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6月30日訊】中共百年之際，旅美學者、時政評論人士胡平講述了他的國軍父親「起義」投誠中共，但在鎮反運動中卻被判死刑的經歷。他的家庭因此被視為「黑五類」，長期在社會中受排擠，被邊緣化，他一度被剝奪上大學的權利。年輕時的胡平經歷了上山下鄉運動，為了從農村回城，他砍斷了自己的一根手指。

中共殺國民黨「起義人員」

美國之音6月19日刊登了對胡平的專訪報導，胡平說：我的父親出生於河南農家，後來考上公費的中央政治學校。畢業之後當過縣的警察局長、縣長和禁菸的督導專員等等。在1948年的冬天，他加入了國民黨的部隊，而這個部隊在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夏天宣布「起義」。因此我父親也就成了「起義人員」，成了共軍的一個官員。可是到了1950年的鎮反運動，父親就被當成所謂的歷史反革命，在1952年4月被遣返原籍。兩個月之後就執行了死刑。

毛澤東發動鎮反，乍一看上去，好像是靠武裝、武力取勝的政權要清除舊的政敵。這個在改朝換代中都是司空見慣的。但實際上不是這個樣子。鎮反名義上，你看中共公開發布的文件上，它說它要鎮壓的是那些殺人放火、投毒、打游擊、散佈反革命謠言、反革命言論、現行反革命活動，是鎮壓這些人。但實際上它鎮壓的是那些早就放棄了反抗，而且被當局承諾，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的國民黨前朝人員。其中還有相當一批像我父親這樣的「起義人員」。

當年我父親他們隨軍「起義」，當時共產黨就向他們宣布了「既往不咎」的政策，還說「起義光榮」，給每個起義人員發了證書。那就寫得很清楚，「起義光榮，既往不咎」。在他成為共軍的一員之後呢，我們家那個時候還被當成軍屬。院子門口還掛了個小木牌，寫著「光榮軍屬」。

1984年河南許昌法院跟我們家聯繫，宣布給我父親平反。許昌縣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上面就寫道：「按照黨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確屬錯誤。應予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十四條之規定，研究決定撤銷我院原判決，為其回覆名譽，仍以起義人員對待。」

所以荒謬就荒謬在這個地方，你把人家給殺了，後來你覺得既往不咎，你給人家平反。你原來就說的是既往不咎嘛，你怎麼憑白無故地就把人給殺了呢？我母親每談到這一點，非常憤怒，永遠也忘不了。因為當她得知我父親遇害的消息的時候，那張起義光榮的證書還在我們家裡擱著呢。

當時我母親非常悲憤，痛不欲生。她已經做了安排，把我、我姐姐、我兩歲的妹妹分別送給三個親戚，然後就打算回到河南老家投井自殺。可是後來想來想去，這三個孩子已經沒有父親了，不能再沒有母親，所以堅持活下來，撫養我們成人。

在我們整個童年，因為母親從來沒有給我們講這些事情，我們自己的感覺還是很幸福的，因為完全是無知嘛。母親把外面這些殘酷全部都遮住了。

紅二代與「黑五類」的競爭

50年代的時候，當局還不是那麼重視家庭出身。到60年代之後，才越來越重視所謂的家庭出身。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很簡單：我們這一代和紅二代是同齡人，我們同時都面臨著要考大學，要升學，要就業等等。

而他們紅二代的父輩就發現，他們的孩子在這方面的競爭中並沒有優勢，所以他們就特別強調家庭背景。這一條不但把我們「黑五類」打倒在地，也使中間成分的人，那些知識分子啊，把他們也打入二等人，從而給自己的孩子留下更好的機會。這是後來他們很多老幹部回憶錄中寫得清清楚楚的。

我感受到家庭背景的歧視，第一就是在申請加入共青團的時候，公認為我是表現最好的，可就因為家庭出身給我擱下來，要繼續考驗；然後就是考高中，我考試的成績在全市是名列前茅，可是成都市那幾個重點中學一個都不收我。那次就使我強烈地感到不公平。

到了文革那就不用說了，就像那副對聯說的，「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們學校也在紅衛兵主持之下，開了三天半的所謂階級路線辯論會，其中有三天就是在批判我。

說到家庭出身的影響，尤其是像我這種所謂「關管殺」，那就是比一般的更嚴厲。這個「殺」就是你父母是被殺害的、被處死的，當然就是「黑五類」中最黑的一種。

我在念高中的時候，學校的教導主任都告訴我，像你這種情況，以你的成績全國沒有一個大學你考不上。但以你這個家庭出身，全國沒有一個大學會收你。

你越來越感覺到在社會中受排擠，被邊緣化，因此儘管當時在理念上，我自認為還是相信共產黨那套理論，包括認為毛澤東是偉大領袖等等，但是大概從那個時候開始，跟我們同代人相比呢，少那麼一份狂熱。

後來我看到遇羅克的文章，感到高度的共鳴，自己辦了小報，轉載了遇羅克的文章。後來不久，中央文革小組居然宣布遇羅克的文章是「大毒草」。當時我就感到非常不服氣啊，遇羅克的文章寫的這麼透徹，理講得這麼清楚，怎麼你說人家是「大毒草」呢？那個時候也是我對文革懷疑的一個開始。

在文化革命初期，我也像其他同學一樣，也去寫大字報批判老師啊，批評校長啊。也覺得他們都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怎麼怎麼不對。但是當這些老師，這些校長被關進牛棚，備受折磨的時候，當時我就對這種殘酷非常的不滿。

我對那些打著所謂思想教育，打著所謂思想改造這種堂皇的旗號，而實際上是很殘酷的政治迫害很難接受。就算思想不對，你去批評嘛，你給教育嘛，你憑什麼整人家，而且整得這麼殘酷。

我最初的反動思想是從這兒來的，再加上積累以後，看到更多更多的事情，想到更多更多的事情，到了70年我就覺得，我們真是生活在歷史上最專制的時代，不要說和什麼自由民主的國家相比，就是和中國歷史上相比，那都是最殘酷最糟糕的一個時代。

共產黨百年罪行纍纍

共產黨這100年始終是罪行纍纍，就像《第三帝國興亡》那本書有一句話「千年易過，納粹的罪惡難消」。我想這句話放在中共的身上也完全合適。

共產黨這種政權他的受害者之多之普遍，你在中國說不上有哪一個階層的人沒有受過它的害，包括共產黨自己。所有共產黨的老幹部們，他們自己的經歷都證明，他們在所謂革命成功之後，受的苦，關的監獄，要遠遠超過他們在革命成功之前。就這麼荒唐。

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後殺的人遠遠超出了它在奪取政權之前戰爭時期殺的人。這是共產黨歷史上最特殊的一點，也是它最不能原諒的一個特點。

所有過去的暴君無非是為了奪取政權殺死很多人，一旦政權奪下來了，殺人自然就減少了。共產黨相反，共產黨政權在奪了權之後殺的人遠遠超過它在奪權之前殺的人。拿鎮反運動來說，一場鎮反運動所殺害的國民黨人員之多，就超過了三年國共內戰國民黨在戰場上死的人。

毛澤東後來也講啊，鎮壓反革命，我們殺了70萬人，殺了100萬人。你看匈牙利就是反革命殺得太少了。他就這麼想的。這種殺人就所謂殺一儆百，殺雞嚇猴。你別看他殺的都是名義上過去在國民黨政府裡擔任過職務的人。實際上他恐嚇的是每一個人。

你去當革命群眾，去鎮壓反革命大會上喊口號，高呼人心大快，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其實你是感到恐懼的。昨天好好的，說殺就殺了，使每個人都感到很大的恐懼。

為了回城，砍斷一根手指

胡平，1947年生，成長時期恰逢大講階級鬥爭和階級成分的毛澤東時代，因家庭成分不好（父親被中共政權鎮壓處死）被剝奪上大學的權利，只能自學。上山下鄉期間，為了爭取回城權利，砍斷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得以辦理「殘退」回城。在毛澤東死後和取消大學考試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一舉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成為「文革」後中國首屆研究生之一。

在北大學習期間，胡平1980年參加了該校首次、也是中國共產黨1949年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以來第一次開放競爭的基層「人民代表」選舉，並成功當選。競選期間，他以「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礎」作為競選主題。在此之前，他發表的長文《論言論自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影響在中國延續至今。

多年來，胡平以學者和時政評論人士的身份活躍於中文媒體。喜愛他文章的讀者說，他的文章言簡意賅又通俗易懂，行文典雅又邏輯嚴密。他善於以平易又犀利的語言論說時政，論說中共政權的行狀。

例如，他說，中共先是打著共產的名義剝奪中國人的私人財產，化私為公，然後再打著改革的名義將本屬於公眾的財產劃入自家人名下，化公為私，天下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傷天害理的事情讓中共一黨全乾了。

胡平對中共（以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政權還有一個被廣泛注意的論點，這就是：中共政權跟中國歷朝歷代王朝都不一樣，歷代王朝的統治者只是在打天下的時候大開殺戒，但在奪得天下之後就不再大規模殺戮，但中共政權則是在奪取政權時大開殺戒，奪取政權之後殺人更凶。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被廣泛認為是全世界古往今來殺人最多的一個獨裁者，他的大部分受害者是在他掌權之後遇害的。其中包括胡平的父親。

（責任編輯：唐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