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春之際，在中共戰時首府延安，隨即在中共領導的各根據地，開始了一場延續多年的大規模整風運動。由於這場運動是以延安為中心，又以在延安開展的運動最為典型，故史稱「延安整風運動」。
一直以來，中共都把 「延安整風運動」 稱作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說它清除了教條主義的影響，樹立了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使全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團結和統一，為奪取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但「文革」後，一些敢闖黨史「禁區」的學者卻用全新的研究成果完全顛覆了這一定論。
高華先生所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便是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該書通過對遠近各種有關延安整風運動史料的辨析和梳理，拂去了歷史的塵埃，再現了被掩蓋多年的「延安整風運動」的真實原貌。
從這本書中我們得知，延安整風運動發端於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卻在1942年以前的很長時間就已經開始。它最初表現為1935年遵義會議後至1937年間，毛澤東運用其在中共領導層中所獲得的相對優勢地位，對中共政策及領導機構作出的局部調整，這種局部調整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迅速轉變為毛澤東對中共政治路線、組織機構、精神氣質等方面所進行的一系列重大改變。1938年秋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對於毛澤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次會議將毛澤東於1935年後在軍權、黨權方面的權力擴張予以合法化，使毛澤東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得到極大的加強。從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澤東操縱局勢演變並使其黨內對手日益虛弱的權力再擴張的重要階段。這個過程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達到高潮，以毛澤東當面向王明發起挑戰並獲得全勝而告結束。
在多年精心準備的基礎上，延安整風的大幕終於在1942年初拉開。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歷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全黨範圍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是和毛澤東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是一場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包括諸多方面內容的黨內整肅和重建的運動。它包含：黨內上層的鬥爭與黨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全黨的思想改造；審查幹部的歷史和「肅反」；新制度的創設。在上述幾個方面中，黨內上層的鬥爭和領導機構的改組始終處於中心地位。
毛澤東在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干、肅反兩種手段，沉重打擊了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盲目崇拜的氣氛，不僅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鮮明個人印記的中共新傳統。
經過多年的鬥爭，毛澤東改變了他原先在中共領導層內孤立的處境。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結合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在劉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澤東使中共核心層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張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
造成歷史上毛澤東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別於莫斯科正統理論之「異端」想法和他個人的專斷性格。經過實踐證明，毛澤東在軍事戰略方面的「異端」主張大大有利於中共實力的擴展，這種結果，迫使中共黨內的親莫斯科派向毛澤東投誠，同時，也將中共高級軍事將領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圍。
毛澤東的專斷性格最早暴露於1930—1931年由他親自參與領導的「肅AB團」大鎮壓。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紅色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後，面對複雜多變的嚴峻形勢，毛澤東暫時收斂了他的專斷個性，但是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控制力的不斷加強，其專斷個性在1941年後又再度復甦，而此時，中共高層已再無可能對毛澤東的專斷行為予以有效的約束。
延安整風運動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以整肅全黨幹部為目的的「搶救運動」，它直接導致了上千人的死亡。
那年冬天，毛澤東和康生指控大部分國民黨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集團。這下，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他們都曾是這些地下黨的成員，或者是由這些組織介紹來延安的。為這個可怕罪名作依據的，只有一條口供，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
就這麼個藉口，1943年4月，數千人被逮捕，關進黃土山深處為監禁他們新挖的窯洞。一處監獄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時叫「社會部」）所在地棗園的後山溝裡，可關三干多人。被捕的還是少數，大多數人被關押在各自的機關或學校。所有單位全成了准監獄，封閉起來，由衛兵把守。毛命令各單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獄卒」的，是本單位的人，往往來自非國統區，通常只占一個單位人數的一兩成。
把一般工作單位變成准監獄是毛的重要發明。在他未來的統治下，整個中國都將採用這種模式。在這件事上，他更勝希特勒、斯大林一籌，使同事一夜之間變成囚犯與獄吏。用這種方式，毛不僅讓人與人之間充滿可怕的緊張關係，還增加了直接參與鎮壓的人數，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數。希特勒、斯大林搞這些骯髒事大多用的是祕密警察蓋世太保、克格勃，地點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鐵門後面。而毛的方式，不僅捲入的人多得多，也公開得多。
關押後，年輕的志願者們被逼著承認自己是特務，還必須咬別人是特務。這不是真正抓特務，而是製造恐懼。延安也在真抓特務，那是不露聲色地在暗地裡隨時進行。據毛的助手師哲說，真正的特務嫌疑者「稍微發現有疑點就把他處理了」，常常是迅速、祕密、無聲無息地處死。對志願者所施的刑訊逼供，最常見的是不許睡覺，有時長達兩個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類傳統辦法。還有心理恐嚇，如嚇唬說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窯洞，甚至假槍斃。在沉寂的夜裡，遠遠近近的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受刑者的慘叫聲傳遍延安。
毛澤東親自發出指示怎樣用刑效果最佳，當然不是直說：「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詞「逼供信」。1943年8月15日，他說：運動中「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毛這樣仔細，是因為他需要受刑者將來繼續為他服務。
與關押受刑相結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會。志願者們一個個被推到台上，強迫承認自己是特務，「檢舉」他們的同志。被檢舉的跟著被揪上台去，逼著認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聾的凶狠的口號聲中，不肯認罪的被當場捆起來拖走，押進監獄，或是上假槍斃的刑場。毛說這些坦白大會使人「恐慌到極度」。任弼時說，「坦白大會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審訊和受審，一個接一個的坦白大會，還有各種改造思想會議。用開不完的洗腦會來摧毀人的意志，將成為毛澤東統治的一大組成部分。所有休閒娛樂，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僅有的一點點個人獨處時間也不得安寧，那是寫」思想檢查」的時候。毛命令：「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叫各人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
毛還要知道每個人都從哪些管道聽到了，或向誰傳播了，什麼非官方的消息，把這些統統叫作「小廣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廣播」表。經歷過延安整風的李銳告訴我們：很討厭的，你要寫聽說過對黨不利的話沒有，張三講的，李四講的，我自己跟誰講過什麼不好的話，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斷挖，不斷寫，不斷填。小廣播表欄，起了很壞的作用。創表上到底填什麼，何謂「不好的話」，故意不下準確定義，使人們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儘量多寫。有個人嚇得填了足足八百條。
抵制一概被當作特務的證據：「你既然沒什麼見不得人的，為什麼不能向黨匯報呢？」人們無法用隱私權來自衛。有個行政學院，裡面的反抗情緒最高，在命令填廠小廣播表的大會上有人發問：「是否晚上與老婆講的話也要填？」引起全場竊笑。結果是發問者以及學院的大多數人都成了特務。毛澤東在1943年8月8日宣布：行政學院「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也被打成特務，恐怕是過半數。
通過填「小廣播」表，毛成功地讓人們互相告密，撕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沒人再敢對他人發表意見。人們既然不敢傳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訊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緊緊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報紙、電台、信件部不允許，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險。訊息的枯竭帶來大腦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變去。為了表示清白，日記被紛紛交了出去。人們不僅不敢說，連想都不敢想。
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年輕的志願者們脫胎換骨了，從前充滿激情要為公正平等的理想獻身，如今演變成機器人。1944年6月，當延安關閉多年後外面的記者第一次獲准來訪時，重慶記者趙超構觀察到：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分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
斯諾夫人海倫對人說，1937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七年後，沒人再敢這麼說了。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
在毛澤東的強力驅動下，通過1945年中共七大，毛將中共所有權力都集中於自己手中。毛澤東的公共關係形象在整風前後也得到充分展現，伴隨日益升溫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氣氛，毛澤東有意識地在全黨和國人面前顯現自己的領袖姿態。在公眾場合和他與各方人士的會晤中，毛澤東常常扮演禮賢下士、虛懷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誠懇、得體，從而贏得中共廣大黨員和國統區社會各界人士對他個人的普遍好感。但在黨內高層，毛澤東放縱其剛愎自負、桀傲不馴的個性，對昔日政敵睚眥必報，對黨內同僚尖刻嘲諷。由於毛澤東隨時調換他的兩副面孔，致使外界對他長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高華先生最後的結論是：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這是由毛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毛主席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干、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方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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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