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7月03日訊】

（編者按：中共借百年黨慶企圖通過歪曲歷史、掩蓋真相再次操控媒體與輿論，吹捧其「偉、光、正」，搞全民洗腦。本系列文章通過不同角度回顧中共的百年暴行、謊言及反人類歷史。）

中共建政後，所有學校被收歸國有，政治教育法規化，授課必須用中共的統編教材。利用教科書給青少年洗腦、灌輸黨文化，是中共的教育方針。

教育部根據中共中央要求不斷調整教材。以2017年的九年義務教育階段新編的《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教材為例，不但又增加了不少「紅色」內容，而且一些已經被刪去的造假課文又被重新收錄。

僅《語文》教材，新增版收錄了宣傳中共和中共黨人的小學約40篇，初中30多篇。宣傳的人物包括中共黨魁、高官和中共在各歷史時期樹立的「英雄模範人物」。

教材須樹立正面形象吹捧中共偉光正，同時還要有反面典型，如杜撰惡霸地主，醜化階級敵人，以激起民眾對「舊社會」的仇恨，對「新社會」的熱愛，從而對中共感恩戴德。

為還原歷史，我們選取了教科書中部分廣為人知、影響巨大的人物和事件，讓人們了解背後都有哪些鮮為人知的真相。

一、中共「英雄模範」的真實面目

百年黨慶，中共「講好紅色故事，承傳紅色基因」，這些「英雄模範」、「標杆旗幟」經再包裝，又粉墨登場 。

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是因犯叛國罪被處以絞刑的

中國人從教科書獲知，李大釗是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列主義的，上中共早期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他被張作霖送上斷絞刑架絞死的，被中共稱為是為中共獻身的頭號英烈。

對洗腦紀錄片《人民的選擇》中「還原李大釗行刑現場」視頻片段，有人留言表達了「敬仰」之情。如果人們得知李大釗是因叛國被絞死的，還會敬仰他嗎？

中共對李大釗評價：「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在共產國際籌備和創建時期，在中國，沒有哪一個人像李大釗那樣，為建立同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聯繫如此積極努力。」「李大釗同共產國際使者維經斯基會見，標誌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的建立。」

李大釗等中共黨員，在1924年蘇俄煽動外蒙古獨立時，在國民黨和舉國上下指責蘇俄之際，李大釗等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

1927年4月北洋政府派人突襲蘇聯大使館，將躲在裡面的李大釗等35人和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逮捕。同時搜走七卡車文件檔案，裡面有大量的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各派別的指令。據此，李大釗與蘇聯勾結叛國，實施了顛覆政府活動，證據確鑿，叛國罪成立。李大釗以「和蘇俄裡通外國」的罪名被北洋政府絞刑處決，時年38歲。他被推上絞刑架是罪有應得。

方志敏——因綁殺美國傳教士夫婦而被國民黨政府槍決。方志敏寫的《清貧》一文，被收入小學課本，它讓無數懵懂少年為之感動。但中共從來不敢告訴中國人，方志敏為什麼被國民黨政府抓捕並槍斃的真實原因。

1927年南昌暴動失敗後，方志敏等逃到偏遠山區繼續從事暴動顛覆活動。1933年，他任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閩浙贛軍區司令員等。1934年12月，方志敏綁架了美國傳教士師達能夫婦，要求他們付巨額贖金2萬元，師達能夫婦拒絕後遭槍殺。

殺死美國傳教士夫婦的惡行引起了民國政府的高度關注。當年方志敏在與國民黨交戰中戰敗被俘。1935年8月方志敏被民國政府以謀殺師達能夫婦的罪名判處死刑槍決。

劉胡蘭——不是英雄，而是暴力革命的犧牲品。她14歲成為中共預備黨員，15歲被鍘刀鍘死。她的「英烈事蹟」一直被寫進小學語文課本半個多世紀。

日本投降後，1945年10月，劉胡蘭背著父親，去參加了中共地下黨文水縣委舉辦的「婦女幹部訓練班」，回村後擔任雲周西村婦救會祕書，當時剛滿13歲。1946年5月，劉胡蘭調任到中共第五區當婦女幹事，6月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時年14歲。

12月21日，中共區長陳德照帶領劉胡蘭和幾個民兵祕密殺死了雲周西村村長石佩懷。理由是石村長曾受命為國軍準備糧草、錢款，遞送情報。

此事驚動了山西省國民政府主席閻錫山的部隊，隨即派出副營長侯雨寅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二師第二一五團第一營第二連，於1947年1月8日包圍了雲周西村。12日，國軍把全村人集中於村南的觀音廟前，抓出了劉胡蘭。劉胡蘭被「自己人」前中共農會祕書石璽玉舉報殺害村長的事。

劉胡蘭犯有殺人罪，她寧為中共邪黨赴死，也不思悔改。她不是什么女英雄，而是中共暴力革命的犧牲品。

毛澤東曾為劉胡蘭兩次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不過是為了欺騙誘惑更多無理智的人為共產黨賣命而已。

張思德——是為中共燒制鴉片被砸死的。他的死重於泰山還是輕於鴻毛？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了《為人民服務》這篇演講稿。該文編入小學語文教材多年，並要求學生全文背誦。

據大量史料披露，中共一直宣傳的在南泥灣地區開展的「大生產運動」，其實只有少部分地種了糧食，大部分地區都種植了鴉片。據大陸學者張耀傑披露，他幾年前曾親到延安的南泥灣實地考察過，「據當地政府官員講，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張思德就是在燒制煙土時被活埋在窯洞裡面的。」

對此，中共內部文獻《南泥灣調查》有記載。但中共把南泥灣種植的罌粟花香，唱成「花籃的花兒香」，把種鴉片唱成種莊稼養牛羊。於是，燒煉鴉片的張思德被說成是燒木炭而窯塌身亡。

為此，前蘇聯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尤問毛澤東，一旁的鄧發替毛回答說：「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

一些學者還查到1945年中共冀魯豫邊區的文件，規定允許鴉片煙合法經營以及徵收鴉片煙土稅。國民黨命令禁止種植和交易鴉片，中共則為了自身利益發文件倡導，不惜殘害民眾。可見，其嘴上的「為人民服務」不過是彌天大謊。

董存瑞、邱少雲、黃繼光的「戰鬥英雄事蹟」互相矛盾，充滿漏洞

董存瑞——那個單手托著炸藥包頂住橋型碉堡高呼，「為了新中國沖啊」的軍人形象，就是戰鬥英雄董存瑞，被陸續寫入了大陸小學課本、軍史和黨史。

然而，電影《董存瑞》導演郭維在2006年對記者說：沒有人親眼看見董存瑞托起炸藥包的情景，是事後專家們推斷的。也就是說，董存瑞「英勇就義」的這一幕，不過是藝術創作。

唯一目擊者，董存瑞戰友郅順義先說，衝上去後找不著董存瑞了。幾年後改口：「……最後他高呼一聲，為了新中國沖啊！」但事實上，「為了新中國沖啊」這句話，是電影中為塑造主人公形象杜撰出來的，編劇趙寰也證明了這句話是他創作的。導演郭維直到晚年一直說，董存瑞炸碉堡沒有目擊證人，只能是個傳說。

邱少雲——死得很有爭議。對於邱少雲的犧牲過程、細節，多年來民眾一直在向當局要真相，因為疑點太多，難以服眾。

課本宣傳邱少雲「咬緊牙關，任憑烈火燒焦頭髮和皮肉，堅持30多分鐘，直至壯烈犧牲」。從醫學常識說，活人被燃燒彈擊中燃燒，不可能像石頭一樣紋絲不動，超強意志力只是一種假說。如果被擊中，忍不過30秒，就燒死了；假如邱少雲沒有即刻陣亡，還有幾秒的生命體徵，即便最淺度的昏迷，就已經無法控制意識了。官方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黃繼光——根本沒有「黃繼光堵槍眼」這回事，但黃繼光在「抗美援朝」中被授予「特級戰鬥英雄」這一最高榮譽稱號。

1952年11月21日《人民日報》報導了朝鮮上甘嶺戰役黃繼光用胸膛堵住槍眼的事蹟，當即有人問，既然還有手雷，為什麼不先用手雷？

一個月後，12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石峰、王玉章倆人重寫的《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新文章對前版遭質疑的荒謬情節全部刪除。故事改成了先扔手雷，再堵槍眼。但敵人的「三挺機關槍」變成了「七挺機關槍」。新華社在文後還加了編者按稱：「此稿是經各方仔細核查最後判明的情節。」

這回有多人問，黃繼光烈士的胸膛被7挺機槍打成啥樣啦！他還能繼續戰鬥嗎？人身強過鋼錠？

2000年中共紀念韓戰50周年前後，官方找到一批黃繼光戰友出面回憶。半個世紀後冒出的目擊證人們，咬定都看見黃繼光堵槍眼了。但謊話自相矛盾，害得石、王文章「判明的情節」又被否定不少，於是不得不再做刪改。第三版黃繼光堵槍眼刊登在新華網。

前後N個版本「黃繼光堵槍眼」基本事實出入很大，細節更是破綻百出，完全不能自圓其說。歷史瞬間被刪來改去，塗抹得不知所云。

蹊蹺的是，黃繼光於1952年上甘嶺陣亡，這位特級戰鬥英雄的光輝事蹟，居然沒出現在四年後長影拍攝的《上甘嶺》裡。而其他英雄都被拍成電影，單單不拍黃繼光這樣的「鋼鐵之軀」？說明編纂得太離譜，連假戲都難做。

雷鋒、王進喜、焦裕祿的「模範事蹟」造假嚴重

雷鋒——名聲最大，造假最厲害。在中共樹立的所有英雄模範人物中，知名度最大的莫過於雷鋒。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

雷鋒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為人民服務，天天做好事。而雷鋒做的那些好事恰恰都是假的。那些攙扶大娘過馬路、給貧下中農寄錢、「精心」保養汽車、打著手電筒在被窩裡學毛選、關心小學生、給公社積肥等光彩奪目的照片，都不是新聞照片，而是正正經經認認真真搞出來的「劇照」。為雷鋒擺拍的黑白、彩色照片有二百多張。

不光做好人好事的照片是補拍的，《雷鋒日記》也是補寫的。雷鋒日記是解放軍報的編輯記者們在一個月內奉命集體創作的成果。據說，《雷鋒日記》當年發行量僅次於毛選。

全國人民學習雷鋒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但在他的遺物中，人們發現了好些當年時髦的高級商品，如毛料褲、皮夾克、皮鞋……，還有一塊價格不菲的瑞士手錶，這在當時不是一般工薪階層能買得起的。而這一切在當時是被看作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收到批判的。這些高檔消費品和雷鋒那雙千針萬線、補了又補的破襪子形成鮮明對比，哪個代表真實的雷鋒？

焦裕祿——「什麼焦裕祿精神？你一提我就煩！」 這是1999年蘭考縣委書記宗家邦沖記者喊的話，隨後記者被趕出門去。

焦裕祿1962年12月他調到河南蘭考任縣委書記，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終年42歲。

1966年2月《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表播報的新華社副社長穆青領銜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以下稱大通訊)，全面介紹了焦裕祿的事蹟，據說把全國人都被感動哭了，但開封地區和蘭考縣的幹部卻十分反感，說報導嚴重失實。地委宣傳部長發怒：「焦裕祿來蘭考才多長時間？干出啥成績？蘭考是啥典型？宣傳出去，叫人家來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鹽鹼呀！看您兩個人合穿一條褲子呀！」（三聯生活週刊2009年9月24日）

之前，任彥芳編寫的素材稿《焦裕祿在蘭考的475天》在地縣幹部中傳閱，得到認可。任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總編室編輯，他回老家蘭考體驗生活時，據縣委檔案中焦裕祿親自起草、批閱的全部文件，及縣委工作日誌和同事的回憶編寫的。看過這個素材稿的人都知道，焦裕祿在蘭考付出的最大精工作精力、用的最長時間、花費的最多心血、乾的最多工作，是執行黨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即以階級鬥爭為綱，抓農村的兩條路線鬥爭。

而新華社的「大通訊」報導，把焦裕祿做過的事情丟掉沒寫，而寫了他沒有做過的事情，把縣長張欽禮的一些事安裝到焦裕祿身上，又添加了關心群眾疾苦和活學活用毛著作的虛構故事。

穆青為什麼不寫焦裕祿做過的事？因為蘭考縣的「三害」並不只是「風沙、內澇、鹽鹼地」，更大的「三害」是焦裕祿堅決貫徹執行的「三面紅旗」（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

穆青生前接受採訪時曾回憶說，稿子改到第5遍，他拿給了時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吳覺得稿子的結尾「哭墳」一段寫得太悲慘，「應該有一點昂揚的氣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翹起來。」第7稿改好，吳冷西通過了。這個昂揚的尾巴就是：「三年前焦裕祿倡導制定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經過三年艱苦努力，已經變成了現實。」

但真實的情況是，焦裕祿到蘭考走馬上任時，見到的是一群群逃荒的乞丐。他離開蘭考去開封治病時，送他的還是乞丐。

新華社是黨中央喉舌，大喉舌報導的意圖來自最高層。大通訊中的「焦裕祿」與真實的焦裕祿已相去甚遠，故意造假的目的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極中，找到一個能夠振奮人心的積極典型」。說白了，是要掩蓋「三面紅旗」造成的災難，把喪事當喜事辦。於是「焦裕祿精神」這個荒唐的政治神話出籠了。

王進喜——「工業學大慶」旗幟下的標杆人物。其「鐵人」先進事蹟造假。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鍊成鋼第39集《英雄年代》又重點講了他的故事。

造假之一：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不是王進喜打的。據當年的石油工人回憶，當年王進喜調到大慶油田時，大慶油田已經打出了20口油井。但多家官網至今說「他率領1205鑽井隊艱苦創業，打出了大慶第一口油井」。

造假之二：用身體攪拌泥漿的不是王進喜。泥漿固井也只是當時開採油井的一道工序，並不是發生井噴時才採取的緊急措施。是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採油隊的兩位技術人員（其中一位姓劉），出於對工作認真負責，不顧一切的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才有了大慶第一口油井。

王進喜為何成了先進典型？當年石油部長康世恩，在聽取大慶油田建設匯報時，時任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技術工作的老工程師向他如實地匯報了這一過程。康世恩對人工攪拌泥漿的事很感興趣，說：「不錯，應該樹個典型。」但是他並不想把奮不顧身跳進泥漿池的技術人員——「知識分子臭老九」樹為典型，而是轉身對一同前來匯報工作的大慶油田負責人說：找個人選樹個典型。

這位領導馬上領會，推薦了他手下的王進喜。伴隨著中共對大慶油田的高調宣傳，王進喜緊跟其後，成為了工業戰線上的標杆人物。

文革中，王進喜被批鬥抄家。1970年4月，在北京醫院被確診為胃癌晚期，11月15日離世，終年47歲。原本樸實本份的一名工人，因為聽黨的話跟黨走，賣力配合中共虛假宣傳，結果早早把自己折騰死了。

二、吹捧中共領導人的謊言

教科書裡，有關中共領袖高官們「豐功偉績」、「感人事蹟」「光輝形象」越來越多，以「偉大領袖」占的篇幅居首。

《朱德的扁擔》引出的故事多

孩子們都讀過《朱德的扁擔》，幾十年來放在小學教材裡傳頌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井岡山的艱苦奮鬥」。

文章是時任北京軍區政委朱良才1956年的徵文作品，後被收進小學課本。到了1980年代，有另一位當事人、原紅四軍軍需處長范樹德指出朱良才文章有誤，說那根扁擔是朱德讓他范處長買的一根毛竹，削成了兩根扁擔，一根給朱德，一根留自己用；扁擔上的字也不是朱德寫的，是他用毛筆寫的，一端是「朱德扁擔」，另一端是「不准亂拿」；挑糧重量，不是挑了「滿滿的一擔米」（當時一擔通常為100斤），實際上是40斤左右。

范樹德的回憶公開後，讓井岡山博物館不得不重新複製這個文物。他們派人帶著一根井岡山毛竹扁擔，前往廣西桂林請范樹德在扁擔上重新題寫這八個字。范欣然題寫後，扁擔陳列出來，有人發現「不准亂拿」的「亂」字寫成了簡體，而井岡山時期還沒有簡化字，這等於自曝是假文物。博物館不得不又派人去桂林登門，不幸的是范樹德已經去世。現在井岡山博物館展出的朱德的扁擔，就是范樹德書寫的帶有簡化「亂」字的八個字。

更離譜的，莫過於文革中朱德被打倒後，1967年2月，同樣一篇課文悄然換成了《林彪的扁擔》。更改後的文章稱當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動失敗後，帶著剩餘部隊上井岡山與毛會師的。1971年9月，林彪墜機而亡後，課文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擔》。

一根竹扁擔，事情不大也不複雜，但圍繞它發生的故事令人唏噓。中共百年歷史裡充斥著這樣大大小小的謊言。

八角樓的燈光和真實的毛澤東

中共小學語文課文用《一根燈芯》和《八角樓的燈光》來吹捧毛澤東在井岡山茅坪鄉八角樓時的生活。

《一根燈芯》也出自朱良才將軍之筆。如果說《朱德的扁擔》把40斤變成100斤，是拔高吹捧，那麼《一根燈芯》就是文學創作了。

《八角樓的燈光》則刻意表現毛的艱苦生活和光輝形象：「寒冬臘月的深夜」，「穿著單軍衣，披著薄毯子，坐在竹椅上寫文章」。

然而，歷史果真如此嗎？

1927年毛逃到了井岡山，在得到了井岡山「山大王」袁文才的幫助後，得以立足。毛那時已經與恩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結婚，有三個兒子，卻看上了年輕活潑的只有17歲的賀子珍，兩人很快同居，1928年5月結婚。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寫那幾篇文章時，正和賀在八角樓裡過他們的蜜月。

毛逃到井岡山後，本可以把生活十分艱難的楊開慧和三個兒子接到井岡山避險，但卻選擇了自己尋歡作樂。

毛明知道妻兒生活在國統區，居然不顧他們的生死安危，兩次攻打長沙。1930年在毛二次攻打長沙後，令何鍵極為惱怒，他逮捕了楊開慧和長子毛岸英。何鍵給出的條件是，只要楊公開宣布與毛脫離關係，就可以饒其不死。雖然怨恨著毛，但骨子裡依然傳統的楊開慧並沒有背棄毛，而是選擇了拒絕。毛在聽到消息後反應漠然，沒有來營救楊開慧。不久，楊開慧被處死。李銳曾談到，在楊開慧的遺書中，稱毛澤東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但被官方刪掉。

後來，毛坐在擔架上讓人抬著過草地的情景令人瞠目結舌，它和八角樓的燈光反差也很大。而擔架上的毛，正是毛澤東真實的一面。

周恩來的人鬼雙面人生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一夜的工作》、《周總理的睡衣》、《十里長街送總理》《周總理，你在哪裡》……這些歌頌周恩來的課文，孩子們從小讀到大。課文裡的周恩來，就是他們心目中敬愛的周總理。「人民的好總理」，「廉潔奉公，忍辱負重，勤政愛民，近乎完美的人」 。

文革以來，中共內鬥，倒下一批又一批，讓多數領導人的聖徒形象崩塌，毛澤東也走下了神壇，只剩周恩來還披著道德聖人的外衣，被稱為「共產黨最後一塊道德招牌」。周恩來的課文增加，表明中共在努力塑造周恩來光輝形像

然而，隨著真相的披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周恩來開始蔑視，認為他逢君之惡，助紂為虐，兩面三刀，似忠實奸。

周恩來貌似溫文爾雅，殺起人來毫不手軟。1930年代顧順章叛變，他滅門顧順章一家11口，包括救過自己性命的黃埔軍校學生斯勵，全都用繩子活活勒死，就地深埋。

文革中批示遇羅克案：此人不殺，殺誰！胡耀邦助手阮銘在1994年發文提到：「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一代奸相，罪惡昭彰。

以道德面貌、謙謙君子的形像遮蓋自己的真正目的行事，這是周的他保護的那些人，也是毛所要保護的，否則大義滅親。周為了自保，為了避免惹怒毛，他可以「出賣任何人」，劉少奇、彭真、賀龍、孫維世、自己的弟弟周同宇、貼身警衛長成元功等等。

三年大饑荒期間，周恩來明知糧食不夠吃，老百姓肚子餓、已經餓死了幾千萬人，但他卻遵從毛的指令，為擴大中共勢力，多次指示外貿部，稱糧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擠出來，以供出口」。

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充實國庫，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的。

當年加拿大在中國大饑荒時期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向中國出售了大量的糧食，滿載糧食的運糧船駛向中國途中，周恩來下令調轉方向，開向阿爾巴尼亞，連中國國土都未踏上半步就送給了阿爾巴尼亞。

這是中國人心目中的那個總理嗎？

三、英雄戰事造假

在中共不計其數的謊言中，關於「長征」、「八年抗戰」、「抗美援朝」這些歷史性謊言，中共除了有人物的紅色經典，還有戰事的。「長征」中彰顯北上抗日的「英雄詩篇」首推「飛奪瀘定橋」，但有祕檔披露，那是虛構的；中共號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卻拿不出像樣的戰役，就連《平型關大捷》、《狼牙山五壯士》這幾個紅色經典，也倍受質疑，三番五次被刪刪改改，從教科書裡進進出出。「抗美援朝」中用電影、歌曲、繪畫、雕塑等吹捧最多的是上甘嶺戰役，也被揭穿是自吹自擂的虛假宣傳。

「飛奪瀘定橋」純屬虛構

《飛奪瀘定橋》是六年制小學語文第十冊第13篇。文中對1935年5月29日紅軍長征途中為過大渡河奪取瀘定橋的戰鬥記述得可謂驚心動魄。

但據中共密檔記載：1935年紅軍5月29日到達瀘定橋的時候，瀘定橋並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守橋的原國民黨24軍二旅部隊已經都撤走了。6月2日紅軍全部從瀘定橋過河。

周恩來的警衛員描述，周曾問過橋的指揮宮楊成武：「人有沒有受損失？」當聽說沒有時，周又問：「一個都沒有？」答覆是：「一個都沒有。」

關於劉伯承「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拜把子」一事，紅一師師長李聚奎生前曾寫報告說：「他同劉伯承司令一直在一起活動，沒有見到劉伯承司令與小葉丹結盟之舉，要有的話，一定是我幫助籌劃。沒有此事。當時解放軍總政治部回覆：那是文藝宣傳，不是歷史，也不必糾正。」

祕檔還披露：紅軍到來之前，把守的國民黨軍撤離，是蔣介石下的命令。7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對蘇聯大使轉達了蔣介石給斯大林的口信：「我已經讓你的兩支紅軍會合了，應把我的兒子放回吧！」

關於「飛奪瀘定橋」，1982年，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布列津斯基對鄧說，他去了瀘定橋現場，感嘆紅軍當年英勇高超的戰鬥力。鄧卻說：「嗯，在我們的宣傳中那就是這樣了。我們需要表達我們的部隊的戰鬥精神。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軍事行動，沒什麼大不了的。另一邊是使用老式步槍的軍閥部隊，而且人數也真的不那麼多，但是我們覺得必須要將此戲劇化。」這段對話披露在當時的英文媒體上。

誇大其詞、虛晃一下就逃之夭夭的「平型關大捷」

是凡中共編寫的抗戰史，毫無例外的都會津津樂道所謂「平型關大捷」。其實，平型關戰役的主力根本不是八路軍而是國軍劉茂恩將軍率領的第15軍，整個平型關戰役是由劉茂恩將軍親自指揮的。中共宣傳的所謂「平型關大捷」其實是「蔡家峪伏擊半徒手小股輜重日軍得手的小戰」，「平型關」及「大捷」不過是中共故意誇大事實的說法。

據親自指揮平型關戰役的劉茂恩將軍的《平型關之役始末》回憶錄記載：

「至於18集團軍（八路軍）則是協同參加左翼雁門關一帶，所以在主戰場正面沒有見到他們的影子。在敵軍第五師團（板垣征四郎）主力進攻平型關及團城口（在平型關西三十二里），情況緊急，早已跑開了，林彪部潛藏在關右山區楊鎮。……以後林彪獲知敵軍輜重隊400來人，多數徒手，少數步槍，在蔡家峪落後，乃以『以大嚇小』的手法乘機出襲，虛晃一下就逃之夭夭。中共為了掩飾他們隨便逃走，後來竟誇大宣傳什麼『平型關大捷』，以欺騙世人，從此便不聽中央，到處游來游去，襲擊國軍，破壞抗戰，證明我的顧慮是不錯的。」

另據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於1942年12月18日，在太行區營級及縣級以上幹部會議上作的「關於華北根據地工作的報告」，也說：「平型關是一次完全的伏擊戰，是敵人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但是結果我們沒有能俘獲一個活日本兵，只繳到不上一百條的完整步槍。」

中共的「平型關大捷」宣傳材料中故意誇大及無中生有的事情有：

一、將「蔡家峪」誇大成了「平型關」；

二、將「繳到不上100條的完整步槍」誇大了十倍變成了「步槍1000支」；

三、將「多數徒手，少數步槍」憑空生出「機槍20餘挺，火炮一門」；

四、將「敵軍輜重隊400來人，多數徒手，少數步槍」誇大十倍且變成了主力作戰部隊，變成了「敵板垣師團第21旅團主力約4000餘人，100餘輛汽車在前，200多輛大車在中間，少數騎兵殿後，聯成一線，沿著公路向平型關前進。」

五、將「虛晃一下就逃之夭夭」誇大成了「中國軍隊取得的自抗戰以來第一次大勝利」。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在抗戰期間，參加大的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

2011年，國民黨前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郝柏村說：「中共抗戰了沒有？『平型關』『百團大戰』是他們認為最了不起的貢獻，如此而已，從整個抗戰來說，不到百分之一！」

「狼牙山五壯士」從造假到立法

「狼牙山五壯士」七十年來，始終招致非議，近年被人公開發文指責「除了時間外，其他元素都有虛假成分」。如跳崖地點、帶頭跳崖六班班長的名字、六班的人數、跳崖的目的和方式等等，都有不同的版本。下面收錄幾點對官方造假的質疑。

一，官方稱「狼牙山五壯士」跳崖地點是棋盤坨頂峰。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地百姓提出是小蓮花峰。2014年中共國務院頒布的文件就使用了小蓮花峰。

二，官方稱「狼牙山五壯士」的作戰目的是為了掩護部隊和群眾撤退，阻擊敵人到中午12時，所以故意將日偽軍引向狼牙山棋盤陀峰頂的絕路。而有關檔案明示，日偽軍當日行動的主要目標就是占領棋盤坨，並在中午12時就已占領棋盤坨，可見日軍不是被「引」到那裡的。六班戰士是「退路被敵截斷」，無路可走，即被追殺。

據大陸媒體1985年報導，有人向龍王莊當年的老游擊組長冉元同了解情況，冉元同稱，那五人是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條絕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已無路可走，就與鬼子拚起了刺刀，邊拚邊退，只顧前不顧後，拚不過敵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懸崖而非故意跳下。

三，官方稱「五壯士」都縱身一跳，跳下懸崖。但《羊城晚報》據知情人提供消息稱，馬寶玉、胡福才、胡德林是「跳」，而葛振林、宋學義是挨著崖壁「溜」、「滑」下去，所以倖免遇難。葛振林後來承認跳的地點不完全一樣，犧牲的三人或許是跳懸崖，他倆是「溜、滾」下去的。

四，官方稱「五壯士」相繼跳崖時，狼牙山上響起了他們壯烈豪邁的口號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據冉元同說，當時並沒有來得及喊什麼口號。

2005年葛振林去世後，《狼牙山五壯士》課文從小學課本開始淡出。

2013年9月9日，財經網發表了洪振快先生的文章《小學課本「狼牙山五壯士」有多處不實》。不久，《炎黃春秋》雜誌刊登了其相關文章。

2015年8月17日，「五壯士」倖存者的後人葛長生、宋福保分別在北京西城法院起訴洪振快侵犯名譽權、榮譽權。2016年一、二審法院都判裁洪振快敗訴。

10月19日最高法將這兩起案件公布為人民法院依法保護「狼牙山五壯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權益典型案例。2018年12月19日，葛長生訴洪振快名譽權、榮譽權糾紛案被選入最高法院第19批指導性案例。最高法院稱，此案推動了《英雄烈士保護法》立法。

可見，「狼牙山五壯士」已經被捧到神壇上不許人碰，不惜立法看護。這表明，中共非常需要」狼牙山五壯士」這樣的「抗日英雄群體」形象為自己塗脂抹粉，以掩蓋中共不抗日的醜惡歷史。

美國檔案裡沒有「上甘嶺」

電影《上甘嶺》讓中國人以為，抗美援朝有一場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的上甘嶺戰役。可惜，讓美軍「聞風喪膽」的上甘嶺戰役是中共自吹自擂的又一個謊言。在美軍的史料和美國人的回憶錄裡，找不到有關「上甘嶺」的描述。

據大陸網易軍事欄目2015年1月的一篇文章披露，2014年12月，中共國防大學教授喬良撰文稱，在北韓停戰協議簽字幾十年後，美國西點軍校研究人員，試圖用計算器仿真再現直接導致板門店停火協議的上甘嶺戰役，但卻怎麼也搞不明白。

事實真相是：在美軍的戰史中，關於上甘嶺戰役及「金化攻勢」等名詞完全沒有，只在中國戰史數據中出現，而且對於所謂「金化攻勢」的目標、範圍都模糊帶過，所使用的兵力也語焉不詳。中共所推崇的上甘嶺戰役，不過是「白馬山戰役」的一個組成部分，用書面語或可這樣表述：戰術性出擊或反擊中的大型高強度戰鬥。此外，在美軍公開的檔案裡，能夠和上甘嶺戰役的時間相對應的，僅僅是一次代號「攤牌作戰（1952年10月14日-24日）」的記錄。

對於這樣一場美國檔案都沒有給出名稱的戰役，西點軍校當然不可能將其列入教科書。近年來，中共重新注釋了「上甘嶺」戰役，自說自話，自吹自擂，藉此煽動愛國情緒。

四、四大「惡霸地主」的謊言

中共為在全國搶土地、殺地主，煽動消滅「剝削階級」，用藝術手段捏造地主形象。一提起地主，人們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這四大「惡霸地主」都編進了教科書。

沒有半夜雞叫 哪來的周扒皮

《半夜雞叫》的故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被編進了大陸小學語文課本，直至2010年前後才取消。

《半夜雞叫》出自《高玉寶》自傳。書出版後，作者高玉寶便於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成為作家。他曾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多次接見。

《高玉寶》出版前，前13章經郭永江大手筆改編，「半夜雞叫」是改編後的第9章。關於這一章節的內容，按後來高玉寶的說法，根本沒有「半夜雞叫」這回事，完全是藝術創作。也就是說「半夜雞叫」是郭永江幫高玉寶編造的，周扒皮是虛構的。

《半夜雞叫》內容多處違背生活常識，屬於胡編亂造。有農村生活經歷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綻。學雞叫沒有趴到雞籠子旁邊的，更不可打開雞籠子去看。再說，黑天裡把長工趕到地裡幹活，即使有人干，也幹不了……這些細節明顯是瞎編濫造的。

另外，地主為了自家田畝的收成，一般會善待長工。像周扒皮做「半夜雞叫」這種既缺德又缺心眼的傻事，顯然是憑空捏造出來的。

周扒皮雖然是虛構的人物，但也有原型。他的原型是作家高玉寶的同村農民周春富，而周春富的同村人對他的評語是：「不是惡人，不霸道。」正是因為高玉寶的這本書，周富春在第一次土改中被劃為「富農」、「惡霸」後被打死。

此地沒有南霸天這個人 有個地主是個善人

1961年，故事片《紅色娘子軍》上映。官媒報，全國8億人有6億人觀看。這是一部煽動仇恨和宣傳紅色暴力的電影。之後的芭蕾舞「紅劇」在海外上演了三千多場。

「這個十八歲的女奴，一雙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裡燃燒著刻骨的仇恨！」

這是電影劇本《紅色娘子軍》的開篇。在此劇本基礎上改編的舞劇劇本變本加厲，「她昂首挺胸，雙眼迸射著仇恨的烈火」，「她們緊握雙拳，傾訴著滿腔憤恨」，「心中燃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軍事操練在充滿階級仇恨的刺殺聲中結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報仇雪恨」……舞劇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歲不到的花季少女，就這樣被描寫成了毫無人性的殺人機器。

《紅色娘子軍》的原型女子武裝特務連。中共黨史記載，1930年8月，中共工農紅軍瓊崖獨立師和娘子軍特務連正式成立。女子特務連有一百餘人，連長為龐瓊花。「娘子軍」在成立了500多天後，19人死亡和部分人員失散。

這些紅軍女戰士，大部分是不識字的農村婦女。她們接受完全軍事化的武裝訓練後便投入戰鬥，個個「拿起槍來，和男子並肩作戰」。瓊崖紅軍殺人放火什麼都干，女子特務連「女子不讓鬚眉」，照樣也什麼都干。

熒幕舞台上的南霸天，據《海南窗口》報導，其原型是海南陵水縣當地一個叫張鴻猷的地主，張鴻猷的親孫子張國梅說，《娘子軍》很多內容是虛構的，在他爺爺死後4年，紅色娘子軍才組建。當時，拍電影的人說他家房子氣派，又是大地主，選在這裡選在這裡拍電影真實。

張鴻猷堂兄張鴻德的孫子張國強也表示，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見過張鴻猷的人，張鴻猷是個善人，他沒有欺壓百姓，家裡也沒家丁、槍枝、碉堡。

「娘子軍」的指導員王時香回憶說，吳瓊花並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沒有南霸天這個人。陵水縣史志辦的一位工作人員稱，張鴻猷沒有血債，他家只是教師世家。

黃世仁和白毛女都是藝術創作

作為中共最早的紅色經典《白毛女》，無論是電影、歌劇、舞劇、京劇，還是小人書、連環畫，中國人從小看到大。惡霸地主黃世仁欺壓楊白勞和喜兒父女的故事，讓人流淚和憤怒，更讓人對「萬惡「的地主階級痛恨不已。由前世界週刊和《中華讀書報》等多家媒體披露出，它完全是由中共根據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

《白毛女》的題材來源於晉察冀民間一個關於「白毛仙姑」的傳說。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看到了這個劇本，決定由「魯藝」創作演出一部以「白毛仙姑」為題材的舞台劇。但舞台劇的演出本，在周揚的授意下，主題已經不是民間傳說中的行俠仗義，而是反映階級鬥爭了，地主黃世仁是如何剝削欺壓喜兒和楊白勞父女的。

試排後，周揚還是不滿意。他提出：新歌劇《白毛女》要賦予新的主題，要體現出人民的反抗意識。

於是，新歌劇劇本確立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新主題。這十六個字極具煽動性，契合了當時民間充斥著含混不清的對「舊」的憎恨和對「新」的期盼。

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開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舉行了首場演出後。劉少奇派人來傳達他的意見，說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於是，在以後的演出中，黃世仁、穆仁智就被當場槍斃了。

劉文彩是個遠近聞名的大善人

在中共塑造的四大「惡霸地主」中，唯一真實的人物是四川的劉文彩，其他三個都是中共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無中生有杜撰出的。

歷史上的劉文彩與中共塑造出來的劉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真實的劉文彩在當地口碑很好，稱他是大善人。劉文彩的罪證「水牢」、「收租院」也都是因階級鬥爭的需要而編纂創作出來的。

水牢

當年在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中，有座「水牢」。冷月英在1951年的一次會議上稱：「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劉文彩的親侄兒）五斗租谷，剛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7天7夜。」

之後有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為素材的文藝作品相繼問世。後來水牢還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成為了劉文彩抹不去的「罪惡」。

冷月英也開始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文革十年，冷月英全國巡講，講了一千多場，聽眾上百萬。

但據1999年陝西師大出版的笑蜀先生《劉文彩真相》披露，從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採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莊園陳列館向主管部門送呈的《關於「水牢」的報告》稱：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

1988年，四川有關部門終於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煙庫原狀」的覆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乾了，鐵籠搬走了，地下室門口掛上一塊「鴉片煙室」的木牌。

後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問她水牢的真相。冷月英沒有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泥塑收租院

1965年在以劉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裡，由四川美術學院師生用泥巴塑造了一組49年前農民向地主劉文彩交租的群雕《收租院》。泥塑大大小小共114個，所塑人物如真人大小，形象逼真，且情節連貫，從小斗放貸、大斗收租，私設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意圖表現劉文彩當年「殘酷剝削壓榨農民的種種罪惡」。

為進一步表現地主劉文彩的殘暴，館內還用石膏做成數十台布景箱，名曰《百罪圖》——「高租重押」、「吊打農民」，「割耳」、「強姦」、「殺人」等100種罪行，後製作了用木樁搭身，蠟制頭像、手腳，穿真人衣服的模型。

「改造」後的莊園，令這個「階級教育的大課堂」異常繁忙。莊園陳列館每天接待幾萬人，夜晚用探照燈照明供人們連續參觀，更有外賓慕名而至。

不久，部分複製的泥塑在北京中國美術院展出。中央電視台以此題材為藍本，赴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拍攝了紀錄片《收租院》，解說詞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

此後，《收租院》漂洋過海，68年到阿爾巴尼亞展出，其複製品又先後送到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國展出。劉文彩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反派明星，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惡霸地主代表。

真正的劉文彩不僅在鎮上修街道，修鋪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給無房住的鄉鄰，而且還出資修建文采中學（安仁中學的前身）。學校建好後，他花重金聘請最好的老師，減免貧困生的學費，並絕不干涉學校的教學活動，劉家子孫也不得占有校產。

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2010年向海外媒體披露，在安仁民間方圓幾十里，劉文彩是有口皆碑的大善人。當地的碑文稱劉文彩慷慨好義，有燕趙豪俠風。劉文彩當年的長工谷能山兒子對劉小飛講過當年父輩的事，他父親說過：「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槍斃，我也說他（劉文彩）是個好人！」

結語

中共把學校教育當作階級鬥爭和專政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人格健全的個人或理性負責的公民，而是為了吹捧中共的「偉、光、正」，灌輸中共的鬥爭意識形態和黨文化，讓人們「聽黨的話，跟黨走」。為此中共不惜造假，或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或有一說十、無限拔高，或無中生有、憑空捏造，炮製了各種「高大全」的假英模，並以此給自己臉上貼金，並誘惑更多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學習這些假英模，追隨中共走邪路。

同時為了煽動對「階級敵人」的仇恨，中共製造各種反面典型，手段與樹立「英雄模範」人物類似，或栽贓抹黑，極盡醜化之能事，或無中生有，憑空捏造。這些編造的故事，從必須就學的小孩子下手，從幼小的心靈開始，再傳播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那些人成年後又會繼續傳給他們的下一代和其他人。

在官方的消息封鎖和高壓下，大多數中國人難以通過獨立渠道了解歷史真相，對他們的人格與思維都造成了巨大扭曲。這也是中共能通過一次次政治運動對民眾施暴逞兇、能奴役殘害中國人百年的重要原因。這是中華民族歷史極其令人哀痛的一頁。還原歷史的真相，看清中共的各種謊言，是我們民族和國家走向新生的重要一步。

（作者玉清心是大紀元專欄作家，法學學士，當過8年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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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