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覃树人（Shuren Qin），于2018年在其位于波士顿郊区的宅邸中被捕。他被指控采购价值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海洋技术，出口到中国的军事研究所。在4月28日的联邦法庭上，他很有可能会认罪（更新：覃树人已经对指控认罪）。
《华尔街日报》此前预计，覃先生将对共谋违法出口、向政府探员撒谎、签证欺诈、走私和洗钱等指控认罪。他是被抓住了，可还有其他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他们能接触到尖端的科学和技术，在中共的淫威之下，这些人可能通过各种违法或合法渠道，将技术送给中国。
2020年期间，美国有36万名中国留学生。他们中许多人，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STEM）中学习。川普（特朗普）政府取消了3千名中国籍学生的签证，原因据称是这些学生与中共军方有联络。这种做法尽管很痛苦，但无疑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对留美的中国学生抱有同情心，毕竟他们进退两难。在美国，他们会感到不受信任；回到中国后，他们也可能因为留美的经历而受到怀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选择留学美国，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和其价值观持开放态度。
美国官员透露，当时覃先生正从美国非法出口管制的尖端科技，以帮助北京打造一支海底无人机舰队。这些无人机能追踪美方及盟军的潜水艇。考虑到中共日益发展的反潜艇技术和逐步壮大的海军力量，非法出口军事科技，将可能使美国遭到反制武器的威胁。
而这种在未来可能进行军事打击的能力，会增加爆发战争的风险。这就是国际关系专家们所说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这里指中共的军事发展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军事冲突风险，反之亦然。双方都会面临螺旋式增长的风险，增加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专家还估计，自现在起最快5至10年内，美国与中共之间有可能发生权力过渡。如果中共在军事上超越美国，会促发权力过渡，届时中共将加速使用其边缘政策（冷战时期一种濒临发动战争的状态），并在短时间内克服美国的任何抵抗。中共的边缘政策，有目的地冒着双方都不想发动的战争风险，从中获得战略利益。尽管我们知道，如果中美照着当前的经济和军事发展轨迹，这种权力过渡将在30年内到来，但如果局势持续演变，则随时都有发生军事升级的风险。
因此，中共对科技的攫取，包括了军工、民用技术和纯科学，是比我们目前所认知的更严重的问题，应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更大关注。其它的对手，包括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港澳地区，也是如此。但是，中国庞大的经济体（如果以购买力为标准，甚至比美国或欧盟的经济体还要大），使其成为一个特例。中共经济完全有能力，并且正在亚洲推动前所未有的军备建设，这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国盟友构成了切实的威胁。
令人担忧的并不仅仅是军事技术。中共对民用科技的收购提升了其经济实力，增加了国家税收，为其人民解放军和大撒币外交政策提供了资金，也为领土扩张和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径收买支持和人心。
而中共对纯科学的收购，可能会使经济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发生惊人的变化。试想，如果纳粹德国率先发明了核弹，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将大不相同。因此，我们不能，也绝不可以让中共在下一个重大发明中领先。
然而，美国和其盟友国仍对中共开放贸易，这令科学技术能相对容易地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比如商贸、学术交流和间谍活动）转移。
美国就是一个巨型的科技筛网。不管我们开发什么，即使是依赖政府补贴取得的成果，也能轻易地被世界上最危险的独裁政权获取。共产党人可以相对轻松地，在美国和欧洲建立技术企业、入读科技研究生专业，从而获取技术。
美国的政客们，不敢限制中国留学生进入STEM学科。这是因为，首先，美国企业每年与中共进行总额约六千亿美元的贸易，意味着中共可以随时对这6千亿“人质”下手。其次，除了美国，中共还可以从其分裂的高科技盟友国那里获得技术，比如欧洲、日本、韩国、台湾和印度。第三，禁止中国人从事高科技行业，将被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尽管华裔美国人应当也确实被视为美国高科技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
尽管这最后一项指控似是而非，但其它几项挑战却是实实在在，须加强对盟国的协调和支持，才能实现有效的技术管制，阻止中共进行“分而治之”的贸易报复。当然，任何新出台的科技管制政策不应当只针对中共，其它敌对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北朝鲜）也应该被同样对待。与此同时，盟国间（比如日本、台湾、乌克兰、以色列）的技术合作应当得到鼓励。
在科技发展问题上，任何肤色与信仰的守法公民都应被视为合作伙伴，但那些与敌对国家保持重要联络的个人，应该得到更严格的审查。在决定是否授予个人权限访问国家机密时，我们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敏感科技也同样是国家机密。我们也应该对科技采用同样的管控措施，只给那些在敌对国家没有大量亲属或财产的个人提供通行证。中共可能会极尽所能，寻找和利用任何在中国有重要业务和亲属的人，不管这人的种族和国籍是什么（包括非华裔的美国人）。因此，中国公民不是唯一的问题。
任何在中国有家属和财产的个人，都存在被要挟的风险。所有美国公民，不论肤色，包括深有政治影响力的亿万富翁，像是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拉里‧芬克（Larry Fink）、雷‧达利奥（Ray Dali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蒂姆‧库克（Tim Cook）、史蒂夫‧永利（Steve Wynn）和罗尼‧陈（Ronnie Chan），都应将他们的业务从中国及其地区撤出。那些拥有可疑双重国籍的人，比如陈先生的美国—香港公民身份、永利先生的美国—摩纳哥公民身份，应该放弃另一国国籍。这样做，于美国和他们自身都有好处。
对待STEM专业的留美中国学生，我们还需要一种富有同情心的方法。对那些热爱美国、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的学生，如果他们能完全效力于我们的国家，愿意将亲属和资产都移民美国，我们应该邀请他们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将得益于这些新移民，正如他们也将从美国受益一样。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学士及硕士学位（2001年），和哈佛大学行政学博士学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报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杂志《政治风险》（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发行人，其研究领域涉及北美、欧洲和亚洲。他撰写了书籍《凝聚权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将于今年出版）、《禁止入侵》（No Trespassing），也曾担任书籍《大国大战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的编辑。
原文Expected Smuggling Conviction of Military Tech Exporter Indicates Need for Disentangling From Chin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