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8月20日訊】中國思想文化史界泰斗余英時的逝世，引發各界追憶。這位著作良多、桃李滿天下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時對中共極權專制深惡痛絕。從1989年大陸的學生運動，到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他總是堅定的發出正義之聲，其獨立自由的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被稱為華語知識分子的典範。

現居紐約的前《開放》雜誌總編金鐘，與余英時先生有長達三十年的聯絡，他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回顧了余英時與他在香港相識，及其說過的對一些中國問題的觀點。

余英時1930年出生於天津，在民國的大陸度過了他人生的前二十年。他1948年在北京接觸了共產主義，卻發現這並非自己所嚮往的自由價值。據報導，當他1949年通過深圳羅湖橋進入香港時，「突然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

他具有濃厚的中國情懷，認為傳統文化中合情合理的因素，可以與民主等現代普世價值合流。然而，當他1978年在28年後重新踏上大陸故土，卻感慨道：「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

他反共立場鮮明，生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共產黨不代表中國文明，完全不是。」他曾為大紀元「《紅朝謊言錄》全球有獎徵文大賽」擔任評審，並於賽後指出，中共獨裁體系「徹頭徹尾是由謊言編造出來的世界」，「極權黨先用謊言奪權，然後用謊言保權。」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余英時堅決反共，中國大陸在胡錦濤時代亦曾大量出版他的著作，至今他的一些史學文集仍能在大陸網站上架銷售。

金鐘從兩方面覺得，余英時的確是「非常難得的知識界、學術界的一個燈塔似的人物。」第一，是他史學研究達到那麼深入的地步，仍積極關心當代世事，依然與新聞媒體保持密切的關係；第二，他對一些中共的所謂敏感問題發表意見或批判，都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尖銳。

「現在很多人走的道路跟他不一樣，他們是敢怒不敢言，是吧？他們不是不明白共產黨現在倒行逆施、開倒車，過去（毛時代）是禍國殃民，現在它又從鄧小平這個政策倒退嘛。這些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沒有人敢公開來有力量的（抨擊），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人，不敢公開出來說話。」

金鐘透露，余英時曾感嘆，他有生之年恐怕很難看到中共一黨專政的結束，但他並沒有一種沮喪的心情，而是對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抗爭運動給予充分肯定。他相信，在今天科技發達、資訊流通的「地球村」，中共作為一個邪惡政權，不可能像唐宋元明清那樣，維持一個二三百年的專制紅朝。

以下是採訪內容整理。

1991年訪余英時 談「六四」後中國演變

梁珍：余英時先生8月初仙遊，引起了很多文壇的反響，大家都在回顧這個史學家為國人所帶來的震撼。那你也跟他多次交往，能不能講一下您聽到他去世消息時的感受？

金鐘：我是8月5號半夜聽到余英時教授去世的消息，當時我真的感到很吃驚。因爲不久前，我跟他太太陳淑平還通過電話，我説余先生年事又高了，寫作還是很辛苦的，我以後就不敢多打擾了，她説沒關係，你就打這個電話來，很歡迎，還這麽講。所以我就沒想到，他突然在8月1日去世了。後來這個消息是台灣中研院發布的，就是已經把後事全部辦完了，才由夫人陳淑平來發布這個消息。

我跟余英時的交往，可以回顧到1991年，到現在正好是30年。那時候7月份，他到香港去開會，因爲他的名氣很大嘛，我們做雜誌的，尤其是我們這個《開放》雜誌是以政論爲主，而不是小道消息報導爲主。每個月我們都會要有一些比較重磅知名的新聞人物來做專門的訪問。而且我們訪問，像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式的，第一錄音，第二很深入。這篇訪問出來的都是一問一答的，很長，所以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內心和局勢，以及問題的相當深度的一個層面。

那次來他住在富麗華酒店，我去訪問，他也談論得很多，後來我親自把它整理發表出來。這篇訪問談到整個尤其是1989年「六四」之後，中國的局勢，中國的演變。

1991年7月，正是一個「蘇東波」，就是蘇聯跟東歐崩潰瓦解，那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正在發生的時候，再過幾個月之後，蘇聯就正式瓦解了。所以那個時候，對中國局勢的影響是非常大。大家都在議論這個事情，爲什麽蘇聯現在都來到崩潰的邊緣了，局勢已經非常的清楚了，而中國發生了那麽大的「六四」學生運動之後，它（中共）現在好像又喘過氣來了，又回過神來了？1989、1990、1991，又過了兩年了嘛。所以這些問題，就談得比較多。

這個訪問可以説是比較有份量，也做得比較成功。發表了之後，不久有人從左派那邊就帶著消息告訴我，說中共方面對余英時教授這篇訪問很惱怒，很不滿意。而且就説要組織國內的學者來批判，但是沒有下文。

爲什麽？因爲就在兩年前（1989年），我訪問過劉曉波。劉曉波到香港來，他提到一個觀點，因為他第一次來香港，看到這麽一個殖民地，沒想到被英國人管理得，弄得這麽好，這麽現代化，各方面都那麽先進，他佩服得不得了。我就問他，那麽中國的前途會怎麽樣呢？他説中國至少要三百年殖民地，才可以進步到香港這個地步。因爲他這一句話，所以在「六四」的時候，他是被打成「六四」學生運動的黑手，而他的罪狀，有一條就是說接受《開放》雜誌的訪問嘛。

那次訪問在1989年六四之後，中共官方出的介紹劉曉波的一本書中，全文收入。因此，大陸（當時）的學生，幾乎是沒有人不知道那個訪問，當然余英時肯定也知道，大部分六四的經過他都非常的關注。所以他在接受我的訪問中，最後也彈出這樣的話，幾乎是跟劉曉波的話有點類似。我就問他，那麽中國未來怎麽辦啊？他説，看來中國未來還是要分裂。因爲那個時候，兩岸之間談的問題就説「分久必合」嘛，兩岸分了幾十年，現在要統一了。他認爲不是，不應該談這樣一個話題，應該還是中國太大了，而且兩岸問題合不攏，他說最好還是分了，等於説要把大一統觀念丟到一邊去。

我想最重要就是他這個訪問的最後結論，非常有批判性，對中國（共）的統戰，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那之前，我似乎跟余英時教授沒有什麽聯絡，自從那次訪問以後，我們跟他的交往就比較多了，在很多問題上我就會打電話請教他，或者是發傳真，那個時候因為還沒有電腦，這是90年代的事情。後來他也就成為我們的撰稿人，有些出版、雜誌方面的事情，我都跟他請教，後來一直都有聯絡。

年輕時在港讀書 指港人抗爭源於自由精神

梁珍：大家回顧余英時教授的歷程，他除了對六四啊，很多反共的思想之外呢，他也很關心香港跟台灣的局勢，他有沒有跟你談到對香港問題的觀察？

金鐘：有的，我記得我每一次從香港回美國去跟他通電話，他首先就問：香港怎麼樣？當然香港的新聞很多，他都知道的。尤其是1997香港主權移交之後我都去請教他，他也給我們都寫過文章。他一直到近幾年香港這個「佔中」「反送中」這兩場運動啊，他是有巨大的熱心，熱忱的關注，就說香港這個七百多萬人口的城市，動不動就是100萬甚至200萬人上街，這個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他說香港人呢，以前我們都把香港當作一個旅遊的聖地呀，購物天堂啊，對不對？好像香港人是個積極動物，不關心政治的，實際上香港人的政治關心度非常之高。1997年之後，香港人政治方面的關心度、思想覺悟的程度都明顯地不斷在提升。

余英時教授本人跟香港是有緣分的，他是1950年從大陸來到香港的，那個時候他剛剛20歲，正是思想、求學方面比較走向成熟。他是有頭腦有思想的一個青年，他在香港大約是最初待了5年，後來他又回來做香港中文大學的副校長的時候又待了幾年，所以他一共在香港待了八九年，他對香港是非常了解的。

他在香港求學的那段時間，在新亞書院讀書，主要是當時有一個教授、歷史學家叫做錢穆，他是在錢穆的關照之下，在香港完成他的高等教育。因為錢穆跟他父親以前在大陸是有交往的，他們都是在中國的文史方面，高等教育方面的優秀人才，主要就得到錢穆他們這一批師長的教育。然後他就去了美國，去了哈佛大學，那就是他的另外一個人生階段。

所以他大約20到24歲吧，在香港的這段時間，給他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他對香港在英國人的管治下沒有民主，但是有高度的自由，這一點有非常深的領會，所以他就跟我談到過，為什麼香港在主權轉移交中共之後，能夠表現這麼強的一種反抗，獨立的精神呢？他認為就是他年青時代在香港體會到，香港人在英國人的管治下有了自由的精神。香港今天能夠一直抗爭下去，尤其是在近十年來一次又一次的非常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這樣一種爭取真選舉，一個個具體的民主運動，他的背景以及他的思想的動力，原因就是在於香港的自由精神。這是我聽到他這麼一個看法。

在海外關心中國發展 敢批判中共邪惡

梁珍：余英時先生也將中共和中國分得很清楚，他的理念是怎麼樣的？

金鐘：是。他過世之後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這個事情。我覺得，他還是有蠻濃厚的一種中國情結，爲什麼呢？這跟他的歷史學的專業是分不開的。因爲他可以說一生都在研究中國的歷史，而且，他是能夠把中國的歷史背景，跟現代歷史，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的現代史聯繫在一塊，來觀察、分析中國的演變和發展。

比方説，以前許家屯也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講中國的演變，他不説「變」，他說「演進」。本來是「和平演變」，也是西方提出來的一個關於共產國家發展的一種可能性，從冷戰、蘇聯、東歐，一直到中國，都希望它們發生一種和平演變。爲什麼許家屯把這個「演變」改成「演進」呢？光這一個字，他就寫過文章，來研究過，他說，這種提法是反映了中共的一種怯變，中共它就是害怕變，因爲一談到變，它們就説，它們的江山，它們的政權，它們的一黨專政的制度，就會受到衝擊，就會動搖。

他始終關注著中國的演變、中國的發展。但是他從1950年離開中國之後，他只回過中國一次，那是文革結束了之後的1978年，他帶領美國的一個考察團，他任團長，去大陸訪問，就僅僅去過那一次，完全是一種學術性質的。之後，他就不去了。

他説了這樣一句話，「只要中共堅持一黨專政，我就不會去中國；如果它宣布結束一黨專政，我第二天就去。」

毛澤東27年最後的那一場文革，他講這個事情對於我們歷史學家來講是不能理解的，中國怎麼會倒退到這個地步？所以他最後說，我們不關心、不表態、不表示我們的義憤，那簡直好像就不是個人似的。這表明了他對中國人的遭遇、中國人的命運有一種深切的同情。這個當然跟他在中國，少年、青年時代，待過二十年的時間是有關係的。

梁珍：余英時教授仙逝，在海外都有很多追悼文章，也都在緬懷他的一生。余英時教授敢言，他一生對史學的貢獻，大膽揭露共產黨的這種專制統治，在今天這樣的氛圍中有什麼樣的意義?

金鐘：這個籠統的當然是不必說了。他的確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知識界、學術界的燈塔似的人物。為什麼？因為他的學術研究達到那麼深入的地步，但是他依然對新聞媒體保持這樣密切的關係，他在自由亞洲電台還有節目，這個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有些批判，對一些敏感問題發表意見，都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尖銳。我相信你也知道，現在很多人走的道路跟他不一樣，他們是敢怒不敢言，是吧？他們不是不明白共產黨現在倒行逆施、開倒車，過去是禍國殃民，現在它又從鄧小平這個政策又倒退嘛。

中共財大氣粗管一切 但不會長久

金鐘：這些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沒有人敢公開來有力量的（抨擊），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人，不敢公開出來說話。為什麼呢？因為習近平的這個統治跟過去不同了，跟毛時代跟鄧小平時代都不同。他（習的統治）有了兩個優勢，一個，它有了錢，它這個經濟發展了，財大氣粗了；第二，它又有了高科技，它把美國的西方的先進的科技、智慧、知識產權弄過來，包括有些也是不明不白地弄過來之後，來加強它的專政實力。

毛時代他不是講「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那時才八億，在文革期間。現在都十四億（人口），快翻了一倍，為什麼共產黨還可以把這麼大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能夠控制到這樣？大家都閉口，全中國就好像劉曉波說的：只有一個腦袋。就是它現在控制了所有的資源、權力，這個很頭痛。

余英時也講過，經常有些大陸的學者來見他，一直到最近幾年都有的。出國的很多人都是想見見他，那些學者當著他的面都說「我們簡直是沒有辦法」，就是被共產黨控制的太死了。它可以在你全部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待遇、出國、住房各個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社會方面，甚至你的專業方面，把你控制得死死的，你不聽它的不行。所以余英時保持了消息非常靈通，他對中國這個幾十年的發展，尤其中共這七十年的統治，他已經完全成熟、清楚，從香港到美國到台灣，這些演變看得很清楚。

最後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談到中共的統戰，一些事誰是誰呀，有好多情況他都清楚。他知道中共對海外的統戰已經是無孔不入，所以他說「我們現在恐怕很難看到中國的改變」，就是說很難看到中國的民主化、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結束。因此他對香港的這種抗爭精神，是非常的佩服。他說，「如果說所有海外的(中國)人都能像香港人一樣，有話就去說，有權利上街就上街，表示我們的這個義憤、抗議，那還是有希望的。」

我在《紐約時報》看到有人說，中國現在是一個像唐宋元明清的這種大皇朝。那些大皇朝的統治，都是二三百年的，那麼共產黨是不是進入了這樣一個大帝國的時代呢？就是說它的統治會不會也像那些大帝國，有2、300年那麼長時間？他不相信。他說，雖然我們看不出來到底哪年哪月它會改變垮台，但是，時代不一樣，那個時候是一個封閉的、落後的背景，今天全球化、地球村，科技這樣發達，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度發展，都是靠加入了世貿，加入了國際資本市場才有的這樣一個結果。

他有那麼深的知識歷史研究，觀察和判斷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局勢。我覺得他很有底氣，他從來沒表示一種很沮喪的心情。當然他也談到過，中共這種「崛起」也是他們以前沒有想到過的，但是他的意思還是不要失望，尤其是香港人提供的這樣一種範例，還是需要去抗爭，這一點他是給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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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