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5月09日訊】什麼事情都有著一些緣由，說到上山下鄉，就不能不說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從1982年開始寫作，在臺灣和美國已經出了將近三十本書，寫到作者簡介時，長長的這一段故事總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臺灣的人們不懂得「上山下鄉」這個詞兒是個什麼意思。當然，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結果就是，這些被湮沒了的歲月竟然被深深地藏進了心底。

01

我的父親是一位美國的軍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這一段時間裡，擔任美國駐華使館的陸軍武官。那時候國民政府設立在陪都重慶，美國大使館自然也設在重慶。父親在重慶住了兩年，在盟軍丟失了緬甸、滇緬公路被日本人切斷、中國人民「抗戰」最艱苦的時期，他擔任的工作是保證美國的援華戰略物資的「駝峰」運輸、協助中國政府裝備和訓練中國遠征軍、重新打開滇緬公路、從日本人手裡奪回東南亞。所以，說到底兒我的父親在中國期間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父親在重慶也認識了我的母親。1945年，日本投降，二戰結束，我的父親帶著我的母親離開了中國返回美國紐約。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頓。當時父親正駐節紐西蘭，他趕回曼哈頓，看到了我，然後返回工作崗位。

這樣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見容於1949年之後的新政權，因為中美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一直是敵對而緊張的，而父親不但是軍人，且與1949年之前的國民政府合作很密切。在新政權眼睛裡，他無疑是「敵人」。於是自從抗戰勝利離開中國，父親再沒有機會踏上中國的土地。

我卻在一歲半的時候被我母親託付給一對美國青年，他們帶我搭乘一艘美國軍艦，漂洋過海來到了政權更替中的中國。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遠親趙清閣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國之後才知道，是在父親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當父親聽說他唯一的女兒被送走的消息趕回華盛頓的時候，我已經抵達上海了。父親1968年過世，在我的一生中，我與他竟然只有出生時的那一面之緣，那是深深的無法言傳的傷痛，永遠無法癒合。

我是跟著外婆長大的。外婆是無錫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後，外婆便考進國民政府的統計部作了一位公務員。政權易幟，外婆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遷的機會。她深深瞭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來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個小三合院安安靜靜地住了下來。我嬰兒時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婦人，所以我開口學話便是日文。在船上與那對善良的美國夫婦在一起只有英文，丟掉了日文。與外婆在一起，學了一口無錫話，又丟了英文。到了北京，學了一口純正的北京話，雖然聽得懂無錫話、上海話，卻說不利落了。後來，住過無數地方，學習過各種不同的語言，北京話卻跟了我一輩子，無論如何，難捨難分。

外婆是一位極聰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護好她自己就是保護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裡，靠修繕書籍謀生。那時候許多人倉皇離去，許多的珍本書流落街頭中國書店用麻袋送來殘卷，外婆將它們整理成一套套的線裝書。做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斷句，然後需要修補書籍的工具與技巧。現在正流行德國作家馮克的一部書，叫做《墨水心》，裡面有一位書籍裝幀師莫提瑪，每當我讀到他把一卷修書工具打開的時候，就會想到外婆那一套工具：在一個縫得結結實實的青布卷囊裡，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還有許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們被磨得溫潤無比。

外婆告訴我，她從小就跟著她母親修補舊書，那是一項傳了若干代的技藝，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裡的這套工具還是她出嫁的時候外曾祖母給她壓在箱底的呢。於是，從外婆那裡我學到了「藝不壓身」這樣一條人生路途當中應當謹記的道理。我還記得那一架木頭做成的訂書機，外婆坐在凳子上，訂書機哐當哐當地響著，線繩整齊地穿過修補好了的書頁，將它們裝訂成板板正正的書冊。

其中的一些書在交還給中國書店之前，成了我的啟蒙課本。我四歲發蒙，讀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些書將我引進了傳統中國文化的大門。講句老實話，對我來講，中國古典的文學、哲學實在是一種最為堅強的精神支柱。它們在我最沒有指望的日子裡讓我守住了內心深處的那一塊淨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來東西寫得稍微多些，有人說，這人長了一張西方人的臉，行起事來卻是地道的中國人，而且不是現代的中國人，而是古代的中國人。我想，他們之所以一語中的，無非是看到了感覺到了中國古典文化對我的深刻影響。每到這種時候，我都會深深感激外婆當年的睿智。

外婆沒有進入任何一個「單位」，1949年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也都沒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親戚們在土改當中都被整肅得七零八落，她卻早早就離開無錫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飯，成分便被劃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這般，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較平靜。

少年時還有一些際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談到的趙清閣女士是外婆的遠親，我喚她「清閣姨」。因為她在戲劇與小說方面有一些成就，文化圈裡的人們都尊稱她為「先生」。趙清閣女士與老舍先生是青年時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們說，舒慶春寫劇本完全是趙清閣推動的結果。我不可能知道得那麼深遠，只知道，清閣姨一生未嫁，單身住在上海，而老舍先生與妻子兒女一大家子人住在北京。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搬到了乾麵胡同，我就讀的學校在燈市口，從燈市西口到乃茲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這一帶。清閣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將信揣在懷裡，來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澆花兒，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兒地從花葉子底下遞過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帶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這樣一種憂傷而溫柔的柏拉圖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動著我。現在兩位老人家都到了一個可以盡情聊天的地方去了，每想到他們，我總是很高興，因為我曾經成功地為他們傳遞了他們迫切需要的信息。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讀者」。舒先生好講故事，但他需要一個好的聽眾，一個真情流露的聽眾。他身邊有許多人，無論那故事是否好笑，他們都會逢迎地笑。我卻不然，我是誠實的。聽到好笑的故事，我會笑個不停；聽到難過的故事，我會大哭；聽到沒有意思的故事，我沒有反應。就這樣，我成為舒先生最好的聽眾。他常說，「這孩子聽了會哭會笑的故事，我才會寫下來。那時候，我學到了一個重要的道理：作者將一本書寫完，並不等於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這部作品的人是讀者。三十年後，我自己成為一個寫手，我常常會想到讀者，深深瞭解讀者的共鳴是多麼的重要。

02

在外婆的身邊雖然有著一些喜歡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齡人中間我卻是非常孤單的。我有一張外國人的臉，頭髮鬈曲，我比同齡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緊的是，我的父親可不是卡瑪･韓丁的父親那樣與當權者打得火熱的左派，連孩子們都知道，我的父親是「美帝」。於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沒有我的份兒。我老是被單擺浮擱著，連座位都是單獨的，小學、初中、高中，好像都沒有同座位的同學，一個人孤獨地坐在最後一排。

我知道，在這裡，我是一個外人，永遠是一個外人。這種處境使得我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跟大多數同齡人相比，我自幼對專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著來自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抗拒，對人為的愚昧有著強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時代的狀況，我還是一個「靶子」。當年的中國的反美情緒多麼激烈啊。但是，「美帝」畢竟遠在天邊，夠不著，而眼前這個「美帝」的後代收拾起來多麼方便，要圓則圓要扁則扁！

我對這個情形有了切身的體會是在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候我八歲。

1954年，大約是為了巴拿馬運河的事情，學校組織學生到天安門廣場去參加那裡的反美示威。那天人很多，到處是旗子和標語，「打倒美帝」喊聲震天。不知怎麼一來，我就站到了一個圓圈裡，這個圈子是用紙做的很難看的美國國旗和被畫成漫畫的艾森豪威爾頭像給堆起來的。口號和歌聲之後，有人點起了火，火很熱，烤得我心裡發慌。那天天很藍，藍天上頓時佈滿了黑煙，然後便是許多的灰，灰很輕，飄落在我的頭上肩膀上、襯衫上。過了不知多久，周圍靜了下來，人都走了，老師和同學也都走了。我想，他們早就把我忘了。我還站在那兒，一頭一臉的灰。

天色漸漸暗下來，我還站在那兒。就在這個時候，有一位北京市的市民，騎著一輛唧嘎亂響的自行車兒，在那圈兒外邊停住了。他問我：「這孩子，你知道你家住哪兒嗎？」我說：「乾麵胡同20號。」那時候我才知道我的嘴乾得快要張不開了。他又問我：「你會坐自行車兒嗎？」我說：「我沒坐過。」他把車支住，把我放在後架子上，告訴我說：「車座子底下有兩根棍兒，你抓住了，坐好嘍。千萬別掉下來，你要是掉下來了我可就沒轍啦。」他慢慢地騎著車子，車子還是唧唧嘎嘎地亂響著。到了家門口兒，這位中年人看我推開了院門才離開。

這件事情讓我看到了一個事實：中國的地面兒上有著很多很多好人。可能，我得和他們一塊兒吃苦，一塊兒受累，那都不怕的，我們能夠互相拉一把，我們能夠一塊兒挺過去。好多年，我不怎麼常常想到那口號聲、那些紙灰，倒是常常想到那個溫和友善的聲音：「你坐好嘍，千萬別掉下來，你要是掉下來了，我可就沒轍啦。」含著淚水帶著微笑，我想念著那個聲音。

這件事情讓八歲的我草草結束了我的童年，一天之內變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隨時隨地可能變成一個靶子。沒有辦法擺脫，我必須鍛練自己的忍耐力。

這件事情以後，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飲食，她說你有好長好遠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後來，我更明白必須認真鍛練自己的體力，準備走這好長好遠好辛苦的路，於是自覺地鍛練身體。無論颳風下雨，五千米、八千米，我都會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場上一圈一圈地跑著，雷打不動。

03

我的功課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學畢業，保送女十二中，初中畢業保送北大附中。

1964年畢業的時候還獲得優良獎章。但是，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農村重新劃分階級成分，城市裡「階級鬥爭」的弦也繃得很緊。我參加了高考，50位被精選出來的考生集中在一個考場，北大校長陸平在考試之前親自來到我們的考場，為考生加油打氣。他說：「你們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兒考，全部進入北大！」但是，這50名學生中只有4名進入大學，其餘紛紛落榜，完全是因為成分問題。數學老師不識時務跑到招生委員會去打聽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將我的卷子丟給他。卷子根本沒有看，上面貼了封條，蓋了一個章，「此生不宜錄取」。數學老師難過得很，倒是我心平氣和。我知道，這長長遠遠的辛苦之路，這就要開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當兒，學校一位叫做周毓英的黨委書記找我談話。她笑瞇瞇地跟我說：「你寫兩百個字吧，就寫你的父親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你要永遠和他劃清界限，和美帝國主義劃清界限。你不是挺能寫的嗎？作文兒不是常得高分兒嗎？」我不言語。她又說，「你寫了，北大、清華的大門兒就在那兒開著呢。」我問她：「我要是不寫呢？」她說：「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隊落戶。」我說：「天不早了，我還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來就走了。

數學老師急了，在走道兒裡拉住我，「你的父親也好，美國也好，都遠在天邊地角，你寫了，他們也看不見。你不寫，可就永遠學不了造船啦！」我看著他，當初填志願時他告訴我，出身不好大連海運學院是不可能錄取的，清華的造船系還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華。現在，我清楚知道，中國將少了一個認真負責的造船工程師。這位數學老師一直非常欣賞我，他盼望著我能升學。我只好告訴他：「我不能做對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師沒有再說什麼，表情卻是哀傷的。

我並沒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召去開了兩天的會，叫做「務虛」。這時候，我才知道，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體上山下鄉，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市長彭真。彭真是山西人，所以插隊地點就選在山西。

44個「出身極不好」的學生，來自40所學校。這些學生又都是各校的學習尖子，也就是「白專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盤是這樣子的：這些學生到了農村，向貧下中農學習，背叛自己的出身，脫胎換骨，在農村紮下根來，變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農民！這些學生正好男女各半，看來彭真甚至希望這些學生就這麼配成了對，日後就在農村安家、生兒育女，永遠地留在農村啦！後來，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極為能幹的貧農女兒，知青之間論及婚嫁的好像只有兩三對，但是過了些年，他們也都全部回城了。記憶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給了貧下中農協會的主任，她後來有沒有回城就不知道了。

我們一行出發之前，副市長崔月犁來到我們中間現身說法，說他自己也出身大地主家庭，可是「出身不由，道路可選擇」，經過一番磨煉，他現在不是也成為黨的高級幹部了嗎？大家都靜靜地聽著，並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還派了帶隊幹部和我們一塊兒下鄉。我和23位學生以及一位帶隊幹部來到山西曲沃縣林城公社林城大隊，另外20位則到了侯馬公社白店大隊。

（未完待續）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張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