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6月29日訊】
（編者按：中共借百年黨慶企圖通過歪曲歷史、掩蓋真相再次操控媒體與輿論，吹捧其「偉、光、正」，搞全民洗腦。本系列文章通過不同角度回顧中共的百年暴行、謊言及反人類歷史。）
前言：
中共建立至今100年，統治中國大陸也71年了。特別在建政後它利用掌控和壟斷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媒體等資源，篡改和歪曲人類文明歷史、掩蓋它百年共產革命和專政反人類犯罪真相，為其杜撰了一套政治合法性面具，欺騙了不少沒有身受其害的人，包括西方政界與學界。最近40年，它藉助外資，藉助西方先進的技術和裝備，利用加入WTO後所享受的單方面的最惠國待遇，在犧牲環境（包括水源、空氣和土壤的嚴重污染）和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竭澤而漁的破壞性開採為代價，以及對億萬農民工勞動所創造財富的盤剝，打造了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以經貿利益作為誘惑，甚至以金錢收買等方式，對西方國家進行政治、文化滲透；還操控聯合國下屬的如人權組織、WHO等。還故意把致命性肺炎病毒傳播到全世界……。
在國內，特別是最近20年，中共全盤顛覆了中共體制內政治改革派從1978年開始的「非毛化」政治改革運動的正面遺產，完全撕掉了所謂依法治國的假面具，打造了一個21世紀的流氓、黑社會、匪幫共產政權：媒體姓黨、法院是黨的刀把子；對包括法輪功、基督教等在內的宗教迫害進一步升級；在新疆實行種族滅絕；使用包括互聯網、無線通訊、數字技術在內的高科技監視全國民眾，封殺言論自由，全面鎮壓社會異議群體；迫害維權上訪百姓；酷刑在警察系統司空見慣……。由於中共信息封鎖和媒體的謊言，國內國外都有人不明真相，被謊言和假象矇騙。本文章將對中共百年反人類犯罪歷史做簡要回顧，還原它的真面目。
一、共產主義是恐怖主義
從政治學角度，共產主義和列寧主義是同義語，實際操盤者是列寧，其思想核心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所謂無產階級也非指工人階級而是共產黨的代名詞。革命和專政的主體也非字面的工人階級而是共產黨及其追隨者（或者捲入其中的社會群體）。更需要說明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並非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所稱的「工人階級整體專政」，而是與工人階級毫不相干的共產黨專政，即共產黨專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全體人民的政。在黨的內部則由幾個寡頭甚至是一人獨裁，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獨裁者。
「共產主義就是恐怖主義。」當以列寧為頭目的蘇共於1917年10月在俄羅斯共和國發動暴動，顛覆合法的俄羅斯共和國政府並在控制區域實行獨裁專制統治初始的1918年，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第二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卡爾‧考茨基就向全世界發出了上述警告。面對考茨基一針見血的斥責，列寧氣急敗壞，馬上寫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謾罵。作為馬克思主義叛徒的考茨基對共產主義政治本質的定性，縱觀列寧-斯大林在蘇聯33年的血腥殘暴統治證明是準確的。1951年，社會黨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繼卡爾‧考茨基之後，對共產主義的反人類罪行從政治學角度又做出了嚴厲的譴責：「國際共產主義是一種新帝國主義的工具。凡是在它獲得政權的地方，它徹底消滅了自由，或者說，消滅了爭取自由的機會。它依靠一批軍事官僚和實行恐怖統治的員警。它建立了一個存在財產和特權方面的令人憤怒的對立的新的階級社會。」承傳自卡爾‧考茨基對共產主義邪惡本質認識的社會黨國際領袖們，對共產主義反人類本質的洞察力遠遠高於美國、英國、法國的自由派政客們。
二、共產黨是國際恐怖組織
蘇共的創始人是列寧。1919年，他使用篡奪的俄羅斯國家政權資源，招攬歐美各國被社會民主黨主流派唾棄的左派，到莫斯科組建國際共產黨（共產國際），實際是蘇共的傀儡，旨在用暴力顛覆世界各國合法政府，把共產主義擴張到全世界。
中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建立的支部。
1920年上半年，共產國際派遠東局負責人維金斯基一行幾人攜帶盧布來到北京，籌劃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經在北京大學任教的一名俄國人介紹，認識了李大釗。後又認識了陳獨秀。在陳獨秀幫助下，在上海成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坐地指揮中國、蒙古、朝鮮和日本建立共產國際支部的工作。同年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濟南、日本東京等地先後建立幾個共產主義小組。由此，共產國際把它的紅色魔爪伸進了中國，準確說，中共建立於1920年。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出席會議的13名代表的路費也靠共產國際事先發給的每人100元大洋。這次會議的籌劃者和主持者都是共產國際派出的另一名代表馬林。黨章、黨綱都是共產國際的規範版本。由此，中共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開始了它長達29年的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共產革命活動。陳獨秀還用共產國際的錢，復刊了早就停辦的《新青年》等幾種刊物、還辦工人夜校等宣傳馬列主義、十月革命的活動，這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根本不是所謂「中國知識分子探索救國道路而接受了馬列主義，選擇了俄國十月革命道路」。而是中共官方黨史編纂者根據毛澤東的旨意杜撰的假的政治歷史概念。
中國傳統文化根本不可能產生共產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道德核心是「仁」，倡導「仁、義、禮、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人本主義；道家的「無為而治」；墨家的「非攻、兼愛、尚賢、節儉」等價值觀，還有在所有制觀念上的根深蒂固的私有制信條，根本不可能產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共產主義和它的載體共產黨都是蘇共移植進中國的，當然得用盧布鋪路，中共的活動經費全是共產國際實際是蘇共給的。
三、中共能夠最終顛覆中華民國的幾個國內國際因素
（一）蘇俄援助 中共藉殼發展
1. 中共「借殼上市」發展壯大
中共從建立到1923年底，4年才發展到四百餘名黨員，在有4億多人口和政治黨派眾多繁雜的中國社會上無聲無息。更何談鬧革命？於是，共產國際根據列寧指示，在中國另外找尋一個「民族主義政黨」並用金錢收買，把它改造成一個為蘇共政治利益服務的黨，類似現在流行的「顏色革命」說法。具體辦理這件事的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經過中共方面的推薦，選定了孫中山的國民黨。
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和孫中山談判，由蘇共給孫中山經濟和軍事援助為前提條件，換取孫中山聯俄容共，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中共語）。1924年初國民黨「一大」召開，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中共大佬都進入國民黨高層核心，分別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執行委員、部長、地方（各省）黨部負責人等，到1926年中共黨員猛增到6萬多人，控制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工人部、祕書處等中樞要害部門。各個省的黨部牌子是國民黨，實際是共產黨的黨部。國民黨仿效蘇共政權組織模式，黨政軍一體，以黨代政，各級黨部就是政權機關。中共還滲透軍隊，在國民革命軍中發展黨員建立祕密黨組織，可以控制一個團、一個師、甚至一個軍。在國民黨中還結下廣泛的人緣關係。
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顧問，國民黨需要的經費和槍枝彈藥都得由他去向蘇共要，手捏國民黨的經濟來路，實際成為國民黨的太上皇。蘇共派出的政治、經濟、軍事顧問有200人。
共產黨全面滲透國民黨並改造國民黨，用國民黨的招牌在全國各地發展共產黨組織，很多省的縣一級都建立了中共黨委，在北伐軍攻占的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省份，用操控的國民黨各級黨部名義發號施令，建立農會、工會，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武裝組織）。省以下的各級政權大都被中共掌握，用政權的力量，組織農村好逸惡勞的地痞流氓充當骨幹，用利益誘惑其他一些人，鬥爭「地主階級」，掠奪其財產財物，普遍地捆綁吊打、遊街示眾，甚至殺害「土豪劣紳」。這是中共農村共產革命的開端，稱為所謂的「反封建革命」。
所謂「農民運動」都不是農民階層自己的政治、經濟訴求運動，而是共產黨謀劃、組織的「赤化」運動。發動運動的前提是共產黨在當地擁有政治權力或者軍事武裝，或者兩者皆有。農民運動的主體是共產黨而非農民。搞農民運動的目的是農村包圍城市，或者配合城市裡的革命，最後奪取整個國家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
到1927年3月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後，遷都武漢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次被共產黨控制了，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三分之二的席位。基本上成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政治代表，赤色政權。這個結論在毛澤東著書裡有。
2. 共產黨遭遇第一次滑鐵盧
從1924年孫中山搞國共合作，讓共產黨借殼上市初始，國民黨內右派就極力反對。孫中山從中調和，加上蘇俄第一批武器彈藥及時海運到廣州，反對聲音稍微平息，「吃別人的飯口軟」。蘇共軍艦送來的第一批武器有步槍8千支，子彈4百萬發。當時黃埔軍校學生人數只有兩個連，這批武器可以裝備1個師，蘇共雪中送炭。從1924～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前，蘇共分6批，共計運送步槍4萬6千支、機槍190挺，各種炮24門；還有很充足的子彈炮彈，還有經濟上的巨額援助。於是，包括桂系、湘系、粵系、滇系等在內的南方各路軍閥才聚集孫中山國民黨旗幟下。
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失去了惟一的政治權威和領袖，左、右兩派鬥爭再也不可調和。對於共產黨從內部篡奪國民黨政治權力的行為，黨內右派忍無可忍，絕地反擊，先後發生過：
（1）黨內老右派「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另立中央黨部，通過《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僱案》、《開除汪精衛黨籍案》等，並發出訓令，指示各級黨部進行清黨，所屬黨員中有共產黨員者，要開除國民黨籍。
（2）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並聯合其他大佬通過中央會議程序出台《整理黨務案》，有效反擊了共產黨方對對國民黨中央黨部權力的篡奪。
（3）蔣介石「清黨」和汪精衛「分共」——共產黨遭遇第一次滑鐵盧
蔣介石「清黨」發生在1927年4月中旬。蔣介石在上海聯合黨中央裡面的右派在1927年4月14日，在南京舉行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會議通過決議：取消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建都南京，取消武漢國民政府，成立新國民政府；取消跨黨分子黨籍，即所謂「清黨」，清除在黨、政、軍中擔任官職的共產黨員。解僱全部蘇共顧問。共產黨所謂蔣介石「寧可錯殺1千，不讓1人漏網」完全是誇大其詞的政治謊言。由此，國民黨分裂成了政治上反共的南京政府和仍然由共產黨控制的武漢政府。
汪精衛「分共」。汪精衛時任武漢國民黨政權黨政軍一把手，屬於國民黨左派。促使他「分共」的起因是在1926年5月31日看見了共產國際發給共產國際代表、國民黨中央顧問鮑羅廷和中共中央的祕密電報即《5月緊急指示》。主要內容包括：「沒收地主土地；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以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同蔣介石保持聯繫並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動軍官。」
汪精衛看後大驚失色，如夢初醒，才看清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於是開始和黨內軍內親信祕密商議，防備共產黨政變奪權。6月5日，解除了總顧問鮑羅廷和軍事顧問加倫等一百四十餘名蘇共方面人員在國民政府和北伐軍隊裡面的職務，瓦解了共產黨方可能搞政變的陰謀。共產黨方面始料未及也無還手之力。軍權都控制在汪精衛一派手中。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由張國燾、周恩來等幾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委，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職務。13日，中共方宣布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中共黨員，退出國民政府，但表示願意繼續國共兩黨合作搞「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
為應對共產黨方退出政府的決定，7月15日，汪精衛召集武漢國民黨中央會議，決定分共。內容是：「國民黨員中加入了共產黨的必須退出共產黨，否則停止所任黨、政、軍中的職務。共產黨員不能以國民黨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國民黨員未經中央許可不得加入其它黨。」汪精衛只是要求國民黨員不准腳踏兩隻船，吃裡扒外，不准共產黨打國民黨招牌牟共產黨一黨之利，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的事情。相反，汪精衛還想繼續獲取蘇共經濟援助，在政治上與中共藕斷絲連。共產黨在武漢仍然合法經營，照常活動。
這是共產黨遭遇的第一次失敗。但它不甘心，決定冒險搞暴動。
3. 共產黨鋌而走險武裝暴動——遭遇第二次滑鐵盧
（1）南昌暴動。國民黨有幾支軍隊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約2萬人馬。8月1日中共在南昌暴動成功，直接責任在負責江西省防務的第5路軍（下轄2個軍和教導團）總指揮朱培德「失職」。他事先獲悉賀龍、朱德（朱德是朱培德的好友，被朱培德任命為教導團團長兼南昌公安局局長）、葉挺等和共產黨要人來往頻繁，知道有大事發生，但卻請假上廬山「休息」，靜觀其變。南昌暴動2萬人馬本就是烏合之眾，南下途中逃離過半。在廣東的潮州地區遭到粵軍圍剿，隨軍周恩來等共產黨大佬偷渡去香港後回到上海，朱德、陳毅收羅殘兵敗將約800人，進入贛、粵、湘三省邊境一帶苟延殘喘。暴動慘敗。
（2）秋收暴動。8月7日，中共中央仍然在漢口開會，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在各省搞「秋收暴動」。其中對歷史發生了影響的都在湖南，有毛澤東在湘贛邊境的暴動、彭德懷的平江縣暴動、朱德、陳毅軍隊作為主力的湘南暴動（又叫年關暴動）。
湘南暴動規模涉及七八個縣數萬眾參加，持續時間達兩三個月，是危害最烈的一次暴動。時值湘、桂兩省軍閥開戰，湘南駐軍調離。中共趁機先後在七八個縣組織暴動，占領了8個縣城，恢復在馬日事變後偃旗息鼓的農會、農民自衛軍。共產黨組織由隱蔽轉為公開，共產革命死灰復燃，殘暴血腥恐怖更甚於之前。據共產黨建國後授予大將軍銜的黃克誠回憶：在暴動前，上級傳達「中央臨時政治局十一月擴大會議的決議。印象裡卻很深地留著有：『殺！殺！殺盡豪紳反革命！燒！燒！燒盡他們的巢穴！』這樣的語句。」要「極端嚴厲、毫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摧毀一切舊的社會關係；對資產階級上層的店東、商人實行革命群眾獨裁，不許阻止群眾劇烈的革命行動等。」
暴動開始後，「湘南特委下令各縣縣委鎮壓反革命，燒房子。不但要燒衙門、機關、土豪劣紳房子，而且要求把縣城的整條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燒掉，並且要求把從耒陽到坪石的公路兩旁五華里（原來指示燒掉公路兩旁30華里）以內的房屋全部燒掉。認為這樣可以使敵軍到來的時候沒有房子住，可以阻止敵軍進攻。」「當永興縣委商量燒城的時候，我曾表示反對，被縣委書記批為右傾，並指定要我帶頭燒。我還是不同意，後來採取調和、折衷辦法，燒了城裡的衙門、機關、祠堂、廟宇和個別商店，沒有整條街的燒。據我所知，郴縣、耒陽都按特委指示燒了縣城，耒陽燒得最厲害，宜章沒有大燒，資興也沒有全燒。」
共產黨燒殺搶激起民眾無比憤恨，被迫捲入暴動的人紛紛「反水」，撕下手臂上的紅袖標，戴上白袖標，加入反共民團，保家保村莊，殺共產黨幹部。其中郴縣反水民眾殺了縣委書記和其他縣委幹部。在政府軍隊來到前夕，朱德、陳毅和各個縣委帶領暴動隊伍倉惶逃往江西。凡是未及逃跑者，大都被正法。據黃克誠回憶，有一個叫劉英的，大約是衡陽大同中學的學生，他在農民暴動時，拿著一把刀趕來參加，路上遇見一個「土豪劣紳」，就拿刀把他殺掉。他後來被自己的父親捆送到民團被殺。許許多多參加暴動、積極打「土豪劣紳」的農民被殺。包括尹子韶帶領的縣警衛團主力一千多人、一百多條槍還在桂陽，後來全被打得死的死、散的散，一人一槍都沒能撤退出來。連朱德留在永興的一個主力排也和他們一起損失了。
如果說國共合作期間湖南農民運動是在共產黨控制了省、縣政權（國民黨黨部）後的自上而下的共產革命，湘南暴動則是共產黨「在野」後，利用控制的武裝搞的自下而上的奪取政權的共產革命。追隨與被迫捲入者只占居民的極少數，根本不代表社會主流意識。共產革命從來不得民心。追隨與捲入者類似歷朝歷代社會亂局中出現的土匪，打家劫舍罷了，多是出於從眾心理，和共產政治革命屬性無關。
在湘、桂軍閥戰爭停息後，湖南政府軍回頭鎮壓暴動，朱德帶領自己的一個團逃往江西，也上了井岡山，尾隨的有落荒而逃的幾千農軍（拖家帶口）。湘南暴動和其它暴動一樣徹底失敗。這是共產黨第二次滑鐵盧。
4. 中共遭遇第三次滑鐵盧——8萬人敗走江西，逃到陝北剩下萬餘人
朱、毛紅軍在贛南（包括閩西）坐大的原因？逃亡井岡山的朱德、毛澤東、彭德懷三路人馬共四五千人，草寇，從1929年初下山後，竟在贛南橫行肆虐四五年之久，占據二十多個縣，紅軍最多上10萬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黨史都歸結為當時軍閥混戰，無暇剿共，但實際也與蔣介石中央軍和軍閥內部複雜的關係有關。
1933年底，蔣介石圍剿江西紅軍，廣東軍閥陳濟堂在贛粵邊境堵截紅軍，結果陳濟棠事先和共產黨達成協議：紅軍「借道粵北（去湖南、廣西）」，「粵軍不攔頭、不斷中，只追尾」，即等待紅軍人馬走過後尾隨放空槍，目的是敷衍蔣介石。紅軍8萬人包括印刷廠機器在內都隨軍搬運走了。所謂突圍蔣介石的「五道封鎖線」是子虛烏有。蔣介石只是驅趕紅軍出他的地盤。
湘江戰役網開一面。被國、共雙方都渲染的湘江戰役，實際是桂系軍閥網開一面，放紅軍過湘江的。按照蔣介石統一指揮：以廣西省全州縣為界，以北的湘江東岸由湘軍封鎖；包括全州在內以南的湘江東岸由桂軍封鎖。南北夾擊圍殲紅軍。得知紅軍進入全州境內後，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藉故南撤駐守全州一線100公里的守軍，故意網開一面放紅軍過江。蔣介石得知急令湘軍南下接防全州。由於路途幾百公里，趕到全州時候紅軍已經先期占領渡口並在周邊布防停當。湘江和紅軍展開血戰，結果還是有近4萬紅軍渡江西去，打死打傷打散4萬人，活捉7千人。血染湘江，屍塞斷流。但中共大佬全部漏網。
四川軍閥劉文輝放紅軍過川康。四川軍閥劉文輝防區範圍為四川西北，即紅軍「強渡金沙江」、「飛越大渡河鐵索橋」、「爬雪山、過草地」等近千公里地段都是劉文輝的防區，叫川康地區。劉文輝和中共四川省委（地下黨）早有交往，放任紅軍過境。否則，該地段山高谷深崎嶇險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紅軍本插翅難逃。
紅軍逃到陝北後，只剩下1萬餘殘兵敗將。這是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滑鐵盧，也是最後一次。鹹魚能否翻身呢？
（二）蘇共插手，共產黨鹹魚翻身
1. 蔣介石命令張學良圍剿紅軍讓其兩敗俱傷是中共假話。疲憊不堪的紅軍萬餘人在極端貧窮的陝北陷入困境，東渡黃河去富庶的山西打劫。閻錫山報告蔣介石，蔣介石命令張學良封鎖黃河西岸渡口，切斷紅軍回陝北的歸路。張學良陽奉陰違，使紅軍滿載而歸，所搶財物夠半年給養。張學良在陝西有20萬精兵強將，怎麼打紅軍會兩敗俱傷？張學良早就勾結中共，以圖通過中共媒介得到蘇俄援助。
2. 與蘇俄、中共談判重蹈政治覆轍
（1）根據莫斯科外交檔案記載，1935年7月3日，蔣介石派孔祥熙會見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10月18日晚，蔣介石親自與鮑格莫洛夫祕密會晤，向蘇俄表達簽訂兩國軍事互助協議，目的是拉攏蘇俄共同對付日本。蘇俄方要求先簽訂貿易協議，後簽訂軍事協議。蔣介石還安排中國駐蘇俄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去與北伐戰爭時期的蘇共軍事總顧問加倫進行會面，加倫給蔣介石當顧問約2年，目的是希望加倫出面遊說蘇俄高層，儘快簽訂軍事協議。
蔣介石派人在莫斯科會見王明。王明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實際是中共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先是通過蘇俄駐華大使要求蘇俄指示中共停止反政府的活動並歸降政府，遭到蘇俄大使的回絕，轉而派鄧文儀直接在莫斯科會見王明。1936年「1月13日開始，到2月23日，鄧文儀與中共代表潘漢年和王明總共進行了四次具體的商談。」「鄧對王明說：我這次來，完全是受蔣先生的委託，要找到王明同志討論彼此間合作抗日問題。我們曾經在上海、南京等地找過共產黨的關係，進行了一週的時間，全無結果。後來，我們曾想到四川和陝北直接去找紅軍談判，但事先毫無聯繫，恐怕進不去。最後蔣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上的講演，以及最近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的文章，即派我來找王明談判彼此合作的問題。我們在南京曾召集過幾次高級幹部會議，蔣先生親自提出統一全國共同抗日的主張，大家全都同意蔣先生的主張，可以說，聯合共黨的原則是已經決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蔣先生與你們談判合作的初步條件……。」
（2）中共耍花招得以鹹魚翻身
蔣介石方面從1937年年初開始，到7月，先後和中共方進行了5次談判。斯大林在2月釋放蔣經國回國。7月，蔣介石正式批准收編陝北紅軍為「國軍」，4.5萬人編制，軍餉、軍服、武器彈藥由政府發放，番號第八路軍，劃歸山西閻錫山第二戰區指揮，設置陝甘寧邊區為省級行政區，實際是給共產黨「合法」統治的地盤。中共南方游擊隊編為新四軍，享受政府軍待遇，劃歸江南第三戰區司令部指揮。毛澤東們欣喜若狂。鹹魚終於可以翻身了。
毛澤東一開始就耍弄蔣介石，指示八路軍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根本不接受戰區司令部指揮，不固守在指定防區，而是去「敵後」搶占地盤，甚至軍事進攻駐防的國軍。最典型的是1940年初，新四軍陳毅部違犯軍令從蘇南偷渡長江，進占蘇北國軍蘇魯戰區司令韓德勤（兼任江蘇省主席）防區，拒不退出。並設計圍殲了韓部2萬餘人，此戰役叫「黃橋戰役」。這整個戰略計劃事先由毛澤東設計，指示山東八路軍一部南下蘇北與陳毅部南北夾擊蘇北國軍，獨占蘇北地盤。
對八路軍、新四軍拒不服從軍令，「游而不擊」，專門攻擊國軍搶占地盤的叛國行為，國軍將領們，特別是受到攻擊國軍戰區的將領，強烈要求蔣介石下命令打擊。但蘇俄駐華（重慶）大使就威脅說：如果蔣介石反共，就中斷援助。蔣介石不願得罪蘇俄，壓下了將領們要求反制中共方軍隊違反軍令、攻擊國軍搶占地盤的要求。
八路軍的防區原本劃定在晉東北五台山周邊幾個縣，後允許擴大到二十餘縣，又同意共產黨方建立晉察冀行政區。但共產黨還不滿足，根據毛澤東預先戰略，分兵去河北、察哈爾、河南、山東等「敵後」搶占地盤，招兵買馬，建立共產黨政權。在「敵後」山東，國民黨政府從省到縣都有留守政府和軍隊。八路軍擅自進入山東後，經常襲擊國民黨政府的敵後地方政府和駐軍，搶奪地盤。蹊蹺的是日軍主要攻擊對象是留守的國軍，很少打屬於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到1940年八路軍發展到40萬；長江以北新四軍計劃發展到20萬。
抗戰結束，共產黨擁有了120萬正規軍，還有非正規武裝數十萬；占據了華北、華中大部分地盤，具備了和蔣介石逐鹿中原的資源。共產黨鹹魚翻身了。
（三）美國決策錯誤是國軍敗於共軍的主要國際因素
1. 珍珠港事件後，中國和美國、英國結成軍事同盟。但整個抗戰期間，中國獲得的8.457億美元物資，只占美國全部租借物資的1.8%。而蘇共獲得約110億，占22.76%。但中國政府並非無償獲得美國援助，中國為向駐華美軍提供物資和勞務，從1941年7月～1945年9月墊款約2,459億元，美國償付了其中的1,479億元，未清償的980億元相當於1億多美元。抗戰結束前，美國總統杜魯門、英國首相邱吉爾與斯大林在雅爾塔簽訂密約，主要有外蒙獨立問題、蘇軍出兵中國東北並享有東北特權問題等，特別是蘇軍出兵東北為中共奪取東北埋下了伏筆。
當時美國政府在政治上支持中共成為「在野黨」，合法地與國民黨平起平坐對等「和平談判」，在談判中偏袒共產黨方，使國軍失去戰略優勢。
最要命的是從1946年8月開始對民國政府實行武器禁運，導致東北50萬國軍（美式武器裝備）戰鬥力銳減，受嚴重影響的還有華東國軍精銳部隊。
2. 蘇俄在東北給中共軍隊提供大量武器裝備，把被俘虜的滿洲國幾十萬軍隊交給中共，但當時美國政府錯誤決策背棄國軍是主要國際因素。
（四）時局逆轉
蔣介石即使收編共產黨、允許它招兵買馬發展壯大鹹魚翻身了，但抗戰結束時國軍仍然占據優勢力量。蔣介石獨裁的民國中央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國內民眾和主要政治力量也站在中央政府一邊而非共產黨一方，即政治上也具有壓倒共產黨的優勢。但此時國軍因為長期抗戰已經傷痕累累，傷亡慘重，中共卻在大後方養精蓄銳。而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包括蔣介石身邊已經布下了重重間諜，讓中共高層對國軍的決策瞭如指掌。國民黨的腐敗，也讓中共政治宣傳頗為得勢。與此同時，蔣介石希望不戰屈人之兵，去找中共方和平談判，結果引入美國政治干涉，總統杜魯門公開聲明，認可中共在中國政治遊戲中的合法地位，並派親共政客馬歇爾代表他來中國充當國共和平談判調停人。蔣介石為取得美國戰後經濟援助，不採納黨內反共派提出的不與共產黨談判、堅決武力剿共的主張，導致政治上失去主動權，軍事戰略上不首先清剿華北共軍而派重兵去爭奪「飛地」東北。
在蔣介石、美國、蘇俄三方的角力中，其中一方改變方向，國軍可能都不至於最終敗於共軍。
四、結束語
中共把它武裝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28年共產革命，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內容叫「反帝反封建」。所謂「反帝」就是反對世界資本主義價值和制度體系，「反封建」就是使用暴力屠殺鄉村中具有較高文化和較高生產力，並引領鄉村社會不斷向現代文明前進的階層並掠奪其財產的反人類犯罪行動，其革命的關鍵環節是顛覆民國各級政府，然後使用取得的政權的力量（暴力）改造鄉村社會。
如在鄉村先後發動的所謂農民運動（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土改（1946～1952）等。以1946～1948年間的北方「解放區」土改為例，它根本就遭到絕大多數民眾的反對，同時遭到地方基層幹部的抵制，因為經過中共在抗戰期間假抗戰之名的敲詐勒索和盤剝，抗戰前富裕的農戶大都完全破產成為貧民，大多數村莊已經沒有夠得上「地主」標準的農戶了，抗戰結束，都夢想能夠過上「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和平生活。
土改，是共產黨刻意謀劃的旨在製造社會矛盾、分化民眾並挑動一個群體去鬥爭殺戮另一個群體同時搶劫財物的惡意的反人類罪惡行為。在山西最貧窮的晉綏邊區，有的村莊被劃為地主富農的農戶竟占到總戶數的百分之三四十。一般也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這樣才有鬥爭對象，搶劫對象。不是搶土地而是打劫家庭財物。貧農對分土地根本沒有興趣，希望分浮財（地面上的財物），挖地財（埋在地下的）。在山東，「地主」沒有土地可分，就搞「平分土地」。把全村所有的土地打亂重新平均分配，又叫「抽肥補瘦」，目的是瘦「中農」，肥「貧農」。同時進行整黨運動，叫「搬石頭」。基層幹部大都抵制土改，是阻礙土改的石頭。幹部家庭一般都較普通農家富裕，打成地主鬥爭可以分得浮財、挖得地財。幹部平時給政府催糧收款，村民的怨恨也不小。
共產黨就是挑動矛盾搞群眾鬥群眾從中得利。共產黨在北方土改運動的三四年間直接殺害和間接迫害致死的人數至少在1030萬人以上。整個「解放區」人心惶惶，土地荒蕪，生產力遭受嚴重破壞，社會恐怖，遍地饑荒。帶了血債的積極分子只有死心塌地跟共產黨一條路；沒有帶血債也只有跟共產黨才能活命。順我者存，逆我者亡。於是共產黨就把所有人捆綁在它的戰車上了。這就是「土改使貧苦農民分到土地，為了保衛勝利果實，而積極參軍參戰」的歷史真相。當年劉少奇主持北方土改、整黨運動，完全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由於引起黨內幹部普遍不滿、破壞了農村生產力導致饑荒更加嚴重。
私有制是人類社會由野蠻進入文明社會的重大標誌。連馬克思主義元老恩格斯都寫進他的書裡面的，何況共產黨的所謂公有制就是黨有制的代名詞，給貧農分土地的目的是暫時利用其為共產黨充當打手。緊接著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全體農民的土地就像沒收地主土地一樣充公，屬於共產黨所有了，叫第二次土改。
包括貧農在內，沒有任何人真擁護農業合作化，共產黨是使用無產階級專政為後盾，強制實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再到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在之前共產農民生產資料（土地）的基礎上，又共產農民的生活資料（房屋、家具甚至鍋碗瓢盆，還有私人餵養的豬牛羊、雞鴨鵝）。為鎮壓抵制、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1955年的「社會鎮反運動」逮捕了七十多萬人，為給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路，1958年前3個季度，全國逮捕人數超過1955年全年逮捕人數。
中共建政後從土改運動（指南方）開始，到1958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118,246名，殺了862,236名（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語）。全國總人口中，每100人就有至少1人被抓捕。每1000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槍斃，實際被殺的人數更多。如四川涪陵縣土改運動，所殺人數約占該縣總人口數的約千分之四以上，約4,000人。其中清溪區，本文作者的表哥看見一次就槍斃二三十人。羅雲鄉，僅一次就槍斃十多個人。藺市區，槍斃的「土匪」中最小的只有十二三歲。殺人血流成河，屍體堆成山。土改大肆殺人，如劉少奇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的政治報告中說：不但震懾地主，同時還震懾農民，否則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會有如此順利。殺人立威貫穿共產革命和專政的全過程。
還有1959年開始延續到1962年的4年特大饑荒，全國餓死人數根據本文作者抽樣調查推算，可能在7千5百萬至1億2千5百萬之間。在特大饑荒之前的1950～1958年的9年中，餓死人數約在4千萬左右。結束饑荒是在1980年農民自發性搞包產到戶後。
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在專了黨外（體制外）階級敵人的政後，就專黨內（體制內）的右派、右傾分子、反黨分子、走資派的政了，如1954年反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1957年反右運動、1959年反彭德懷為首的右傾運動、1963年開始的四清運動中整走資派、文革整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走資派、後又反林彪集團、反四人幫等。共產黨革命和專政猶如一架龐大的永不停息的絞肉機，可能絞殺所有人。（限於文章篇幅，不談1980年後的反人類犯罪）。
中共百年歷史就是一部反人類犯罪的歷史，恐怖主義屠殺和掠奪的歷史，對其百年犯罪進行清算，也是對共產主義運動的罹難者的悼念。
（作者顏智華是位歷史學者，著有80萬字專著《餓死在人民公社囚籠裡的140萬鄉親——四川省涪陵專區農村共產主義運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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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