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泰斗余英時8月1日於美國寓所睡夢中溘然長逝，享耆壽91歲。余英時先生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他具足獨立思考能力，勇于堅持真理、拒絕中共極權統治，誠為一代「士大夫」。

總統蔡英文高度讚揚余英時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領域的學術成就，同時，蔡英文也力贊余英時深具入世關懷，敢於批判共黨專制、支持中國民主化運動、堅持平反六四，到關注台灣的民主自由發展，從來不曾對強權低頭。「余英時一輩子的學思言行，是知識分子的典範。」

蔡英文表示，近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占中和反送中運動，余英時都不忘挺身為年輕人聲援打氣。他提醒「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證」，蔡總統表示會謹記在心，更會身體力行。

余英時鮮為人知的小粉紅過往

鮮為人知的是，這一位反共立場鮮明的一代大儒，曾於1949年中共剛建政時，被動加入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為團員。余英時回憶年少就讀中學時的這段經驗表示，在申請入團的時期，他在精神上發生了一次變異。這一變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另一則是『左傾幼稚病』。這兩種精神變態互相支持，有時一觸即發，造成個人的罪過。」

1949年12月下旬，有一位安徽同鄉到余英時家中造訪他的堂兄，他是一位基督教牧師，在安徽蕪湖傳教。他告訴余英時安徽的近況，主要是中共地方幹部怎樣殺人逼錢的殘酷行為，及窮人生活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為困難等等。

然而，這位牧師的話還沒有講完，當時加入中共團員，是「小粉紅」的余英時立刻氣極攻心，「我的左傾幼稚病和狂熱症已同時發作了。」於是余英時聲色俱厲地駁斥牧師的事實陳述，所持理由大致是中共當局的宣傳八股，什麼他國敵對勢力的謊言攻擊之類。「我當時如飲狂泉，完全無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無幾。」牧師猝不及防，滿臉錯愕，狼狽而去。

大概十幾天後，余英時去香港，在上海親戚家中住了兩三天，聽到南方的實際情況比那位牧師所說的更為可怕。「我雖然還勉強為之辯護，然而心中已後悔不應該對那位牧師如此粗暴無禮了。時間愈久，我的愧悔之感也愈益加深。」六十年了，余英時每一思及此事便覺得無地自容。「如果說這件事對我起過什麼教訓作用，那便是讓我認識到人心中深藏著種種邪惡，一旦釋放出來，整個人一定會被吞蝕掉。」

事實上，影響少年余英時的邪惡對現在大陸與台灣民眾來說實在太熟悉了。遠者有周子瑜只因為拿著青天白日國旗就被瘋狂攻擊，被迫穿黑衣道歉；近者有作家方方只因為說出武漢疫情實況，著書出版，就被說成是給外國勢力「遞刀」，被謾罵到幾無立足無地；近者如數天前小S蔡依林只因為替奧運國手加油就被大肆辱罵「台獨」「辱華」，小S跟女兒立刻被廠商切割、取消代言；甚至中國桌球選手「雙塔」李俊慧、劉雨辰因為輸給台灣隊，雖獲得銀牌也被小粉紅「出征」……看來五毛粉紅還真是不分國內外一律無差別攻擊。

這個吞噬一切溫情的怪獸不是源自於人之本性，而是中共組織洗腦灌輸的「邪教教旨」，這個東西就像附身一樣，一旦踩到它，馬上就會「如飲狂泉，完全無法自制」，失去理性與人性，一味往前殺、殺、殺。這完全不是人類正常的情感情緒與思維觀念。

關鍵決定拋棄黨性 走出「小粉紅」附身

那麼余英時是怎麼走出「小粉紅」附身的呢？說來非常驚險。原本少年余英時在燕京（今北京）讀書，但他的父母與弟弟輾轉到了香港，他為了探望父母與弟弟，費了很大周折申請到香港探親，當時他一心一意只想利用寒假一個多月期間和家人重聚一次，之後仍回燕京繼續學業。

1949年最後一晚，余英時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1950年元旦）經過深圳的羅湖橋進入香港。當時他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因為對中共認識不清，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

「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松，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余英時說。

在多年之後，余英時才想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他認為自己早年受學者胡適影響，已經認同了西方的科學、民主、個人主義等普世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是受到中共政府壓迫的。然而在當時，少年余英時絕對不會承認自己可能是中共的壓迫對象，但是潛意識裡，早慧如他還是明白的。

「在潛意識中我一定極力壓抑著原有的種種價值和觀念，不讓它們有任何拋頭露面的機會。這一潛意識的自我控制和壓抑積了好幾個月之久，一旦回到一個不受拘束的社會，心理上的壓力突然消失，精神變異便發生了。」

見過父母之後，余英時預備整裝重返中國大陸，然而就在此時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北上火車故障，被迫留在廣州幾個小時，就在這幾個小時中，他的「人性」一面起了關鍵作用，促使他進行深刻的反思。

他左思右想，顧念父親年事已高，還是應該留在父母身旁陪伴，「我一意要回中國本土，為自己國家盡力，也是過重外在的形式而沒有觸及具體內容，最後流為一種抽象之談。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捨此不管，還談什麼為中國盡心盡力？」

再者，當時韓戰已經爆發，香港和大陸之間的出入日趨嚴格，回北京以後，再訪香港的機會將十分渺茫，這次分手便成為不折不扣的「生離死別」了，「想到這一點，我更是悔心大起。」

但是中共當時鼓吹的「新民主主義」事業怎麼辦呢？余英時很快便找到了一種解脫之道：新民主主義團員不計其數，而且正在不斷增加，少他一個人似乎無足輕重。他認為自己的新決定情理兼到，然而用當時中共的語言來表達，卻是不折不扣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

結語

事實上，余英時當時做出關鍵決定，是因為他對家人的情感恩義超過了共產黨鼓吹的「為黨犧牲一切」的黨性，讓他毅然決定拋棄中共團員身分，回到家人身邊。第二天余英時便重返香港，他說：「這是決定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永不能忘。」

在時局動盪、青年普遍左傾的潮流中，少年余英時能做出這樣明智的決定真是萬幸！也多虧這個關鍵決定，讓世界上少了一位在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凋零的知識分子，多了一位世界級的中國國學泰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