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雷厲風行，本想8月在香港推行《反外國制裁法》，以反制美國，但到最後關頭又臨陣退縮，原因相信十分複雜，但單從經濟看也有難言之隱，因為中國的遠慮近憂，令當權者不得不臨崖勒馬，再不能隨心所欲，行動自如了。

5月以來，大陸疫情肆虐，加上部分地區嚴重水災，令一些港口、機場停止運作，交通運輸流量大幅減降，正拖慢經濟復甦的步伐，第三季經濟估計比上季只錄得輕微增長，全年而言，相信難以達標（8.9%）。

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大陸雖然以疫症「清零」為目標，但疫症難以杜絕。一旦遇上疫情爆發，便會不惜一切——除了大規模的病毒測試、嚴密的隔離檢疫，港口、機場設施以至個別地區都可以全面封鎖，人流物流停頓，經濟也只好慢行。表面看，「清零」政策是作繭自縛，但深層原因在於中國疫苗抗疫力偏低，對Delta變種病毒更是無能為力，不能不從嚴處理疫情爆發，結果便處於進退兩難：堅壁清野但須付出經濟代價，若與病毒共存則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除了疫情，經濟改革原地踏步亦窒礙大陸的經濟發展。例如以十萬億人民幣計的地方政府債務，經過十年的整頓，情況更變本加厲。據估計，到2019年底，地方政府隱藏債務總額為四十三億兆人民幣，接近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其中六成借款來自銀行。地方政府若不償還，銀行信貸系統會受嚴重衝擊，但若分期償付的話，數額則高達地方政府總收入的九成。

長此下去，地方債務危機將升級為信貸危機，而無止境的借款也令資金胡亂花掉。地方政府只求國民生產總值達標，貸款大都花在大興土木，但基礎建設回報率偏低，而國企的投資回報和員工福利也不必計較成本效益，沒錢還大不了借債渡日。不過，債台高築沒完沒了，又如何發揮黨國體制的財政力量，推動經濟，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大夢呢？

十年來，中央試過不同辦法解決債務危機，結果都無功而還。一是由人民銀行收縮短期信貸，頓時大幅扯高銀行拆息，引發金融局勢不穩和企業有倒閉之危，中央唯有知難而退，取消信貸控制，而地方債務亦故態復萌，金額更以倍數增加。二是推動財政及稅務改革，限制地方借貸及開支，並推行物業稅，但至今成效不彰，借貸有增無減。三是通過上市向股票市場集資，減輕銀行的借貸壓力，也提高上市公司的成本效益考慮，但隨著2015年大陸股市泡沫爆破，釀成金融動盪，中央對此途徑再難寄以厚望。

經過十年奮鬥，如何解除債務危機依然茫無頭緒，債務卻愈滾愈大，由國民生產總值的225%增至大約280%。同期，經濟效益亦愈來愈低，過去每六元人民幣可帶來一元經濟增長，現在需要約十元才做到。根據估計*，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效益提升帶來的增長佔全部增長的一半，千禧年頭十年降至三分一，而近十年最多只有六分一。

債務問題不妥善解決，輕則債項利息已吃掉部分增長成果，同時資金效率驟降，有礙經濟增長，而重則信貸危機臨門，金融機構倒閉，勢必動搖經濟根本。當然，以中國的經濟規模，加上外國投資繼續流入大陸可提高資金供應，債務即使積重難返，整體經濟也不會立即塌下。但若此時此刻在香港推行《反外國制裁法》，不論是中國大陸還是海外的金融機構，均需要立即停止執行美國制裁中港官員的命令，否則便遭到北京懲處。

金融機構若順從北京，華盛頓的制裁將隨之而來，除非作了最壞打算，例如不再使用美元交易，甚至不跟美國政府打交道也可以，否則要他們二選一，答案明顯不過。而強制選擇的最惡劣後果，若是海外金融機構撤離香港，導致到中國的外國資金短期甚至長期斷流，或手續異常繁複，結果削弱自己的流動性，加深債務危機的風險。

不過，從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經驗可以看到，改革不管如何言之成理，只要改革可能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動盪局面，一切都可以無限期延遲。今次要在香港推行《反外國制裁法》，隨時反制變成制裁自己，如今臨時擱置，看來不外重覆知難而退的歷史軌跡而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