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中立、客觀—還有人會認為法官、評論家、學者、行政人員及其他仲裁員和決策者們仍固守著這些美德嗎？他們在審理案件、招聘和解僱、聽取上訴和投訴、制定政策和規則時還堅持這些原則嗎？
自由主義者曾經倡導那些美德，維護公平競爭的環境，維護手握天平，眼睛被蒙住的正義女神。但現在不是這樣了。身分認同政治是擺脫不掉了。
在公共領域和企業內部，處處可見身分認同政治的例子：保守派被社交媒體拒之門外；董事會和評獎活動要求多樣性；反歧視行動如火如荼；LGBT大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的英文首寫字母縮略字）隨著啦啦隊長拜登的當選捲土重來；人力資源要求員工參加種族批判理論培訓……人們想知道，公平一致的理念是如何在選擇性的標準應用面前一敗塗地的。
只要看看自由主義者如何根據情況調整自己的標準即可。
在封城期間，他們禁止所有的集會，發出嚴重警告，說要防止冠狀病毒（中共病毒）蔓延，說醫院和太平間的屍體堆積如山。但黑命貴集會抗議活動一開始，所有禁制令都被取消了。
他們反對按種族給予優惠待遇，認為幾乎不存在婦女和少數族裔在各個頂尖行業不成比例的問題——那是歧視的證據因而必須停止，但在大學入學標準和政府合同等方面批准優待種族。
他們指責一位總統簽署行政令是專制行為，但卻為另一位總統簽署行政令而鼓掌歡呼。
他們稱讚言論自由是建立自由社會的基礎，但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美國福克斯保守派電視主持人）或米洛‧伊安娜波洛斯（Milo Yiannapoulos，英國極右翼評論員）講話時，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他們稱讚一個自由的新聞媒體是民主不會被黑暗吞噬的保證，但是Newsmax和《大紀元時報》不享受此殊榮。
整個夏天發生在全美多個城市的暴亂、搶劫和恐嚇，他們沒有發話，而一個下午在國會大廈發生的騷亂卻被稱當今最嚴重的暴動。
郵寄投票，他們說好就是好，他們說不好就是不好。
保守黨稱他們虛偽和雙重標準，如果覺得這樣就擊中了要害，那還是1988年那個時代的思維。保守派媒體的專欄引用某位政治人物一年前說過一件事情，但是這人在2021年卻發表了完全相反的言論，到底怎麼回事？沒人在乎。那些自由主義者聳聳肩，繼續我行我素。
他們膽大妄為，厚顏無恥，即使被指責玩弄政治也完全不在乎。他們本來就是在玩弄政治！還能有別的麼？一個偏袒少數族裔申請人的招聘委員會公然違反了法律，但是那又如何呢？他們得提高少數族裔的人數。我參與過許多教育項目，為了照顧更多的非白人男性雇員，不得不把質量問題擱放一邊，而且那些參與項目的人毫不掩飾他們的目的。
這些人既沒有羞恥感，也不覺得尷尬。你指出他們不客觀時，他們一笑了之。他們堅稱自己是中立的，並堅持對能力、質量、真理和事實的客觀標準，還以一副「隨便你」的神情看著你。
你沒法跟他們理論，因為根本就無理可論。完整的客觀標準早已設置好了。平等和中立的準則，一直被保守派視為珍貴的法寶，而自由主義者早就把它們扔在腦後，早在2020年動盪之前，早在2016年大選之前，甚至早在奧巴馬當總統之前。
這要追溯到20世紀的最後30年，正是那時自由主義者和左派主義者征服了校園。它一開始就發起對耶魯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伯克利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等名校內設立的高級人文學科的理論攻勢[例如，70年代初期曾是布法羅的客座教授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然後又出現在70年代頂級學術期刊中，以及《邊界2》（boundary 2 ，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同行評論的季度期刊，側重後現代理論、文學和文化)，《變音符號》（diacritics，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的季度同行評論學術期刊，側重文學和文學評論)，《新文學史》（New Literary History，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側重歷史、文學和翻譯）和《評論研究》（Critical Inquiry，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同行評論學術期刊，側重人文學），這些有威望的期刊發表對真理、客觀性、中立性、公正性的強有力的評論，就被確立為被遵循的教條。
這些第一代理論家當然借鑑了早期的大師的成果，主要是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等，以證明客觀性是基於啟蒙思想的，雖然這些觀點當時還站不住腳。那些人都對公正審判的概念保持懷疑：馬克思的階級偏見，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偏見，尼采總對權力的著迷，使他們褻瀆了對公正的含義。
70、80年代的學者將這些懷疑態度和種族、階級、性別及性意識這些熱門話題扯上關係，再給受害者抹上一層道德色彩，就使得教授們毫無招架之力了。
我回想起90年代中期在達特茅斯 （Dartmouth）舉行的一次著名會議上，當時一位學者在演講中批評一位年事已高的文學研究巨匠。在討論中，他被質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那個年老的教授是第一批公開自己是「同性戀」的人，這令他的演講看起來成了對同性戀的攻擊。雖然演講者結結巴巴、含糊不清地否認了，但這種觀念已被提出。所以在學術方面要格外小心，不要招惹那些歷史上的弱勢群體。
我認為這種詆毀在2000年左右已經成勢態。用客觀和中立的態度對待他人已經變得不合法了。要考慮相關人員的身分才是與時俱進的思想方式。如果不這麼做，你就處處碰壁。請記住，學術界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你必須了解並接受什麼是不能觸碰的，格言是什麼，當今奉行的真理是什麼，否則就會顏面盡失。
不僅如此，你還必須肯定它們，並教育後代，就像佈教一樣。原本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如今已淪為高中課堂了。
你們中有些人可能會這麼想：「但是馬克思和尼采是錯的，我們必須要與他們抗爭，指出他們的錯誤，支持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美國第四任總統）和弗里德裡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英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以及艾略特（T.S.Eliot，英國詩人、劇作家和文學批評家）的觀點」。抱歉，這是不可能的了。
辯論的結果已經出來了：身分戰勝了客觀性，自由主義者不想再討論這個，也不需要這麼做了，因為他們牢牢地控制著各個機構。
重擔落在了保守派身上。他們得想辦法在這個總是對他們不利的雙重標準下生活。這是2021年保守派知識分子面臨的挑戰，不是要在輿論市場上擊敗自由主義者，而是教會保守派在「喚醒美國」的時代裡生活。
原文The New Rul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馬克.鮑爾萊茵 (Mark Bauerlein) 是埃默里大學 (Emory University) 英語系退休教授。他一直為《華爾街日報》，《每週標準》(The Weekly Standard），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華盛頓郵報》，《高等教育紀事報》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撰文。
本文只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