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滬寧是上海人，姚文元也是上海人；王滬寧是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大筆桿子，姚文元是毛澤東的大筆桿子；王滬寧是十九屆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意識形態總管；姚文元是中共九大、十大時的政治局委員，中共意識形態總管。
王滬寧因替江澤民包裝「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替胡錦濤包裝「科學發展觀」，替習近平包裝「習思想」，獲提拔重用；姚文元因替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頭陣，獲提拔重用。所不同的是，姚文元在秦城監獄被關押20年後，曲終人亡，王滬寧仍在繼續走姚文元的「老路」。
姚文元走上「末日」不歸路
1976年9月9日，中共獨裁者毛澤東病亡。主子一死，姚文元的末日即到。1976年10月6日下午3點，中央辦公廳機要祕書郭木文，將一份緊急通知送給姚文元，通知他晚上8點到中南海懷仁堂二樓，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會議議程是：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
當晚7點40分，姚文元從家裡驅車前往懷仁堂。一進懷仁堂的門，姚文元就被中央警衛局的兩名軍人抓捕。
「末日」降臨前，姚文元是有預感的。姚文元曾收到兩封讓他心驚膽戰的信：第一封信是1976年4月寫給《人民日報》的匿名信。信中寫道：「黨報墮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陰謀家的傳聲筒」。「（人民日報）應改為：法西斯機關報，打倒野心家、陰謀家張（春橋）、江（青）、姚（文元）」
第二封信是1976年7月新華社河南分社的一名記者寫的。信中透露，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的兒子，對在北京養病的一位河南官員說，毛主席病得很重，活不了幾天了。政治局存在新派和老派之爭，老派不開口，是因為毛還活著，毛一死，他們是要大幹的，他們已祕密串連，接下來將是血雨腥風。紀登奎的兒子叮囑這位河南官員回去後要預做準備。
這兩封信，姚文元思考再三，沒有上交，而是鎖在自已家裡的抽屜裡。從姚文元後來的交代看，他預感到毛死後可能會出大事，想給自己留後路。一旦江青被抓捕，他就把這兩封信送給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再搞一次投機。但是，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跟江青等一起被抓捕了。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永遠開除姚文元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認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姚文元奉命打響文革第一槍
毛澤東發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被稱為「十年浩劫」。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在北京問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鄧小平回答說：「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鄧舉例說，僅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一個冤案，就牽連138萬多人，打死1萬7千多人，6萬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打死1493人，打殘9661人。
被毛澤東妻子江青稱為「無產階級金棍子」的姚文元，就是奉命打響文革第一槍的大筆桿子。
1965年，毛澤東開始蘊釀發動文革，打倒他曾經選定的接班人、中共第二號人物、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跟劉少奇關係密切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等，因為毛擔心他們陰謀「篡黨奪權」。
毛澤東一直在尋找一個突破口。找來找去，最後找到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毛認為，《海瑞罷官》是一台「罵皇帝」、借古諷今、為1959年毛打倒的中共元帥彭德懷翻案的戲，是「大毒草」。
毛指使江青到上海找到姚文元，要他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姚文元一聽說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閉門數月，數易其稿，牽強附會，無限上綱，寫成《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經毛改定後，1965年11月10日，在《文匯報》發表。這篇文章成為毛髮動文革打響的第一槍。
後來，江青盛讚姚文元：「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從「挖」吳晗起，進而「挖」出「三家村」，「挖」出「中共北京市委」，「挖」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挖」出「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姚文元為文革立了「頭功」。
姚文元緊跟毛澤東的投機路
姚文元，是作家姚蓬子之子，1931年出生於上海，17歲加入中共。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歷任共青團上海盧灣區工委宣傳部長，《萌芽》雜誌、《文藝月報》編輯，《解放日報》編委等。其特點是善於觀察政治風向，見風駛舵，善於「扣帽子、抓辮子、打棍子」，且文筆毒辣，極具煽動性，頗對毛澤東的口味。
1955年，24歲的姚文元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嶄露頭角。胡風是一個很有名的作家，也是他父親的老朋友。姚文元曾經非常崇拜胡風，一度想做胡風的「入室弟子」，專門寫過一本《論胡風文藝思想》的書，歌頌胡風是「最優秀的理論家」。這本書出版前，毛澤東突然發動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姚文元立即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反戈一擊，在北京《文藝報》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發表《分清是非，劃清界線》，攻擊胡風的理論「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理論」。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震驚全國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拉開了反右派運動的序幕。姚文元憑著靈敏的政治嗅覺，認為大顯身手的機會又到了，立即寫出一篇獨出心裁的文章《錄以備考——讀報偶感》，刊登在《文匯報》上。毛澤東看到後，頗為讚賞，當即通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加編者按予以轉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節目中摘要播發。如此一來，全國各地報紙也相繼轉載了這篇文章。從此，姚文元成為全國反右運動的急先鋒，儲平安、王若望、施蟄存、流沙河、馮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一大批著名文人成為他棒打的對象。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因替毛澤東發動文革打頭陣立大功，經江青提議，35歲的姚文元被提拔重用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由此開啟了他在文革中以筆做刀槍棍棒，「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輝煌歲月」。1969年中共九大上，38歲的姚文元被提拔重用為中共政治局委員，成為最年輕的中共政治局委員。1970年8月，毛澤東的「大祕書」陳伯達倒台後，姚文元接任《紅旗》雜誌總編，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總管。1973年中共十大上，姚文元再次「當選」中共政治局委員，繼續掌管中共宣傳機器，總管中共意識形態。
文革中，毛澤東要打倒誰，姚文元就緊跟著打倒誰。1966年8月，毛澤東寫了意在打倒劉少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姚文元立即寫了《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之後，毛澤東要打倒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姚文元就寫了《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毛澤東要打倒中共政治局常委陶鑄，姚文元就寫了《評陶鑄的兩本書》。毛澤東要打倒文革中的中共第二號人物林彪，姚文元就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1976年4月，毛澤東再次打倒鄧小平，姚文元就積極組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稱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文革中，姚文元的刀筆所至，殺氣騰騰，血光照人，導致冤獄遍地，慘禍四起，血淚斑斑。
姚文元成為毛澤東的替罪羊
然而，中共的絞肉機是冷酷無情的。今天整人的人，明天可能成為挨整的人；明天整人的人，後天可能成為挨整的人。毛澤東在世時，由於有毛的庇護，姚文元跟在毛的妻子江青的屁股後頭到處整人，無數知識分子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無數中共官員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死去活來。
但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立即遭報。1976年10月6日，就是姚文元遭惡報的日子。從這一天起，在十年文革中紅極一時、害人無數的姚文元，淪為階下囚，被關進陰森森的秦城監獄。直到1996年，姚文元被關押整整20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