地點就在洪吉弘家。記者如實的報導，讓大家更具信心。
而以往每週日在中正紀念堂近百名學員的集體煉功，也成了媒體採訪與攝影的地點，經媒體密集的報導，原本只是學員間口耳相傳的功法，瞬間名氣大增。
台大經濟系教授葉淑貞是當時熱門的受訪者之一。
葉淑貞從一位罹患多種嚴重病痛的患者，變得健康、精神飽滿的傳奇故事，在媒體的報導下，吸引了更多人來學煉法輪功。台中學員王珩描述：「都知道她身體很不好，煉功後變好了，大家就覺得法輪功真的很神。」
洪吉弘的妹妹洪月秀回憶：「台灣媒體雖然一開始都採用了中共央視的報導，但後來媒體慢慢接觸到了台灣學員，學員詳細介紹『真、善、忍』的修煉準則，也演示了五套功法給媒體朋友看，最後他們瞭解了法輪功是個好功法。有些媒體還把李老師的小傳登在了報紙上，吸引了很多有緣人來學煉法輪功。」
全台各地的九天學法煉功班也出現了蓬勃發展狀況，每班參加人數從原本的一、二十人一下暴增為四、五十人，有些班甚至高達一百多人，突然湧現的學功熱潮，讓多數是在自家開辦九天班的學員難以負荷。黃春梅家中原本容納十多名學習者的客廳，一下擠入了四十多人，於是她只好收拾起桌椅，挪出空間多擺上幾張坐墊。客廳擠滿了，就再往餐廳及房間門口延伸。
而葉淑貞家中的九天學習班更是爆滿，客廳裡一下湧入一百多人。張清溪難忘當時的這一景象，他描述：「葉教授家拆了客廳與書房隔間後仍容不下，學功的人都擠到馬路上，有些人根本擠不進去。」後來只好分為男女兩梯次上課。
其實不僅是九天班爆滿，從二十六日清晨起，全台的煉功點也都不約而同的出現學功潮。宜蘭運動公園、台北大安森林公園、萬華青年公園……都出現許多新臉孔，多則二、三十人，少則十多人。一名台北東湖公園的學員回憶，不僅有人前來學功，甚至出現圍觀人潮，讓原本習慣寧靜煉功的學員們挺不適應呢。
許多人都覺得中共迫害法輪功之前，一九九八年是台灣學員們最幸福的一年：日益增多的煉功點，方便大家就近集體晨煉；自前往大陸參加交流與李洪志老師來台講法之後，學員們更加認識學法的重要，集體「學法點」也陸續成立；一九九八年在台灣也正式出版了正體版《轉法輪》。自這年起，對修煉形式的認識更成熟了，學員們普遍在實修中感到心性的提升，體會到修煉的美妙。
一九九九年大陸發生的「四．二五」事件，雖然打破了學員們平靜的修煉生活，從單純的自己修煉，被迫必須面對外界、面對媒體，但也因此讓更多人認識了法輪功，對法輪功的弘傳起到促進的作用，同時也鍛鍊了學員們面對社會的能力。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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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