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8月15日訊】）一年多來，中共用《港版國安法》迫害異己，壓制全體港人以保其政權，催生了香港人移民海外的高潮；同時，其他的香港市民雖內心反感該惡法，但仍選擇了留守。

香港金像獎最佳導演獎得主歐文傑，在2020年7月《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初就已經去了加拿大，他日前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表示，香港人反抗中共極權，觸動了中共最核心的利益，因此招致其不惜一切的報復。現在市民可能因為一個標語、一篇文章、一句話就「觸犯」了所謂《國安法》而被抓。如今在香港爭取民主，恐懼已是事實，但他尊重不同的想法。

《港版國安法》還鼓動檢舉揭發他人，把中共特色的「篤灰（告密）文化」搬到香港，令人與人之間戒備不信任，無法暢所欲言。「我們的下一代又怎麼樣呢？這個其實一直是我憂心的東西。就好像今天我可以跟你暢所欲言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很英勇，不是因為我很厲害，只不過是因為我身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講完這一段話之後我沒有事情。」

他指，中共敢於用《國安法》把香港的兩制變為一制，說明它已經根本就不介意由此帶來的後果，因為它認為，「很簡單，你就看看金正恩，就算朝鮮有多窮，其實依舊它的政權都會很好的，受苦的最終都是普通的民眾而已。」

不過，即便局勢走到今天，香港人內心依然在渴望自由，期盼那個意想不到的轉折點的出現。

政府打壓異己越演越烈 似「港版文革」

梁珍：「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多了，現在回頭看，對當時離開的決定又怎麼看的?

歐文傑：我是剛好踩著《國安法》開始實施，去年7月中的時候來到加拿大。經歷了一年的時間，你看到整個香港的局勢，不同的異見人士，不論是有42人還是有47人被拘捕以後，一步步，《蘋果日報》倒閉，不同的高層、編輯甚至只不過是寫評論的一些朋友都一個個地被拘捕。

我太太早一些就希望我離開香港的，我當時就很反對，我自己覺得有沒有這麼嚴重？就是沒有《國安法》之前。但是當到6月初開始有一些風聲傳出來，說有《國安法》會在7月份出現，那個時候終於都覺得，根據一些歷史，政府不會無緣無故地出一些沒有關係的措施或者條文出來，就是專門出一個法例來嚇唬你這麼簡單呢？再加上這個政府是不是這麼可信呢？最初跟你說只是一小部分人會受到（《國安法》影響）。

記者：對，一小撮人，他們一直都是這麼說的。

歐文傑：對，最初也說沒有任何追溯，不會追溯以前的事情。但是比如最近唐英傑（案件），騎電單車，2020年7月1日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那隻旗子，都在討論是不是在顛覆政權啦。剛剛6月份，這兩個月裡邊，《蘋果日報》不讓它做，倒閉了，其實是越來越烈的，所以我就覺得不是（只是一小部分人會受到《國安法》影響）這樣的。

當然有一幫朋友依舊都是，人家的理解現在都覺得香港還是可以留守的，或者香港還有些你可以做的，但是我覺得我只能給尊重。

記者：因為你拍了《十年》、《樹大招風》在大陸都這麼播的，你又跟《蘋果日報》曾經合作過一個「一丁目」的網絡公司。你覺得哪一條紅線對你的威脅最大?

歐文傑：某個人去講了同一句話，就可能已經說你犯了《港版國安法》，煽動（分裂、顛覆）國家。我之前參與創作的電影，《十年》、《樹大招風》，或者之後和《壹傳媒》合作搞的「一丁目」平台，比如說製作《反送中三部曲》，甚至我都參與去監製做了一個《六四備忘錄》，搞一些關於社會議題的節目，比如說《何去何從》。再加上2019年的6月份，我開始接受不同媒體的訪問，甚至海外媒體的訪問，都有提到我對於一些示威活動的看法。整體上加起來的時候，其實在它（政權）的角度，覺得你是一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都說不定的，你都不知道的。

最近比如說黃耀明，其實他都沒有（違反）任何《國安法》的，可能沒有任何宣傳，什麼都沒有，它都會找一個ICAC（廉政公署），他只不過唱歌表演然後講了一句：大家要支持某個候選人。雖然走到最後，它都用了守行為或者罰款，但是這把尺子，這把「尚方寶劍」，對於整個政權來說它只會越演越烈。我想某些程度上其實是一個「港版式的文革」，我會這樣形容。

講回2018、2019年的時候，那時我都參與了一些政府裡邊的製作。我參與了一個電視電影叫「廉政行動」，那時是2019年，我還記得當時我去做，我們有四個導演，我是其中的一個，林超賢負責監製。當時其實在網絡上都有很多藍營或者藍媒，它就會去攻擊你，說為什麼ICAC（廉政公署）會找一個黃色（背景）的導演去拍戲？去炒作一些風波出來，當時都還沒有「反送中事件」。

你近看到運動員，他穿一件黑色的衣服去打球，都可以搞得很大的風波；又或者他講了一句話，那個對話其實也變成了很敏感。在政治環境上，整個氣氛都比較壓迫。

中共害怕港人團結 製造藍黃分裂

記者：你當時是算離開得比較早的電影人，當時純粹是自己判斷局勢，還是收到了某些友好人士的提醒或者感覺到一些危險，被人跟蹤或者某些媒體記者跟蹤的情況？

歐文傑：其實很早期，自從開始有《十年》這套電影上映之後，我不停地時不時會收到一些朋友說，「你是很敏感的，你要小心一點。」也會有一些友善的提醒，可能他們真的很擔心。也聽過某些朋友真的收到一些國安可能會會面、去談，在沒有「反送中」之前已經收到這樣的資訊。到了後來一步步，比如我與《壹傳媒》合作過，看到之前那時候還不是那麼大的一件事情，黎（智英）先生都會被拘捕，我自己確實開始會有一個看法。

其實《港版國安法》一出來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不是說玩的了。當你理解到中國的國情，權力其實對於中共來說，是多麼重要的，它們核心的價值就是怎樣去拿人民的權利，就是中央集權；而香港人在爭取的所謂的「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追求所謂的人權，正是觸碰了中共的核心價值。在這麼大的抵觸之下，如果我們香港人本位思考，就會覺得你中共肯定要讓步，是你不對；但是反過來你假設不是用香港人的本位思考，你用內地政權去思考的時候，其實它會怎麼樣對付香港人呢？你會想到它會做些什麼方法去迫使香港人就範。

香港人真的要去面對整個政治局勢，是很艱難的。但是你要去衡量究竟有沒有一個真正可行的方法，去迫使這樣一個邪惡的極權去就範。你與流氓打架的時候，你要用一些很斯文的方法是不是有效呢？我們經歷了一個「理大圍城」，整個我們普通市民手無寸鐵去對付一個極權或者軍警，它們用盡不同的方法去鎮壓市民，其實一定是人都知道那個極權是有問題的。

內地的媒體，它們會有很多的論述，為什麼要形容香港的示威者是什麼「黑暴」啊，「曱甴」呀，「恐怖分子」啊？其實它跟當年2009年新疆的時候，用的方法基本上都完全一致。

我還記得當時我身在香港的時候，我相信香港好似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聽到新疆發生這樣的事，什麼衝擊天安門呀，什麼襲擊呀，我第一感覺好像都是恐怖襲擊呀，好像很極端呀，有些什麼極端主義在新疆抬頭了這樣。而一般市民未必這麼容易去研究，到底裡面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呢？對於內地很多人來說，的確他們大部分對於香港的事，可能有個很普遍的現象，就算生在香港都還有一些人覺得這些是「黑暴」。

記者：就是現在中共將對待新疆的手法用於香港，其實都是將香港人群之間分裂成所謂的黃、藍呀，大家分裂得很厲害，其實都是中共的招數來的是嗎？

歐文傑：是啊，你甚至說國安署長，就是他本身以前都是在處理「烏坎村」事件（群體維權事件）。總之它就要把你上標籤了，它最怕你團結的，所以不停地說你勾結外國勢力，不停地把你描述的全部都是外國勢力的問題，然後打散你們。

《時代革命》上映 擔心導演周冠威安全

記者：《十年》的五個導演都是各有各的去處，其中周冠威導演最近拍出《時代革命》這一部紀錄片留在香港，也在康城（戛納）電影節播放。你怎樣看他的選擇呢？其實有沒有擔心他的安全？

歐文傑：我當然很擔心，因為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是演藝學院的同班同學，認識很多年了。所以當我知道那部戲去到康城電影節的時候，當然我很自豪有一個同學可以做到這麼大的成就，同一時間當然就是以一個朋友的身分的很擔心，不單止是他，甚至是他的家人、小朋友等在安全上會不會真的有問題呢？如果那件事的風波越來越大的時候，《國安法》之下其實真是你不知道，它可以怎樣，對你做任何事，就是那把劍、那把刀，別人已經放在你脖子上，隨時它喜歡動就動。

Kiwi（周冠威）是一個這麼有才華、有能力的一個導演，我更加覺得如果他身在海外，在其它地方很安全地，可以繼續去做他的創作，可以為更多香港人繼續去發聲。

記者：是不是說過很多次叫他要走了？

歐文傑：是啊，我甚至都已經去找他太太了，希望去用他太太的角度去告訴他，其實我們很明白他的想法，也尊重他的想法。在他的角度，他真的依然覺得恐懼其實可以不存在的，以前都是神的指引。但是到底這個恐懼存不存在？我想都不是我們去講的了。

既然去選擇了，相信他去做這個決定，有很多不同的朋友都跟他說過，衡量過不同的（利弊），講了一些建議；而他也已經經過三思或心裡邊的想法，「OK我決定留下了」，那我只能希望他平安了。

國安常早晨突襲 令人夜不成寐

記者：你當時走的時候有沒有擔心自己走不了？8月1日新《入境條例》生效之後，加拿大都提出了一個旅遊警告。越來越多人連出境自由都是擔心了。你怎麼看這個變化？當時你自己有沒有這個困擾？

歐文傑：我離開的時候，我其實覺得都很有趣。因為平時都經常搭飛機離開香港，但是那天我走的時候，見到其實那個機場真的在閘口那邊都多了很多便衣，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單位、不知什麼人，就好像要盯著。你的確（會想），到底有什麼事情呢？有這麼多便衣在不同的登機口，好像要看著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我現在有一些年輕的朋友他們都說，晚上不睡覺在香港，就怕第二天早上，那些警察都通常是早上來跟蹤你，所以等到過了早上之後才睡覺。

記者：你在加拿大會不會做跟香港同樣的夢？你會不會擔心自己。

歐文傑：不是，我身在加拿大的時候，就一定沒有這樣的風險，也都會覺得被保障了，始終（加拿大）是一個很強調人權的地方，很尊重人權的社會。

我身邊都有很多不同人，同事、合作過的朋友，或者說那些學生，都可能已經被拘捕了，也都有不少的朋友有被拘捕的風險。就好像當天知道Kiwi康城影展這件事情，我很緊張，當然我不怕，覺得激動，很擔心他的安危，擔心他會有一些什麼事。我都跟他太太說，我真的不想以後沒有機會再跟Kiwi去對話。

《港版國安法》植「告密文化」入港 扭曲人性

歐文傑：在一個《國安法》的制度之下，那香港人一定要去適應，重新去改變一些生活的習慣。而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繼續會有人反抗；同時，你見到不同的人性的扭曲會越來越大。

當然我相信一定有少部分人，在中國境內仍然都有劉曉波、李文亮、李國揚啊一些這樣的人，繼續留守，保守住自己的良知，或者禁止的聲音。但是其實大部分一般人來說，我想得可能悲觀一些，比如你見到一個阿婆摔倒，那時你在香港，你還會去扶她嗎？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不可信的時候，比如很簡單你是教師，可能你說你買了十份《蘋果》拿去派的時候，你的校長會不會舉報？

當大家有很多篤灰（告密）的情況出現的時候，那你對別人的信任會怎麼樣呢？這種情況下你是不是還很容易地會暢所欲言呢？所謂的心理，是否我自己擺脫了自己的恐懼就可以呢？我們的下一代又怎麼樣呢？這個其實一直是我憂心的東西。就好像今天我可以跟你暢所欲言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很英勇，不是因為我很厲害，只不過是因為我身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講完這一段話之後我沒有事情，當然前提就是我不會再回到香港。

台灣也是一個借鑒，國民黨去了台灣其實都經歷了幾十年，到最後才不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才真有一個民主的。整個中華民族唯一有民主的地方就是台灣，都經歷了很長時間。香港可能真是要經歷這個過程，時間的確很漫長。

對拍揭露社會影片 香港與加拿大政府不同

記者：在加拿大做創作，與香港比較感覺如何？你覺得自己是否可以再創作另外一部《十年》？

歐：首先你做什麽都可以，只不過是你是否想做而已。我覺得在加拿大，整個創作的氣氛，相對當然沒有這麽大的審查，不會有，就算是，也有制度給你申請基金。它不會像在香港那樣。香港也有的，你可以申請電影發展基金，但是假設，很簡單，你試試寫一個2019年反送中運動，行不行呢？應該是不可能的。

記者：《港區國安法》也加了紅線，在電影界審查。

歐：是。你想像一下，譬如我想寫一個警察，最近都有一些浪潮，一部短片都不允許，過不了片檢，而你不要講《時代革命》，不要說拿到資助了，連上映的機會都應該沒有。

但是在加拿大，就算我拍一部電影講原住民的，最近他們鬧得最大的風波是，他們殺了很多原住民。我覺得就算我這樣子，他們都不會說因為這樣他不讓你說，或者會有什麽封殺，或者有什麽危險，反而他會覺得你繼續去做吧。

在這邊，雖然我們華人，在加拿大始終都屬於少數（族裔），20年前或者30年前，那一代的香港人過來想從事電影產業，可能他們面對的困難會大很多，因為真是一個白人的工業社會，同時，這裡的電影工業的那種氣氛跟現在也不同。但是今天，首先科技已經發達很多了，然後加拿大和西方社會，華人的影響力大了很多。

最近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是一個華裔導演，甚至是一個女導演。所以從我的角度，如果真的在海外去做創作，真是有一個好的題材的故事，你自己有信心做得好的話，其實那個發揮都會很大。如果香港導演比較順手一些的，可能就會回內地去拍電影，因為北上文化適應比較簡單，而且地域上比較近一點；但是合拍片或者內地的電影，相對就要面臨不同程度的審查。

中共用《國安法》毀兩制 人民期望轉折點

記者：《十年》這部電影，算是一部標誌性的影片，你們當時預測了很多東西，所以被認為是預言書，甚至郭臻那部《浮瓜》還提到了《國安法》。現在以你們電影人的角度來說，是不是預測香港的未來會更加困難？

歐文傑：大家可能會覺得那是一個預言，但其實當時我們上演的時候，有些觀眾都說已經不是叫做「十年」，應該叫做「今年」了。我拍《方言》那部分提到政策的預言，其實當時的香港已經是70%的小學都使用普通話教中文，你去推演下去的時候，我們會參考很多不同地方的政策歷史，無論是西藏、新疆甚至台灣。當大家對於權力、金錢，對不同的慾望都是這樣的時候，其實很難輕易擺脫歷史的循環。

九七年以前香港那種特殊性，和九七年之後「一國兩制」的特殊性又不同了。當「一國兩制」走到2015年的局面，出現了《十年》這套電影；但去到今天，你再去說香港的《十年》，其實大家都不需要去再（多說了），我想大家都馬上會有自己的想法。因為當有了《國安法》之後，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塵埃落定了。

梁珍：以前還有一些幻想是吧？

歐文傑：是啊。現在基本上是「一國一制」了，掛著「一國兩制」（的招牌）。以前它還沒有讓你完全看清楚，它都還好像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但現在你看到，當它「一國一制」都能做得出來的時候，它用得了《國安法》的時候，其實它根本就不介意。

因為很簡單，你就看看金正恩，就算朝鮮有多窮，其實依舊它的政權都會很好的，受苦的最終都是普通的民眾而已。

無論香港還是內地，不同的人繼續去爭取我們的人權和民主，究竟在如此惡劣的局勢下，有沒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去做呢？我只是寫故事的人而已，我也沒有這麼厲害，去寫一個那樣的故事。因為故事裡面最重要的就是「起承轉合」，那當中的轉折點，我們現在還沒能考慮得到，可能是一個很預料不到的轉折點會出現，只是大家都在期待這個意料不到的轉折點。

完整訪問請觀看《珍言真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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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