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鍵時刻，如果自由世界的領導人能像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那樣有勇氣、有原則、善於溝通，那我們將何其有幸。

遺憾的是，這樣的領導人太少了。

過去，普通的領導人推行綏靖政策，就是願意對敵人作出不必要的重大讓步。

我們正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與敵視我們生活方式的大國的全面戰爭似乎正在來臨，但並非不可避免。我們潛在的敵人正走到一起，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

我們的前輩那個時代有「柏林—羅馬—東京軸心」，1939年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簽訂的《莫洛托夫—裡賓特洛普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又稱《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使局勢變得更糟，該條約劃分了蘇德雙方在東歐地區的勢力範圍。

今天，我們正在見證一個不斷加強的敵對聯盟——「北京—莫斯科—德黑蘭軸心」。

我們已經看到了對這個軸心的綏靖政策，夠糟糕的。問題是，這比我們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看到的綏靖政策更糟嗎？

在與北京的關係中，美國統治階層中的眾多精英究竟在道德上被損害到了什麼程度？

我們可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了解綏靖政策，至少是其體面的形式。

上世紀30年代，當美國還奉行孤立主義時，最著名的綏靖主義者是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和著名的保守黨政治家、外務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

張伯倫屈服於希特勒，於1938年簽署了《慕尼黑協定》，同意將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割讓給納粹德國，該地區居民大部分是德意志人。這一切都是為了避免戰爭。

張伯倫同意這樣做是基於這樣的理解，即希特勒在歐洲沒有其它領土野心，就像其聲稱的那樣。只要看一眼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就會明白這顯然是個謊言。儘管如此，張伯倫還是帶著這份協定自慕尼黑凱旋迴到倫敦，他宣稱這份協定帶來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雖然綏靖主義者今天受到普遍譴責，但我們很容易忘記，儘管受到誤導，但在當時，他們是可敬的，而且受到廣泛的支持。和當時的大多數人一樣，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他們記憶猶新，一戰摧毀了太多這一代最優秀的人，這些人要麼陣亡，要麼身心受損，綏靖主義者擔心這種悲劇會重演。

不出所料，當張伯倫早些時候向擁擠的英國下議院宣布他即將去慕尼黑的使命時，受到了罕見的起立鼓掌支持，甚至連外交官席也是如此。只有邱吉爾和他最親密的同事仍然坐著。

邱吉爾保持警惕是對的。希特勒並不滿足於蘇台德地區，德軍很快就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然後進軍波蘭。在納粹德國無視張伯倫提出撤軍的最後通牒後，英國於1939年向德國宣戰，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南非等英聯邦國家以不同方式加入了戰爭。

戰爭最初對英國不利，張伯倫被迫辭職。建制派本來希望哈利法克斯成為張伯倫的繼任者，但他不願意。於是，國王喬治六世授權邱吉爾組建政府，政府最終成為工黨和其它小黨派加入的大聯合政府。

這是黑暗的日子。當邱吉爾向下議院宣布組建政府時，他說了一句名言：「我在此告訴諸位議員：我所能奉獻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

隨著法國落入納粹手中、英國遠征軍被困敦刻爾克、美國保持中立、蘇聯與希特勒結盟、德國占領西歐大部分地區，英國和她的帝國孤立無援。

英國戰時內閣的五名成員中，張伯倫，特別是哈利法克斯由於擔心局勢無望，不顧邱吉爾的反對，在英國遠征軍被困敦刻爾克之後，主張英國唯一的求助手段就是向希特勒商定可接受的投降條款。

戰爭內閣就這個問題展開辯論，匈牙利裔美國歷史學家約翰·盧卡奇（john lucacs）稱召開內閣會議的這幾天是20世紀最關鍵的五天，即1940年5月24日至5月28日。他在他的代表作《倫敦的五天》中極好的闡述了會談過程。

邱吉爾知道，要達成協議，英國就要投降，這無疑涉及到包括皇家海軍（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在內的武裝力量的中立化、停止軍備生產、移交世界各地的基地和殖民地，以及至少在英國與當地的法西斯分子分享政治權力。

那時希特勒看上去顯然會贏得戰爭，歐洲大部分地區被德國占領，大英帝國和法蘭西帝國的大部分地區被納粹及其共產主義盟友征服多年——甚至一代人。

1940年9月10日，倫敦南部巴特西（Battersea）遭到空襲，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在轟炸後，親自到被炸現場視察。(Reg Speller/Fox Photos/Getty Images)

當有人建議英國呼籲美國總統羅斯福干預時，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門齊斯（Robert Menzies）和南非總理斯揚·克里斯汀·史末茨（Jan Christiaan Smuts）向總統發來電報，告訴他，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這些遙遠的國家打算繼續戰鬥，即使他們孤軍奮戰。從這些信息中，邱吉爾認為，英國人贏得美國人民尊重的最佳方式是勇敢地反抗希特勒。

在戰爭內閣的兩位工黨政治家克萊門特·阿特利（ Clement Atlee）和亞瑟·格林伍德（ Arthur Greenwood）的支持下，邱吉爾獲得微弱多數的優勢，向內閣全體成員尋求支持，不與希特勒談和，他說道：「如果我們這個島國悠久的歷史終將結束的話，只能以這樣的方式來結束，即我們所有人浴血奮戰到底，倒在這片土地上。」

大家一致同意這個號召，沒有絲毫異議。邱吉爾，一位偉大的領袖，即使在抵抗的前途暗淡、甚至是無望的時候，也戰勝了綏靖主義。歐洲將不再對納粹推行綏靖政策，英國繼續戰鬥，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戰線上，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加入進來，在希特勒背信棄義大舉進攻蘇聯後，蘇聯也加入進來。

在克服了法國淪陷時對希特勒實行綏靖政策後，英國人仍要在另一個戰線上經受大規模的綏靖政策。

1942年5月15日，阿瑟·珀西瓦爾（Arthur Ernest Perciva中文名：白思華）陸軍中將違背邱吉爾的具體命令，將要塞新加坡拱手讓給了日本，天真地以為當地華人會受到適當的對待。

邱吉爾將淪陷稱為英國軍事史上「最嚴重災難」，大約8萬名駐紮在新加坡的英國、印度和澳大利亞士兵成為了戰俘，再加上之前馬來亞戰役中被俘的5萬，是英國規模最大的投降，這些戰俘遭受了殘酷的虐待、飢餓、過度勞累、折磨，許多人被殺害。

與其如此不明智地違抗命令投降，珀西瓦爾應該採納反擊的建議，隨後的研究發現，日軍規模明顯較小，而且補給也快彈盡糧絕，他們的彈藥只夠維持幾個小時。

英國此後還繼續在緬甸、印度和海上作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教會了我們很多綏靖政策的歷史教訓，以及偉大的領導人如何與之抗爭。我們傾向於認為那些都已成為歷史。但是，近年來北京、莫斯科和德黑蘭採取挑釁性政治或經濟政策，在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前，美國政府的大部分反應都是缺乏人們所期望的、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大國的力量。因此，稱美國政府、特別是奧巴馬—拜登政府一直在推行綏靖政策，並非有失公允。

有人無意間聽到奧巴馬總統通過麥克風對俄羅斯總統說，他必須等到連任後才能在全球導彈防禦問題上有更多的「靈活性」，這無疑是為了迎合俄羅斯的立場。

然後，面對中共在南海日益嚴重的挑釁行為；中共侵犯人權，包括對法輪功修煉者的人體器官的交易；中共竊取美國知識產權；以及對世貿組織規則的蔑視，奧巴馬—拜登政府對北京的軟弱無能。

美國政府通過規避批准條約的憲法要求，對伊朗的核野心作出的非同尋常的慷慨讓步。此外，還有由伊朗支持的恐怖組織真主黨破壞針對向美國販運毒品的執法行動的有力報導。

現在必須面對的問題是，美國所面臨的情況是否比邱吉爾所反對的綏靖政策更糟糕？如此多的美國業界——工業、政治、學術、文化、媒體和體育——被中共提供的財富所迷惑和左右，儘管涉及從奴工到活摘人體器官的人權暴行。

這些比歷史上所譴責的二戰綏靖政策走得更遠。

作者簡介：

大衛·弗林特（David Flint）是澳大利亞新聞理事會、澳大利亞廣播局的前主席，還是一位名譽法學教授。

原文：Appeasement of the CCP?刊登在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