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來，中共以疫謀霸，多面樹敵，戰略環境極其不利；目前，正被迫對其國際戰略進行調整，但其動作相互矛盾，散發的信號紊亂。

把一定程度的收縮作為中共國際戰略調整的主線，應該是中共體制內的主流意見。例如資深外交官袁南生去年9月撰文就說，「無數歷史事實證明，與多國對抗，不僅是國家的外交災難，更是國家全局性的災難」。又如，中南海智囊時殷弘教授去年底建言：必須在一段時期裡，總體而言，不和美英以外的其餘發達國家及任何發展中大國對抗，目的就是為了戰略集中，減少一二線對手。

在操作上，迄今表明中共收縮的一個最鮮明的例子，是今年2月21日，印度和中共分別證實兩國軍隊已經從喜馬拉雅山西部有爭議的邊境湖區完成了撤離工作。中共這個動作力度也不算小了，目的是為避免中印關係全面惡化，使印度大步走進反制中共的國際聯盟（主要擔心美日印澳「四方會談」變成「印太版北約」）。

但是， 2月1日施行的授權海警使用武力中共《海警法》（1月22日才通過），又釋放了相反的信號，使得日本、東盟一些國家反應強烈。尤其日本強烈回應：2月17日，日本海上保安廳長官奧島高弘在記者會上，就在釣魚島周邊日本認為是領海水域的警備中對方（中共）使用武器時的應對，稱日本「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內，遵循法律原則，不排除使用武器」。中共《海警法》及其一些相關動作對東海、南海形勢的重大衝擊，顯示中共仍是「戰狼」一匹。

而在中共戰略收縮的核心——對美政策上，中共自己更是左右互搏。

本來，川普政府時期的美中新冷戰，使中共吃苦連連，有苦說不出，還得打起臉充胖子；拜登政府上台，給中共帶來轉機，中共迫切需要中美關係轉圜。這種急迫，從暗中運作楊潔篪訪美（未果）到亟盼拜登習近平通話（2月11日已進行），可見一斑。

但是，中共又要求拜登政府在美中關係上「撥亂反正」，儼然一副勝利者的姿勢。

例如，2月21至22日的24小時內，中共外交系統罕有地三度對拜登喊話。首先，中共最高外交官員楊潔篪在官媒「人民日報」撰文暗批美單邊主義、霸凌；其次，中共外長王毅在北京舉行的「藍廳論壇」（主題為「對話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上為中美復談拋出四大前提：一、美國停止干涉香港、新疆、西藏問題（任憑中共為所欲為？）；二、放棄對中國產品加徵不合理關稅（無視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和中美貿易巨額逆差？）；三、放棄對中國企業實施各種單邊制裁（任憑被中共政權力量支持的中國企業全球擴張、竊取科技和影響國安的各類信息？）；四、放棄對中國科研教育機構實施各種單邊制裁（任憑中共滲透？）。再次，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在「藍廳論壇」開幕儀式發表演說，強調美國必須清楚知道其對中政策的界線，且必須對雙方的戰略目的有清楚認知。

一方面，中共有求於美國，渴求中美關係轉圜；另一方面，中共又採取一種居高臨下、睥睨天下的立場，拿不出任何具有建設性的具體提議，只是文革口號式的空話、老話、套話，實在荒唐。

美中新冷戰的直接因素之一，是中共軍事的戰略擴張。中美對抗「已經不局限於過去的重點西太平洋西部，而是擴展到了外層空間，到了大洋底部（水下），到了印度洋東部，甚至以不同的烈度彌散到全球。」（中南海智囊時殷弘語）迄今，在這個問題上，中共態度強硬，沒見到絲毫讓步，反而提出「確保2027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大大加快軍備步伐。就此而言，只要中共不放棄軍事擴張，中美新冷戰就難以得到實質性的緩解，中共所渴求的中美關係轉圜就是水中之月了。

中共體制內並不是沒有明眼人。例如，中南海智囊時殷弘曾建言，中共需要採取主動以避免中美軍事衝突，堅決、足夠和較持久地實施戰略／軍事調整（在已有的戰略軍力所謂井噴式騰升之後，適當放慢戰略軍力建設的高速度），以此作為基本談判條件，謀求減抑中美各自戰略前沿碰撞的危險，促成新的戰略穩定；並且，中美的對話和談判必須具有三大特徵，「第一講求實際，第二足夠聚焦，第三有具體的重要提議。」

但是，從目前中共的操作來看，時殷弘的建言也就說說而已。因為，中共沒有美國那樣的「旋轉門」制度，無法讓高級知識分子、專家隨時能夠出任政府要職，在相關政策制定和執行方面發揮實質性作用；而且，中共的決策和執行體制高度僵化，政治氣氛緊張，體制內多是迎合、苟且之人，只要最高層的想法不改變，任何現行政策的重大調整都難進行。

於是，這樣一種局面就形成了中共當局意識到戰略環境的困難，有調整的意願，但沒有一張清晰的藍圖，也沒有能夠全盤運籌操作的人才；中共從上到下，又受制於「戰狼定式」，缺乏轉圜能力，除了個別領域因當局有明確指令而迅速調整外，其它領域都是慣性運作，腳踩兩塊西瓜皮，滑到哪是哪。

據此而言，中共的國際戰略操作，不混亂才怪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