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70年代，智利就開始了歷史上最大膽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革。政府邀請了「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註：在芝加哥大學受教育，回智利後，在智利天主教大學中創立了經濟學系的一群年輕男性）指導改革。這是一批由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芝加哥大學自由市場學者領導的經濟學家。

他們得到了授權，以產權、低統一稅、社會保障制度私有化和放鬆行業管制來重新設計智利的經濟制度。弗里德曼在1991年寫道，智利現在「擁有三樣東西：政治自由、人民自由和經濟自由。這將是一個有趣的實驗，我們要看看智利是否能保持所有三項自由」。

四十年來，這個實驗效果比任何人都想像的要好。根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經濟學家阿克塞爾‧凱澤（Axel Kaiser）的一項研究：「1975年至2015年間，智利的人均收入翻了兩番，達到23,000美元，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014年，智利的貧困率從45%下降到8%。」智利成為南美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三十年之內，一眨眼的歷史。

拉丁美洲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知識分子一直憎恨自由市場改革。他們貶低芝加哥男孩為「法西斯」。他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抨擊這些政策（美國媒體的傀儡們也響應了他們的抗議），儘管智利成了南美洲的明珠。

馬克思主義者編造了「不平等」的論調：「富人越來越富有，窮人越來越窮，所以資本主義是邪惡的。」

他們滲透到智利所有的文化機構：媒體、學校、大學、天主教會、藝術、工會，甚至公司董事會。他們把有毒的集體主義信條傳播給民眾。

這聽起來是不是和美國今天的情況很相似？

最終，左派發動政治政變。2013年，左派贏得智利總統職位。自由市場改革被系統地用「平分財富」的陳詞濫調所取代。2020年10月，選民批准修改憲法，產權和法治現在都處於危險之中。

智利現在正處於經濟的自由落體階段。窮人被壓垮了。富人正在把錢從鄉村轉移出來。他們達到了「平等」的目標：幾乎每個人都在受苦。

現在讓我們看看美國的情況。我們自己正在進行一個經濟轉型。拜登政府承諾通過向公民發放數萬億美元的免費資金，給不工作的人支付比工作的人更多的錢，來幫助中產階級。我們將借貸數萬億美元，還得祈禱中國人繼續購買我們的債券以保證我們的貨幣能夠維持下去。

許多受憲法保護的原則和國會的行為規則，如保護少數人權利的「議事阻撓」，可能都會被廢止。選舉法正在被改寫，以利於現在執政的民主黨。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要求數百萬工人階級加入工會並繳納會費。左派說，別擔心，這種強迫會幫助工人階級的。真的嗎？

一個強迫富人接受的稅收增長即將到來，這將使從事生產的階級和工作機會的創造者支付他們的「公平份額」，稅率為50%、60%和70%。

這個故事會有一個幸福的結局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就在智利所發生的可怕例子中。這是我們的孩子和大學生應該在課堂上學習的東西。但是這個希望很渺茫，因為左派現在也管理著我們的學校。

原文The Fall of Chile Is a Warning to Americ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斯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是一位經濟記者、作家和專欄作家。他合著的許多書中的最新一本是《川普經濟學：振興經濟的「美國第一」計劃》（Trumponomics: Inside the America First Plan to Revive Our Economy）。目前，摩爾還是經濟自由與機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Freedom and Opportunity）的首席經濟學家。

本文僅表達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