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5月27日訊】《有冇搞錯》。5月26日。

最近一段時間，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在加沙地帶的武裝衝突，引起了很多關注和討論。西方媒體上的討論，左中右都有，這個要看作者站在什麼立場上了。有一個可能比較右派的評論，我印象深刻，他說，二戰期間猶太人在集中營中的遭遇，是後來以色列復國的一個道德和法律基礎。

猶太人二戰期間在歐洲死了六百多萬，大批猶太人在集中營中被虐待致死，戰後真相逐步被揭露，震驚全球。後來，很多知識分子發誓「永不再發生」（Never Again）。

今天，我們不討論以巴衝突，也不討論國際政治衝突，我們談目前仍然需要面對的同樣的人道災難。

前幾天，北京法輪功學員許那，在海外發表了她的一篇文章，讓我感受良多。許那是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以前叫北京廣播學院，她是一名畫家，多次被抓進監獄，去年再被抓捕，再次入獄。

我先讀一段她的文章。

「我多麼希望自己被關押的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而不是中國的監獄。因為在納粹的毒氣室，人可以迅速死亡，而在北京女子監獄，它讓你活著生不如死。反復經歷漫長的酷刑，酷刑中他們配備懂醫的犯人看護，隨時檢測你的體徵。我在那兒多日不被允許睡覺，被發現心律不齊。於是警察命令說：『讓她睡一小時，休息一下。』

各種各樣隱蔽而精緻的酷刑被發明，比如：劈叉，將雙腿拉開成180度，命令三個犯人坐在受刑人的雙腿及後背上，反復按壓。警察自豪於這個發明：『這個辦法好，因為疼痛難忍，但又不傷及骨頭。』

納粹反人類的目的是消滅猶太人的身體，而它們的目的是摧毀人的精神、良知。當我在酷刑與洗腦中更加挺直腰板時，一個警察認真地對我說：『應該申請對你進行開顱手術，把你的大腦摘掉。』」

許那這段文字，讓我們震驚嗎？她寧願自己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就是那個我們發誓「Never Again」的地方。我們人類最大的恐懼，據說是生老病死，但死不是最可怕的，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生不如死。

中共的監獄執行這種讓人生不如死的政策，已經有七十年了。法輪功學員被迫害不是第一批，也不會是最後一批。如果讀一下法輪功學員的證詞，就會知道，劈叉只是讓人痛苦的其中一個方法，比劈叉更讓人痛苦的刑罰，起碼還有五六十種，每一個都可以導致人痛不欲生，也都令人髮指。

納粹的集中營，目標是消滅猶太人的肉體，中共的這些集中營，目標是消滅人的精神和意志，把你變成行屍走肉，變成奴隸。使人陷入無法忍受的痛苦，是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

殺人很容易，改變人很困難，所以中共發明的讓人痛不欲生的刑罰也就越來越多。

許那在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時候正是大學生，從中國傳媒大學畢業之後，遠離中共宣傳部門和廣電總局控制的那些機構，變成一個自由畫家，希望能輕鬆度日。1995年，她和先生于宙一起開始修煉法輪功。

1999年中共鎮壓法輪功之後，許那被抓關在監獄裡面。

她在文章中說：「2003年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徐滔採訪北京女子監獄，我被隔離在警察辦公室。四個犯人，以人肉銬子的形式箝住我，我可以清晰聽到不遠處採訪現場，對我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講它們如何文明執法，而我不能發出一點聲音，我的嘴裡被堵上了毛巾。

徐滔是我大學同學，我們共同受教於以培養黨的喉舌為宗旨的中國傳媒大學，如今她是北京電視台的副總編輯、全國人大代表。

這次採訪後不久，一名法輪功修煉者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監。最後稱她為病死，我因檢舉、控告她被虐死的事實，再次被投入小號折磨。

幾年後，同樣被『病死』的是我的丈夫于宙。與他同一監室的在押人員承認，他為于宙的死做了偽證，但他說：『我不敢講出全部，我害怕被警察滅口。』」

許那的丈夫于宙，長得很酷，一米八幾的大個子，瘦高瘦高。他是北京大學外語系法語專業畢業生。

1999年8月，他們在北京房山參加了一次同修們的聚會。那次，來了幾百位法輪功學員，其中包括後來被中共非法判刑、現在在美國的博士生王斌（被中共勞教兩次）、現在流亡海外的母親劉桂芙，美國法輪功學員黃萬青博士的弟弟黃雄（現仍然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迫害發生後大家都想跟以前的同修見見面，交流一下自己的感受。會後，于宙、許那夫婦為了照顧其他的同修，所以走晚了一些，被警察攔住，抓進看守所40多天。因為沒抓住別人，所以警察們把他們倆口子當作聚會的『組織者』嚴加審訊，可他們守口如瓶，沒有透露同修的任何信息，他們在警察面前所表現出的大善、大勇、大仁、大義讓警察都感到佩服，被釋放後，地方片警不肯再為難他們。

2001年，曾經借住在許那家的東北四平法輪功學員李小麗（已被迫害致死）被抓，警察根據李小麗的電話號碼，查到了許那另外租住的地方，7月3日北京市國安在通州綁架了許那。11月北京房山中級法院對許那非法判刑5年。

在北京女子監獄，許那受到各種虐待，仍然不屈服，後來監獄長周英批准，把許那關進「小號」折磨，2004年許那又被轉入一個沒有「法輪功」的勞動隊，嚴管隔離。在監獄中，許那總是不斷地向犯人們講述法輪功教人修心向善，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並以自己的善心與正行感動了許許多多的犯人和管教警察。時間長了，警察和犯人們都覺得許那說得好，說得對。因為擔心許那把監獄裡的人（從幹警到犯人）都變成法輪功學員，監獄長經常給她調隊，每次調隊時，犯人們都灑淚與她送別。

2006年底，于宙的妻子許那被釋放回家。夫妻也終於團聚了。許那繼續在工藝美術界展現著自己的才華，回家後不久，就被中央美術學院看中，免試錄取她讀油畫系的研究生。于宙為了保證妻子的學業，把家搬到校園附近。

一年之後，2008年1月底，于宙和許那的車被警察截停。那一年的夏天，北京會舉辦奧運會，中共全面加強保安。北京警察在他們的車上發現了一本書《轉法輪》，所以把兩人抓到警察局。

2月6日，于宙的父母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要求他們馬上趕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當家屬趕到那裡，于宙已經停止了呼吸，屍體被用白單覆蓋，面部還戴著呼吸罩，腿部已經冰涼……

于宙那時也在社會上漂泊，和朋友組織了一個小型的樂團，只有三個人，名叫「小娟&山谷裡的居民」。小娟是一個殘疾女孩，聲音很好聽，小強是她的男朋友，會彈吉他，于宙吹口琴，也打鼓，不是爵士樂的那種鼓，而是小型的民樂的那種小鼓。他們這個小樂團為樂迷們演唱各國的鄉村歌曲，傳統民謠，所到之處大受歡迎，擁有一群忠貞不貳的擁護者。小娟是個殘疾人，行動不便，可在小強和于宙的幫助下，她頑強地在藝術道路上走著，漸漸的，她輕柔的歌聲和樂觀豁達的性格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這個樂隊小有名氣，經常去各大酒店演出，2007年這個樂隊進行了三次專場巡迴演出，他們自己創作的歌曲《晚霞》、《我的家》、《山谷裡的居民》等深受歌迷喜愛，《我的家》成了每場演唱會的開場曲與謝幕曲。有公司還投資，專門為他們製作了一個MV。

2008年1月26日，于宙被抓之前，剛剛參加完一場演唱會。

十天之後，他死在通州看守所。2月7日，是中國新年的大年初一。樂隊歌手小娟在她的個人博客中，發表了據說是多年前已經創作的一首歌曲，美麗的魂魄。這次，小娟用清唱的方式發表出來。歌詞是這樣的：

隨著時光的流逝

我們會變成美麗的魂魄

飄在遙遠的天空

也許是你先

也許是我先

折一朵天堂聖潔的玫瑰

在天堂靜靜地等候

家屬詢問于宙的死因，醫生一會說「絕食」，一會說是「糖尿病」，而于宙身體健康，根本就沒有糖尿病。而且人剛被關進看守所10天，怎麼會因為「絕食」去世呢？為了掩蓋罪行，中共的看守所逼迫家屬馬上火化遺體，否則就以「鬧事」的名義把于宙的家人「圍起來」。于宙的家人堅決不同意火化于宙的屍體並要求屍檢。看守所曾一度答應許那辦理于宙的後事，可後來突然又說話不算了，還把許那轉押到了北京看守所，就是那個臭名昭著的「市局七處」，是北京警方專門處理所謂的「政治犯」和「重刑犯」的地方。

這是13年前發生的事情，當年11月，失去丈夫的許那被判刑3年。

去年7月，許那再次被捕，和她一起被捕的，還有多名北京的法輪功學員。他們的罪名，是在疫情期間，在網上發表了幾張街道上的照片。在中共看來，這幾張北京老胡同的照片，嚴重威脅了中共的安全。

至今，許那還被關押在北京東城區看守所。許那的母親是美術學院的教師，已經去世，父親是中國大陸知名畫家，她本人的畫作在中國大陸也頗有名氣。

為她辯護的梁小軍律師，在他推特中寫道，「許那作為一個畫家、自由撰稿人，她的學識、她自身的悲慘遭遇和坎坷命運，帶給她一種深斂於內心的睿智、良知與勇氣。」「殘酷環境之下，她淡泊名利。她本應有的名氣與影響，雖然被民間社會所低估，卻為官方所不敢輕視。每次會見她，於我，都是一種聆聽與學習的過程。」

許那對律師說，和她一起被捕的，大多是北京年輕的法輪功弟子，有些還不到20歲，所以她必須為他們戰鬥。她在最近海外發表的文章說：「這個世界每一件不公義，即使離你很遠，也與你息息相關，因為他時刻拷問著你的良知。」

她說：有些事於我不僅是權利，也是責任，我無可逃避。

所以她認為：「每一個被扭緊的螺絲釘都是有罪的，它加固了這個機器的邪惡運轉。」

面對那些罪惡假裝看不到，甚至有意無意去配合的人，無論再無足輕重，在道德上可能都是有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如此，今天也同樣如此，這包括我們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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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