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4月09日訊】古老的中華文化傳續至今，離不開先賢嘔心瀝血的錦繡篇章。這些經典作品，經過歷代流傳、各地輾轉，終於完好地保存至今，架起我們探究歷史、對話古人的橋樑。這一切，更要感謝千百年來從未間斷的藏書活動。古時候的藏書人，主要是飽讀詩書的文人士大夫，這就註定了藏書不僅僅是一種風雅的文化現象，更是古代士人的一項事業，寄託了他們的志趣和理想。

三千年文人藏書史

古代藏書活動，主要包括官方藏書和私家藏書，文士的藏書就屬於私家藏書範疇。幾乎從書籍出現的那一刻起，古人就開始了注意書籍的整理和收藏了。通過對甲骨文的考古發現，早在商王朝就出現了具有價值的文獻資料，那時人們把這些甲骨文的資料存放於叫作「窖藏」的地方，朝廷裡也有了掌管文獻資料的史官「御史」一職。周朝時，木牘、竹簡、帛書已經出現，周王朝及各諸侯的藏書已經初具規模，不過這時的藏書活動侷限在官方。

春秋戰國時期，學在官府、官守其書的局面被打破，出現學術下移、私學興起的新景象，各派學說蜂起，諸子百家爭鳴。這些學者，也就成了早期的私人藏書家，「學富五車」一詞就是形容他們博覽群書、學識豐富的特點。之後，民間藏書活動越發繁榮，與官府藏書相互補益處，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一脈相承。特別是楚漢時期，楚霸王火燒咸陽宮，將先秦時期眾多文化典籍付之一炬，正是私人藏書家竭力保留了珍貴的歷史文獻。

兩漢時期，朝廷鼓勵私學和民間藏書，出現了劉安、劉歆、蔡邕、鄭玄等出身貴族高官和鴻儒世家的藏書人，藏書規模和質量均超越前代。魏晉以後，由於紙的發明和廣泛使用，藏書成本大大降低，藏書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人們藏書不僅僅為了自學求知，還樂於慷慨外借、捐贈於好學之人，因而平民百姓也得以加入藏書家群體中。高牆深院中，千卷藏書已不足炫耀，萬卷藏書亦是屢見不鮮。

隋唐以來，科舉制的確立以及雕版印刷術的使用，推動了藏書事業的鼎盛。四海九州之內，書生學子或為求取功名，或為怡情養性，藏書更講究實用，也就是藏用結合。唐初還出現了書院，供文人讀書治學。許多藏書家無私地將所藏書籍贈予書院或供書生學習。此舉也帶動書院藏書的發展，比如洛陽的集賢書院就有藏書十萬卷之多。書生足不出戶，便可讀萬卷書，增長學識。

許多書籍歷時久遠，在傳鈔、印刷、流傳的過程中容易出現謬誤和散佚的情況。這就需要古人在收藏典籍時，細細鑑別、校勘，確保其完備如初。因而在宋元時期，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刊刻學等相關活動出現。《夢溪筆談》記載，北宋的名臣宋綬以校書聞名，他曾說：「校書如掃塵，一邊掃塵，一邊生塵；所以有些書經過三四遍校對，還有脫謬之處。」可見古人校書功夫之深。

明清商品經濟發達，誕生了刻書行業和書肆、書商，為古人藏書活動提供更有力的物質基礎。兩朝有文字記錄的藏書家就將近兩千人，而他們藏書的所在——藏書樓，也成了名揚天下的文學勝地。

祕不示人和施惠於人

收藏似乎是人的天性，貴族喜收藏古玩，武將喜收藏劍器，仕女喜收藏珠寶，那麼文人則對書籍情有獨鍾了。不過，不同的文人藏書的動機與用途也各有異趣。有一類是真正的「私家藏書」，他們對書籍有一種「愛物」情懷，藏書只為一己一家而藏。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他們大多對自家書籍定下「禁令」，並作為家規告誡後世子孫。

《清波雜誌》記載，唐代宰相杜暹在家中藏書的末頁題句：「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明朝的唐堯臣，也在藏書印上「借書不孝」的字樣。常言道「不孝有三」，在藏書家眼裡，不孝又多了一項新內涵。外借書籍都成了不孝行為，固然有些誇張，我們卻可以看出文人對書籍的深厚感情。明朝范欽的藏書樓天一閣，堪稱中華最古老的圖書館。他在生前就定「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族規，若後人擅自借書，三年內不得參與家祭，其嚴苛程度堪稱藏書人之最了。

對書籍進行封閉式管理，增加了私家藏書的神祕感，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古書不致流散。然而有些孤本古籍，一旦被損毀，就會面臨失傳的危險。比如清初的大文人錢謙益有一座絳雲樓，珍藏了大量稀世罕見的宋元典籍。錢謙益也頗以此為傲，不免生慳吝之心，片牘不肯外借。然而有一天，他的幼女在絳雲樓玩耍，意外打翻燭火，釀成一場火災，導致樓中藏書盡毀，成為文學史一大憾事。

與祕不示人的相對的，則是廣結善緣、樂於分享的藏書家了。晉代的名臣范蔚，藏有七千餘卷書籍，總是熱情招待前來讀書的文人，甚至為他們供給衣食。范蔚的善行遠近聞名，大約有一百多人先後到他家作客讀書。五代的石昂，藏書數千卷，最喜招攬四方賓客。無論遠近的士人，都喜歡拜訪他的書閣，以增長學問。有些人在他家一住就是好幾年，石昂也總是以禮相待。南齊的崔慰祖更是大方，家裡的萬卷藏書吸引附近的少年頻頻借書，有時一天就要借出幾十卷。而他每次都耐心地為他們搜取書籍，從不推辭。

你可曾聽說，借書也會影響經濟嗎？宋代就有一例。文人宋敏求，繼承了父親的藏書三萬餘卷，多是精審之本，有豁達借書之美名。《曲洧舊聞》載，宋敏求住在都城春明坊時，士大夫都把家搬到附近，為的是方便借書。這樣一來，春明坊的房價竟然比其它地方高出一倍。

世間物以稀為貴，有的人對自家藏品不捨得外借，毋需苛責；而如果能遇到一位寬容明達的藏書家，絕對是一件幸運的事情。明代學者宋濂，就對童年的借書經歷始終念念不忘。他在名篇《送東陽馬生序》中感慨地回憶，他因家中貧困，買不起書，只能向周圍的藏書家借閱，親自手抄筆錄，算著日子及時歸還。這個守時、勤學的老實孩子，也贏得了藏書家的同情，都願意將書借給他。宋濂這才得以博覽群書，有了他日的成就。

藏書即藏道

從寥寥數本到汗牛充棟的蔚然大觀，是個花時間積累、花心思整理的大工程，傾注了藏書人無限的心血。這是專屬於藏書家的樂趣，文人的精神家園。文人雅士更願意將這種微妙的幸福感訴諸筆端，流露出一種別具風流的藏書精神，其日常吟詠的藏書詩可見一斑。

以「藏書」一事入詩，或可追溯到魏晉時期陳江宗的「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詒孔中丞奐詩》）。唐代的藏書詩數量漸多，韓愈有「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杜荀鶴有詩云： 「賣卻屋邊三畝地，添成窗下一床書。」（《書齋即事》）

宋明以來，藏書詩作更為豐富。這裡有他們平淡而充實的讀書生活，如俞弁的澹泊閒適：「心愛奇編雨汗流，山妻笑我不封侯。偷閒八月閒中寫，一筆看來直到頭。」（《隨隱漫錄》跋）更有藏書家對書籍的眷戀之情，如陸游的自許「書癖」：「人生百病有已時，獨有書癖不可醫。」（《示兒詩》）

讀書人愛書，愛書人更愛藏書。所謂「君子志於道」，那些從遠古流傳下來的典籍，是傳播聖賢智慧的載體，正是「道」的結晶，是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途徑。對文士來說，藏書即藏道，因而他們甘願窮盡畢生之力收藏、保存圖書。有的人不惜重金，求購古書；有的人夜以繼日，細讀精校；有的人流連忘返，好學不倦。

藏書人慕道、敬書，由此也衍生出許多愛惜圖書的軼事。比如元人趙子昂為讓世人同樣珍視書籍，特意定下一套讀書的繁瑣「禮儀」：「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隨損隨修，隨開隨掩。」（《讀書四觀》）清朝的黃丕烈，對書籍奉若神明，每年除夕都要鄭重其事地舉行祭書儀式。他將稀有的珍本恭敬地置於香案之上，焚香、燒紙、三拜，更作祭書圖一幅。過程中，黃丕烈不僅傳達了對書本的珍愛之情，更寄託了這些典籍在後世依然能得到妥善收藏的期望。

正是由於歷代文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我們才有幸拜讀大量珍貴的經典。既然古人如此愛書、惜書，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將這種精神繼續傳遞下去呢？◇@*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