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歲的全紅嬋以三跳滿分、破奧運記錄的卓越成績，拿下了東京奧運10米跳台金牌。不過，她接受訪問時說，艱苦訓練是為了賺錢回家「想給媽媽治病」，「從來沒去過遊樂園，放假想要玩，但太貧困，過去只能待在家裡，沒去過遊樂園」等話，卻足以說明，半年前政權高唱已經成功脫貧的「人間奇蹟」是怎樣的一回事。

極權推行「原子化」教育，每每把人生成敗歸因於個人而迴避政治社經結構之不公不義，中此毒極深的人當然只會看到運動脫貧、個人努力總有出頭天，以致就如此乖巧孝順等等。他們不會懂得問：怎樣的國家，才會讓一個母親的病要由十四歲的少女賺錢來醫？怎樣的社會和教育制度，才會讓全紅嬋的童年生活這樣渡過？今天我們看到她創下驕人成績時，舉國體制下還有多少兒童為了訓練而喪失童真？如果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已說出了比資本主義更缺乏人道關懷的殘酷現實？

令人失笑的是，不久之前中國政府才打出「保護未成年人」的旗號，要規管課後補習，要規定學生未做完家課也應睡覺，要訂明少年玩線上遊戲的時間，一派慈祥的模樣下，實際在左管右管：未見保護的成效，就先見權力的攬取和擴大，可供弄權的關節越多，搾取利益的機會也越大。如果真心要保護未成年人，不必說太遠，先保護全紅嬋們就夠功德無量了。

且以她七歲就給選去專門訓練跳水來說，是否切合《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條所訂明的保護工作應當「適應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的規律和特點」？這七年以來，她所接受的教育是怎樣的？是否屬於第17條所規定的「素質教育」，她的全面發展有否得到促進？按《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第二章，父母是有法律責任保護子女的，然而，社會又有否提供足夠的條件，讓家庭有心有力扛起那責任？

再說，接受艱苦的跳水訓練，放棄了正常的教育機會，為的是賺錢，這和受薪工作有甚麼分別？全紅嬋和所有類似的長年接受訓練的兒童來說，和童工又有甚麼分別嗎？中國是禁止聘用童工的，除上述《未成年人保護法》外，還有《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等法規，然而，明文立了例但現實卻沒嚴格執行的法規，不過形同作文，更何況跳水訓練可以給國家臉上貼金，作為體育官僚的政績，甚至為政權論述的「中國夢」充喜？

可供對比的是，香港的十二年免費強制教育，已有超過四十年的歷史，在九七回歸前還在英殖民政府管治時，六至十五歲的孩子必須進入學校讀書，固然嚴禁童工，長年離家接受運動訓練也絕不可能。這項政策可以保證童年不致受到剝削，但不必說當年主政的港督麥理浩的恩賜，或者看成為對港人子女福祉特別關懷。學者早有研究指出，麥理浩是受不了國際間對香港童工問題的批評，卻不致於以「不得干涉內政」反駁，於是運用殖民地官員的獨斷權力，加速推行義務教育。教育普及後怎樣改寫香港的歷史，是值得研究的大題目，可以肯定的是，四十多年來多少港人子女均曾受惠於這一政策，包括今天許多依附權貴的「識時務者」。

不只是《憲法》上一句空言、真正落實的義務教育，是產生不了全紅嬋們的；甚麼時候，中國人的孩子不再需要這樣賺錢脫貧甚至贏取金牌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如果人民可以真正當家作主，會寧願讓子女效法全紅嬋還是享有快樂的童年？當擁有全權的國家仍然在訓練全紅嬋們的時候，又有誰來保護她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自由亞洲/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