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21日，香港筆架山上發現一大幅布條，寫著：「中共計劃暗殺黎智英」，條幅大約2米寬、20米長，住在九龍塘的人都可以清晰看到。香港人都知道，黎智英是中共政權的「眼中釘」，因為他辦的暢銷報紙——《蘋果日報》是香港極力反共的報紙。

而黎智英面對中共的打壓，無畏無懼，去年曾親自去美國白宮與川普總統的副手彭斯見面求助，還參加香港反送中運動及一切抗議中共政權的示威隊伍，被中共為他戴上「西方敵對勢力的買辦與走狗」，然後派神祕人物緊密跟蹤，他住所外還有兩輛黑白麵包車守候，可見中共對他仇視之深、並有置他於死地的計劃。

假如在上世紀97香港政權交接之前，黎智英在香港堅定反共立場，很容易被中共戴上「國民黨特務」的帽子或者「被國民黨收買」負有特殊使命的「反華分子」，但此刻這些「帽子」一律移轉到「西方反華勢力」上。

黎智英在台灣雖認同並入籍中華民國，但他沒有藍綠、統獨立場。而此刻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人與中共的蜜月期已經過去，於是中共便以反對台獨為由去消滅中華⺠國，努力證明他們是中國唯一政府。

其實黎智英也好、國民黨人也好，都是不堪共黨凌虐而逃到香港與台灣避難之人，尤其是黎智英，他從童年開始就在中共苛政下的廣州生活。中共「解放」廣州時，他不到兩歲，他父親在共軍入城之前，就帶著新歡逃去香港，丟下他母親及孿生妹妹黎慧英及一個弱智姐姐在廣州。

其實他母親在廣州「赤化」前，是一個又紅又專親共女青年，但在中共頻密的政治運動中浮沉，有時被吹捧是英雄，有時被批判是反動分子。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在紅潮中翻滾，禍福不定，在黨內鬥爭中，他母親經常被批鬥，既被罰跪鐵釘，也被抓去勞改。黎智英小時候就知道母親每次回家都傷痕累累。到了最後，還被中共送去勞改營。

黎智英姐弟三人也就一直在兩餐不繼的環境中長大。三歲的時候黎智英曾被母親帶著他到一個比較富裕人家做廚傭，深夜才帶他回到家中休息，這種生活一直到他六歲。由於他母親被送去郊外勞改營中改造，為了活下去，他只好到外面垃圾堆中找生活，或者去飯館討一點殘羹回來給姊妹吃，後來他要他的妹妹繼續讀書並照顧弱智姐姐，他自己則到外面找⻝物。

一個六七歲的孩子到外面找不到工作，也沒有辦法掙錢，只好到廣州華僑新村住宅偷人家晾晒在外面的衣服去賣，換一些小錢，把別人在外面晒的魷魚、臘肉拿回家吃，有時到廣州郊外農田偷蕃薯充飢。八九歲的時候，黎智英就會做生意，把水果店丟棄的水果曬乾，分成一堆堆賣給小學生吃，賣不完就帶回家與姊妹充飢。

後來，他到廣州火車站替乘客拿行李賺小費，沒有想到，就因為替乘客拿行李遇到一個香港客。黎智英替他拿完行李，香港身上沒有零錢，把放在口袋內的巧克力糖當作小費給他吃，黎智英第一次吃到了巧克力，覺得非常好吃，就追上去問香港客：這樣好吃的糖在什麼地方買得到？港客告訴他在香港到處都有，就因為這一問，使他萌生去香港的念頭。

於是他在一次「屈蛇」的偷渡中，幸運抵達澳門，然後轉去香港，那年他才12歲，身上只有一元輔幣，是在廣州時替客人搬行李得來的小費，當他到香港一家車衣廠求職，車衣廠的老闆見他靈巧，收容他做打雜的童工，月薪只有八元。

就因為這家車衣廠，使他踏入製衣行業，以後更發家致富，因此他在一次接受訪問時說：「這是我從一元港幣到今日五億美元身價的傳奇故事。」

說傳奇真是傳奇，黎智英在車衣工作時，一直希望有機會入學校讀書，他相信只有受教育才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因此他到處打聽求學的途徑，衣廠老闆知道他求學心切，告訴他，生活在香港，最重要的是把英文學好，因此，你可以利用空閒時間，去英文補習班學好英文，會聽會說，不怕沒有出路。

黎智英聽了車衣廠老闆的話，找了一個英文補習班，經過勤學苦讀，果然一兩年後，英語有所長進。衣廠老闆便把他從打雜調去與歐美來的車衣商接洽拿訂單的經理，並與這些車衣商建立交情，奠定了他在服裝行業上的發展。最後他在這個行業上成功，還是得力於一個車衣商人的支持。

這個車衣商人是一個剛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年輕人，回到香港就在他父親經營的製衣公司做經理，年少氣盛，派頭十足，他的名字就是後來當選香港立法局議員的張鑑泉。當時張鑑泉的父親是香港經營紡織漂染葉業的富商，張鑑泉是他公司的接單經理，而黎智英則是替車衣廠老闆送訂單，請張鑑泉簽字蓋章，才可去銀行提款。

黎智英去到他的公司，經常在外面等很長時間才可以進入他的辦公室。有一天下午，他在下班前去到張鑑泉的辦公室外，祕書吩咐他等候，他看銀行關門時間迫近，而張鑑泉的門一直沒有打開，於是，他趁祕書離開座位，不顧一切推門進入張的辦公室，發現他正雙腳放在辦公桌上，與朋友興高采烈通電話。

黎智英氣憤地把單據放在他的辦公室桌上，高聲說要趕去銀行，請他立即在單據上簽名，張鑑泉居然立即放下電話簽名，黎智英拿了單據轉身離開，趕去銀行。

沒有想到第二天，車衣廠老闆又要他再送單給張鑑泉簽名，他中午前又到了張鑑泉的辦公室，沒有想到，張的祕書竟告訴他，張鑑泉要見他，請他立即進辦公室與張見面。

張鑑泉一見到他進來，立即站起來跟他握手，並問他想到什麼地方吃午飯好？於是，他們同去了一家黎智英常去的大排檔，坐下叫了兩碗叉燒飯，兩碟小菜，說說笑笑十分開心。張鑑泉說，他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美味的午餐。黎智英從此與張鑑泉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也得到張鑑泉給的許多指導與幫助。

在成衣行業做了幾年，黎智英換了不少公司，最後終於做了一家最大公司的總經理。由於他英語流利，表現不錯，公司派他去美國紐約兩年。他從報上知道「蘋果電腦」公司的大名，也久聞創辦人SteveJobs這個傳奇人物。於是他直接登門求見，但沒有成功，他把車開到「蘋果公司」門前，坐在車內注意公司大門，終於有一天，見到創辦人從辦公室大門出來，於是他立即上前自我介紹，表示慕名來求見，想問他一些問題。沒有想到這個電腦界的大亨，居然禮賢下士，上了他的破車，在車內跟他說了45分鐘。

黎智英後來說，這45分鐘談話使他受益匪淺，他羨慕「蘋果公司」的成功，後來他在香港、台北辦的報紙就以「蘋果」為名。黎智英雖在成衣業發跡，但他的起家則是在股票市場炒股票賺了一筆大錢，他利用這筆大錢買下「公明織造廠」，從此專門經營服裝公司。

沒有想到，由於織造廠的原料短缺需要進貨，而原料公司不願賒帳，必須現金交易，而黎智英一時周轉不靈，就想到他的好朋友張鑑泉。他請張鑑泉向他的父親借一張面額200萬元的支票應急，他保證絕不會去銀行兌現，如果張父不相信，可以在開出支票後，立即去銀行聲明止付這張支票。張鑑泉果然幫他的忙，向他父親拿到這張支票借給他。

黎智英於是拿著支票到一家原料商人聚會的茶樓吃午飯，向認識的人出示這張支票，證明他與製造行業最成功的成衣商是好朋友，並有生意往來。原料商拿著這支票詢問同行，大家經過鑒定、證明這張支票沒有問題，支票還沒有回到黎智英手中，原料商人中就有人向他表示，願意供應原料給他，解決了與黎智英的周轉困難，事後他把支票還給張鑑泉轉給他的父親，由此可見黎智英的機智。

沒有想到，腦筋靈活的黎智英在香港這幾十年來，卻做了兩件很「不聰明」的事。

第一件事是：1994年7月他在他創辦的香港「壹週刊」上具名寫了一篇抨擊中共總理李鵬屠城開槍殺人不當的文章，認為李鵬的存在是「超級國恥」、是「IQ零蛋的王八蛋」，沒有想到因此觸怒了中共政權，下令關閉他在大陸一百多家佐丹奴服裝店，沒收他的製衣廠，迫使黎智英把佐丹奴的股票全部賣給股東，並與中共政權結下血海深仇。

第二件事是：香港發生「反送中」遊行抗議，他出錢幫助群眾，並親自率眾走上街頭，抗議中共政權不遵守「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承諾，觸怒中共，杯葛他的「蘋果日報」，並命令與大陸有來往的公司行號不要在「蘋果日報」上刊登廣告，使他的營收萎縮，入不敷出。但他並不退縮，甚至有人勸他去台灣守著他在台灣的「蘋果日報」，暫避風頭，但黎智英依然堅持守留在香港，並認為遊行示威是香港人的權利，他不相信中共會向他下手。

黎智英在台灣已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但當他被港共政權一抓再抓，並對他的《蘋果日報》抄查不絕。他明知港共奉習共之命要整治他，他居然不肯離開香港，令人費解。

黎智英在香港辦的《蘋果日報》是此刻香港反共突出的傳媒。其實黎智英最有興趣的不是政治，而是賺錢。當他在《蘋果日報》創辦之前，曾先辦了一本雜誌《壹週刊》，原因是：他在製衣業憑籍佐丹奴休閒服裝打出天下，成為香港富商。於是他決定打開另一扇商業大門，決定從事報業。

港英時代的香港言論自由，報刊雜誌出版不受限制，市面上親共、反共甚至黃、賭、毒的刊物銷路平平，辦報的人只要能維持就滿足。但黎智英認為，假如一份雜誌能夠爆出不為人知的社會名人祕密，必然會吸引讀者，必有錢可賺，就像他製作服裝一樣，出奇制勝就可成為富甲一方的大亨。正如台北新聞界所說：黎智英是典型的「商人辦報」，與傳統的「文人辦報」不同。

由於黎智英在香港的《壹週刊》一出版就暢銷，兩年時間就賺了港幣4千多萬元。從辦雜誌成功開始，使黎智英有了辦報紙的信念，他相信，只要保持《壹週刊》處理新聞的方法去辦報紙紙，一定會成功。

因為他自信知道讀者興趣所在，只要投其所好，讀者自然會趨之若鶩，報紙銷路自然上升。傳統辦報的人，從「文人辦報」的⻆度看，認為辦報紙寓有教育讀者或引導讀者的責任，報紙自然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力，因他們認為，新聞工作者有「作之師」作用，因此不考慮讀者的興趣與愛好。

黎智英認為，辦報紙首先要做的目的是吸引讀者，沒有辦法吸引讀者，誰會願意花錢去買報紙來看？報紙沒有人看，就沒有銷路，甚至不可能生存。所以他叫出的口號是「不扮高深、只求存真」，報紙有沒有地位是看銷路。顯然黎智英沒有受過新聞專業訓練，也不講究新聞倫理，更沒有為人師表的抱負。

黎智英另外一個作風是不怕打官司，他說：「只要內容真實，我們就把官司打到底！」他的理由是，自由社會太多名人不惜委託律師，寫律師信給報社追究刑責，嚇得很多報社不敢放手發掘真相，記者也不敢出庭據理力爭，最後是「事實勝於雄辨」，這就是黎智英的編輯政策。

黎智英最欣賞他手下採訪負責人汪學君，他與黎智英不斷見面談處理新聞的方式，辦雜誌時他最重視「封面故事」，經常為了封面故事兩人爭論，最後證明黎智英每次決定都是雜質銷路提高的原因。

黎智英另一個辦報絕招，就是出高薪挖人才，正如汪學君準備離港移民辭職時說：黎智英最大的優點是薪高糧準，還有花紅分。一年除了有14個月的薪金，還把稅前盈利的20%分給員工當作獎金。當汪學君向他告辭時，他花5萬港幣買了一隻勞力士金表送給他，然後含淚向他說：如果他厭倦國外生活回港，一定要回到他的蘋果日報社工作，他舉雙手歡迎他回來。

當黎智英辦的《蘋果日報》十個月後，即1996年5月5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一個知名教育教授蘇鑰機發表了一篇論文，判斷「蘋果日報」不可能維持太久，很快就會關門倒閉。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完全市場導向新聞學——蘋果日報個案研究」。他對黎智英強調「讀者是報紙的生命線，讀者的地位至高無上，他們的意見永遠是對的」的說法不以為然。黎智英說，一份遠離社群、遠離讀者又自以為是的報紙，是絕對不會成功的！

香港新聞界都知道，《蘋果日報》員工的薪酬最高，原因是香港新聞界的薪金一向偏低，因此黎智英向外界公開說：在《蘋果日報》年薪超過200萬的超過10人。當時有一個在《亞洲華爾街日報》工作、後來被《南華早報》挖去的總編輯馮強被黎智英看中。

黎智英立即三顧茅廬，請馮強到《蘋果日報》掌舵。他願付半年薪金四百萬港幣，另外還給他報紙的股份。但馮強仍然沒有接受，因此可見黎智英出手之豪爽，令新聞同行矚目。一位在明報寫小說的作家，被黎智英因為挖去「蘋果」，簽了一紙合同合約，訂明每日供稿800字，稿酬是五萬六千元。後來有人說：文人在這個市儈商人黎智英身上，嚐到了文章值錢的味道！

黎智英的話是：付得出高價錢，就要求有好貨色，何況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更沒有免費「雞鮑翅」吃，他不能容忍混飯吃的庸才為他工作。

在黎智英一手策劃的「蘋果日報」，出版不到一年，就攀上僅次於香港最暢銷報紙的第二位，發行暴增，廣告湧入，《蘋果日報》的地位從此立於不敗地。之後，他見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確定了台灣已經全面開放，奠定自由民主的基礎，公元2000年決定以香港的軌跡去台灣出版《壹週刊》，接著再出版《蘋果日報》，不到半年，立即攀上最暢銷報紙的地位，成為台灣最大的一家報紙。

但在香港《國安法》下，黎智英因所謂「觸犯」香港國安法及其它的刑事指控，在今年5月28日被判入獄14個月。6月17日，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以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拘捕壹傳媒和《蘋果日報》5名高管，並凍結了三家相關公司總計1800萬港幣（約合232萬美元）的資產，讓《蘋果日報》的運營立即陷入困境。6月24日，香港《蘋果日報》出版最後一份報紙，之後被迫停刊，網站午夜後停止更新。創辦26年的《蘋果日報》畫上休止符。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