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1月02日訊】「我在一個社區長大，那裡有很多像我一樣的小男孩兒，他們有天賦，聰明，但是他們被迫上了一所不合格的學校，結果就是……」史密斯說。

白宮官員加倫·史密斯（Ja’Ron Smith）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一個低收入家庭長大。他父親以鏟雪和鋪路謀生，而他母親在與鴉片類藥物上癮鬥爭多年後，在加油站工作。

如今，史密斯是川普總統的副助理，他認為自己是和他一起長大的孩子們的代言人，他們中的許多人的人生軌跡，與他本人的截然不同。

在向川普總統提供幫助低收入社區的政策建議方面，史密斯發揮了關鍵作用，包括機會區（opportunity zones，為投資低收入社區提供稅收減免）、擇校、刑事犯罪司法、警察改革、為「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簡稱HBCU）增加援助等方面。

本期節目我們將討論，他如何努力幫助那些長期被忽視的人們。

（註：「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簡寫為HBCU，根據《1965年美國的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規定，指的是那些在1964年之前建立的黑人學院或大學，以招收非洲裔美國人為主，並且得到了教育部認可的高教機構或協會的認證，目前美國有101所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高中時摔斷了腿，意外獲得靜心學習機會

楊傑凱：加倫·史密斯，歡迎你做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史密斯：謝謝你的邀請。

楊傑凱：加倫，我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RNC）上看到你的演講，感到很有趣，你說的一些話，讓我想起了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記得你說過你摔斷了腿，這給了你思考人生的機會等等。我膝蓋的前交叉韌帶也受過傷，在類似的情況下，我也真的有了機會思考我的人生。後來怎麼樣了？

史密斯：說來話長，在高中十年級那一年，儘管我可能是一名優秀的運動員，可是前一年我差點兒就沒學上了。我上的是一所私立高中，我父親對我非常嚴厲，（會要求我）諸如：「你必須把注意力都放在你的成績上。你需要有一個備選計劃（backup plan）；隨時做好準備。你需要動腦筋，集中精力學習。」等等。

在「一日兩訓」（two-a-days）的最後一天，我在一場意外事故中摔斷了腿和股骨。這對我打擊很大，好像我可能以後再也不會打橄欖球了，那以後我該怎麼做？我記得從醫院回到家時，我已在輪椅上坐了一個星期，還得必須完成我的夏季閱讀作業。

（之前的）整個夏天我都沒碰過書本，而（當時）我下不了床，什麼也做不了。於是我第一次在一天內讀完一本書，我發現如果我能專注，我可以讀得很快。我從此變得更加好奇，一件事導致了另一件事——讀完一本書，人們再讀另一本書——最終我以3分的（GPA）成績，完成了高中學業，由此進入了霍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

自身經歷顯示擇校重要性

楊傑凱：啊！自我反省的時刻，能給你帶來這麼多，太了不起了！你還說了一些話，可是我沒有完全理解，想讓你給我講講。你說過，當媒體談論人們尋找就業機會的時候，他們並沒有真正展示給人們，並沒有展現一下（機會給）像你或你父母這樣的人。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史密斯：當他們談到川普總統以及幫助他當選的藍領選民時，他們通常談論的是農村的白人選民，而不是那些生活在「鐵鏽帶」的非裔美國人或者西班牙裔美國人，他們是不良貿易協議的受害者，也是充斥著毒品和缺乏教育機會的體制的受害者。這就是我成長的環境。

我非常幸運，但是我的父母不得不設法利用這個體制，把我送進了一所天主教學校。我的意思是，我的父母不住在一起，我是由我的父親撫養長大的，他是一名藍領工人，但是我的母親，她仍然依靠公共救濟生活，這樣我就可以根據我母親的財務記錄情況，來支付天主教學校的學費——我母親的社會救助，使我在天主教學校上學的費用得以減少，這才使我父親能夠負擔得起。

但是我成長的社區裡有很多像我一樣的小男孩兒，他們有天賦，聰明，但是他們被迫上了一所不合格的學校，結果就是，我成了唯一一個能上大學的人。另一個朋友參軍了，這救了他的命。但是，如果有合適的教育機會，那麼許多有天賦的男孩兒，都可以很容易地處在我現在的位置上。

楊傑凱：這真是不可思議。你顯然非常重視擇校問題，我知道政府一直在支持這個問題，原因就在於你剛才告訴我的情況。

史密斯：這是完全正確的。我認為我們應該有一個高等教育體系，你可以去任何你選擇的高等教育機構接受教育。我認為我們應該讓每個家長都負擔得起這個費用，因為目前的體制讓很多父母別無選擇，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不合格的學校。

如果他們有資源，他們會為孩子選擇最好的學校，無論是私立的、公立的，或者說如果他們想在家自主學習也可以。我們現在注意到，特別是在這次瘟疫大流行期間，很多學校，很多兒童，被迫在家裡學習，但是沒有資源來這樣做。因此，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進行投資來彌補這種差距，正如我在演講中提到的，為人們創造均衡的機會來接受教育。

楊傑凱：你去了克利夫蘭的一所私立學校，所以最後進了（「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之一的）霍華德大學？

史密斯：是的。

楊傑凱：學校生活怎麼樣？

史密斯：霍華德大學很棒。我真的、真的很享受我在霍華德大學建立的友誼，還有在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那裡的文化營造了一種氛圍，一個來自克利夫蘭這樣的藍領城市的人，變成了共和黨人。我在大學時成為了共和黨人。

我真的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聲音。我認為，就非裔美國人的經歷而言，這是「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獨特的一面，原因在於不存在讓你不要做你自己的社會壓力。有時候，在某些環境中，我們會被冠以有色眼鏡，類似於，如果你是黑人，你就應該這樣做，你就應該這樣想。

我覺得我在一所HBCU（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的經歷，讓我有了自己的個性。我了解到非裔美國人是非常多樣化的。即使你只看他們來自美國的哪個地區，你也會發現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差異很大。我最好的朋友，大多來自霍華德大學。我在霍華德大學有一個龐大的關係網，這絕對是一次改變人生的經歷，所以我回到了那裡讀研究生。

川普做實事 試圖為每個美國人提供機會

楊傑凱：的確，你在（HBCU）裡面（的經歷，看來）有太多的有利因素可以去談。其中之一，現在似乎有很大的壓力，坦白地說，讓很多美國人確認我們姑且稱之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敘事。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史密斯：這很有趣。我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這一觀點是正確的，我相信。

楊傑凱：誰會反對呢？

史密斯：我想很多人都相信。但是這裡面摻有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運動，那當然是我不支持的，因為我認為，美國的制度提供了舞台，讓每個人都能獲得機會，雖然對於非裔美國人來說，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這就是為什麼總統、一位現代總統，至少是根據我的經驗，確實做了一些事情，試圖減少這種差距，包括我們對霍華德大學和其它傳統黑人大學的投資；糾正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譬如執行「強制性最低量刑」（mandatory minimums），把第一次犯法的人關進監獄長達幾十年，比如愛麗絲·約翰遜（Alice Johnson）；還包括向「機會區」投資，用來自私營企業的經濟發展資金創造就業機會，投資到低收入地區等等。

我們正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來解決健康差距以及獲取資本的問題。這些是切實可行的方案，旨在確保所有美國人能實現美國夢——這並不是一直以來的真實情況，所以我能理解為什麼很多社區，甚至像我所在的社區，會感到沮喪。

但是現實是，要想找到解決方案，我們也需要當地政府，不可能都靠聯邦。你在許多發生騷亂的城市所看到的，都是因為政府不作為長達幾十年，沒有誠實地告訴人們，説明為什麼有些事情可行，而有些事情則不可行，我認為人們已經受夠了。

既要保護第一修正案權利 也要保護社區安全

楊傑凱：在我看來，你一直是和平抗議的倡導者。我記得有一份報告說，只有7%的抗議活動是暴力的。我想大概有500次。我們看到其中之一就發生在白宮前，我記得當時你和蘭德·保羅（Rand Paul）參議員都在場——有一段視頻。你如何區分和平抗議和暴力抗議？這些抗議都一樣嗎？還是有所不同？

史密斯：我確實參與過幾次和平抗議活動。我參與過為（2012年2月26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桑福德，年紀17歲的小男孩）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因穿了一件灰色連帽衫，被覺行蹤可疑遭槍殺）事件舉行的有組織的「國會山上的連帽衫」的和平抗議，是與國會山的工作人員一起參加的；還組織過在國會山上舉行的「我無法呼吸」的和平抗議活動。這成了新聞，也真正地開啟了我們關於如何進行改革的對話。

然而，如果你燒毀建築物，搶劫，或者攻擊警察，那就不是和平抗議了。我經常想起馬丁·路德·金。他的大部分抗議活動是在白天進行的，而不是在晚上。事實上，如果抗議活動與暴力抗議者有任何關聯，他們就會離開。所以我認為，我們既要保護第一修正案（關於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向政府請願）的權利，也要保護社區安全。

有證據表明，許多和平抗議活動都被一些人劫持了，這些人來自該城鎮以外，利用和平抗議製造騷亂，所以我認為這些城市不能退讓一步。

我來自克利夫蘭，我提到過，我熟悉的大部分社區，看起來都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暴亂殘餘的樣子。直到現在，他們才開始重建城市的這些區域，所以我們要扭轉局面——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去像基諾沙這樣的地方，看到被木板封住的建築。這些都是企業，是人們的生計。在任何抗議之後，我們都需要找回公道，但也需要回歸文明，需要養家餬口。如果人們把我們的社區和城市弄得四分五裂，那就很難辦了。

警察改革措施：出台警察安全執法行政命令

楊傑凱：至少其中一些抗議活動要推動實現的目的之一，是取消對警察的資助。你實際上發揮的相當重要作用，是在《警察安全執法安全社區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Safe Policing for Safe Communities）方面。我想知道，首先，這裡有一個巨大的共存關係，那麼執行行政命令的情況如何？

史密斯：我們已經接近完成行政命令的部分內容。其中關鍵內容包括，在每個州制定認證標準。我想我們很快就會有結果，將會有一些不同的州，可能有三十多個州，成立了這些認證機構。這將使警察部門在使用武力、制止暴力升級訓練、創建更好的警察和社區關係等方面實現標準化。

在我們的行政命令出台之前，全國18,000個警察部門中，只有1000個得到了認證，所以說這個行政命令，有力地推動了我們的警務工作進入21世紀。實際上這一直是本屆政府關注的焦點，甚至在我們簽署行政命令之前。去年年底，我們簽署了另一項行政命令，成立了一個警察委員會，可以說警察部門一直想要實現警察現代化，更新他們的標準。

但是我們看到，在許多有社會動蕩的地方，他們缺乏標準。比如，你可以看看明尼阿波利斯，他們已經三十多年沒有更新他們的標準了，涉及鎖喉等與降低衝突强度有關的訓練，所以你會看到沒有受過訓練的警察。我們有壞警察，也許、很可能幾年前就該被解僱了，可他們還在巡邏。

我們的行政命令涵蓋了所有這些不同的方面。事實上，在總統的領導下，我們不僅能夠善用警方對改革的意見，還能夠善用一些有代表性的家庭和個人的意見，他們的親人在與警方的遭遇中失去了生命。

這就是我們解決一些問題的方式：我們把人們聚集在一起，找出解決辦法，但是我們需要警察。有很多不同的社區都經歷過暴力，讓有些人感到不安全。因此，如果反其道行之，取消對警察們的資助，那將會危及很多人的生命。

為什麼暴力抗議不是答案？

楊傑凱：就在最近，整個羅徹斯特警察局，這可能有點誇張，但是包括警察局長在內，基本上都退休離開了。你對這種情況怎麼看？

史密斯：那正是你不想看到的。讓我給你舉個例子：我懷孕的妻子在華盛頓特區開車——人們開車的方式已經改變了，開車時有點瘋狂——她連續看到了兩起事故。在知道沒有人監視的情況下，人們什麼都幹，所以可想像而知，如果整個城市都沒有警察，那會怎樣。

我們希望生活在一個每個人都是好人的世界裡，但的確有些人是壞人，他們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如強姦、謀殺或盜竊他人財產。因此，一支警察部隊是任何公民社區的支柱，因為它能讓那些無法保護自己的人，得到應有的保護，免受那些心懷惡意的人的傷害。

楊傑凱：我剛剛想到一件事兒，有一本書正在流行開來，書名叫「為搶劫辯護」（In Defense of Looting: A Riotous History of Uncivil Action），這等於是給參與（趁亂打劫）其中的人以包庇。

史密斯：我聽一些人提到過它。我們不想造成一種困局，把我們的國家變成這副模樣——人們為所欲為，如燒掉大衆財產那樣的方式，我們將這種行為設為一個標誌，即正在扶植一個無政府狀態。我們是一個法治的公民社會，我們有像馬丁·路德·金博士這樣的民權領袖，他組織和平抗議，改變了我們的國家。

暴力抗議沒有產生過同樣的效果。可是我想，人們想要的是從他們選出的領導人那裡得到結果、實際的成果，這就是過去改革的方式。如果有人對他們的生活水平不滿，或者不喜歡他們所在地區的現況，那麽他們有能力去投票、可以去提倡變革、並對那些領導者進行問責，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不幸的是，許多這樣的藍領城市或主要城市，都被當地選出的領導者搞砸了。

我們甚至要推動對總統的問責，他必須確保每個人都負起責任，甚至在我們的社會出現騷亂之前。我花了一些時間，在不同的城市研究安全社區，研究經濟發展，研究創業精神和教育工作者。

我們看到很多市長不想與我們合作，就因為我們來自川普政府。所涉及到的一些問題，比如讓人們獲得機會以及解決貧富差距，都不涉及政治問題，只討論結果，因為只有在這一點上，我們能達成一致。我不是比爾·克林頓的粉絲，但是他曾經和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合作平衡預算，服務人民的利益。在80年代羅納德·里根，也曾與當時的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一起合作，改革福利制度，進行稅收改革。這才是真正的領袖，我們需要找回這樣的領袖，尤其是現在，當人們正在尋找機會實現美國夢的時候。

刑事犯罪司法改革

楊傑凱：我們來談談其中的一些結果。在我看來，你至少在兩個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當然，一個是有關刑事司法改革的《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2018年12月由川普總統簽署，目的是為了減少累犯）。我認為這是在過去的數年裡出現的最跨黨派的事情，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另一個當然是「機會與振興委員會」（Opportunity and Revitalization Council）和「機會區」。但是讓我們先來談談《第一步法案》的影響。一開始有很多大張旗鼓的宣傳，一些本不應該入獄的人被放了出來。就其初衷而言，我們現在走到哪一步了？

史密斯：看到我們的國家走向成熟令人高興。司法改革在30年前就開始了，當時你一談到刑事司法改革，你就會想到一些令人髮指的惡棍之類的東西。如今我們說的是非暴力違法，比如說愛麗絲·約翰遜，愛麗絲·瑪麗·約翰遜（Alice Marie Johnson，1996年被控參與販毒，在監獄表現非常好，服刑21年後，2018年被川普總統減刑後釋放）的案例。這表明我們已經從威利·霍頓（Willie Horton，謀殺犯，被判終生監禁，後受益於馬薩諸塞州週末休假計劃，有機會回到社會，犯下了襲擊、武裝搶劫和強姦罪，然後在馬里蘭州被抓獲並判刑，至今仍被關押在那裡）的整套思維模式，轉向了愛麗絲·約翰遜模式。我們希望把威利·霍頓式的罪犯關在監獄裡，如果他們是暴力罪犯的話，但是有些人應該得到第二次機會，比如愛麗絲·約翰遜。

因此，川普總統幫助引入的——是我們從德克薩斯州和喬治亞州學到的，他們在打擊犯罪方面很聰明——就是我們可以對我們的監獄進行投資，投資於教育、心理健康、戒毒，甚至於包括幫助與家人重新建立聯繫，讓那些真正想要改變自己生活、成為有創造力的公民的人，那些犯過錯誤的人，能夠在刑滿出獄後，成為有創造力的公民。

我們知道下一個罪犯是從哪裡來的，通常來自已經進了監獄的人，所以如果我們能大幅降低累犯率，減少出獄後再回來的人數，這將有利於公共安全，這就是《第一步法案》所要做的。聯邦範圍的再入重犯率在過去是30%。由於《第一步法案》，現在是11%，因為我們已經進行了投資。

依據《第一步法案》的整體修訂，有7000名非暴力罪犯被釋放，另有7000人以家庭監禁的方式服刑。這從根本上簡化或者改變了我們的監獄管理方式，因為它注重個人的責任心，幫助他們在獄外取得成功。

當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因為監獄系統中的大多數人都在州立監獄，所以我們將繼續與各州合作來創造這種模式。這是正確的做法；但是也有錯誤的做法，你不能簡單不加區別地，把什麼人都放出去。我們在一些州和地區看到了這種情況，這導致了犯罪率上升。

有一些左翼市長在這類改革行動中，走得比他們應該走的要遠。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公共安全和公平，可是不幸的是，1994年的《犯罪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暴力犯罪控制和執法法案」）對刑事司法改革，採取了一刀切的辦法，規定了這些「強制性最低量刑」，關押了很多非裔美國人。

我們所做的就是打破這一現狀，讓更多的非裔美國父親能和他們的家人在一起，讓更多的母親能和他們的家人在一起。只是讓他們回家還不夠，還要為他們準備好必要的工具，在獄外取得成功，由此產生持久的影響。

楊傑凱：愛麗絲·瑪麗·約翰遜，她是很多節目的嘉賓。實際上，還有喬恩·龐德（Jon Ponder，曾搶過銀行，2009年出獄後，在內華達州創立了「囚犯的希望」，幫助前囚犯重新融入社會），他談到了累犯率的下降。他在拉斯維加斯開始了這個有意思的項目，當然，最近他被赦免了。幾天前我給他打了電話祝賀他。你對這個特別項目有什麼看法？我們是否正在考慮擴大這個項目？

史密斯：是的，「囚犯的希望」（Hope for Prisoners）項目很了不起。總統在他們的畢業典禮上做了演講，我記得是在今年年初。真有意思，2020年發生了這麼多事情。這是在今年年初，這個鮮明的例子，說明了什麼是可能的。你看到地方警察、地方治安官和那些曾經入獄的人一起工作，作為他們的良師，幫助他們成功，他們的再犯罪率極低。

我們想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這個經驗，因為治安是社區的一個核心。我們希望警察看起來更能融入社區，我們希望招募住在當地社區的男孩兒和女孩兒，來保護他們的社區。我們希望這類互動能夠順利進行。喬恩·龐德，他的「囚犯的希望」所做的堪稱典範，如果我們一起努力，我們也能做到。

成立白宮機會與振興委員會 發展「機會區」

楊傑凱：讓我們換一下話題。在我們結束之前，我想談談「機會與振興委員會」工作的效果，以及這些「機會區」的發展狀況。你能不能再給我們，講講我們現在的情況？

史密斯：「機會區」是一種稅收激勵政策，基於總統的減稅政策以及《促進創業企業融資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簡寫為JOBS Act，喬布斯法案）。它允許州長們將其25%的低收入「人口普查區」（census tracts，為進行人口普查而界定的地理區域），指定為「機會區」，於是全國的州長們都指定了這些地區。它允許這些地區投資者的資本收益延期納稅，如果他們投資的是長期項目，他們就不必為這些地區的資本收益納稅，並且可以根據他們的投資期限的長短，得到額外的稅收激勵政策。

目標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為小企業和開發項目進入低收入地區，開闢資金渠道。第二，為這些地區的長期投資創造一個生態系統。第三，給當地帶來更多的靈活性，幫助他們找到解決當地問題的方案，或者找到他們想要解決的當地問題。

與我們曾經擁有的其它投資中心相比，這是非常獨特的。自從我們開始啟動以來，在兩年的時間裡，我們有大約750億美元的新資本，投入到了這些低收入「人口普查區」，全國有3800個地區，為這些社區創造了五十多萬個就業機會，經濟顧問委員會（CEA，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註：由一組經濟學家組成，為美國總統提供相關諮詢）估計，這將使一百多萬人擺脫貧困。

我們看到的是，那些制定實施了機會區計劃的地方、城市和地方管轄部門，都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那些尚未實施機會區計劃的地方，還沒有看到他們本可以取得的成功。

我們成立了「白宮機會與振興委員會」，以兌現聯邦政府的承諾，同時確保這些地區有配套措施可用，以取得成功，並且鼓勵這些地方，也利用他們自己的措施。

在你所看到的取得了很大成功的地方，聯邦政府的配套措施與各州的配套措施相互協作，與城市的配套措施相互協作，然後吸引到了私人的投資。目前正在形成一種五方合作：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私營企業，包括商家、個人、教會和非營利組織；最重要的則是利益相關者，就是那些有機會獲得「平價屋」（affordable housing，或稱「廉租房」）、找到新工作的個人，還有那些試圖擴大業務範圍的小業主。這就是你期待產生的變化，也是「白宮機會和振興委員會」真正關注的問題。

不幸的是，我們還要回到了地方政府的問題上。我可能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一些地方拒絕與我們合作，這就是在一些主要城市遇到的最大困難，芝加哥是其中之一，紐約，還有很多大都市地區，《紐約時報》可能報導過。

但是你還可以看到一些地區，比如伊利（Erie）、賓夕法尼亞、伯明翰，或者洛杉磯中南部，他們有很多不同的項目，我們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成果。你可以在opportunityzones.gov上找到所有最好的做法，但其中最好的部分是關於長期投資。我們實施「機會區」才3年，所以我們還有8年的激勵機制，所以我認為從長遠來看，它一定能實現它的初衷。

楊傑凱：克利夫蘭，我認為，也是受益地之一，對吧？

史密斯：是，是的。

楊傑凱：又回到了最初的話題。

史密斯：的確如此。克利夫蘭，坎頓（Canton），我們在這兩個地方花了一些時間，想辦法幫助他們成功。我希望在克利夫蘭，某些地區，比如東克利夫蘭，或者甚至包括我生活過的社區，能夠加入進來。有很多低收入地區需要這種幫助，希望我們能與國會合作，推廣到更多的地區。

楊傑凱：在我們結束之前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史密斯：我想說的是，這項工作的大部分都需要長期的投入。在與這位總統共事過程中，我認識到的一件事是：他是誠心幫助實現這些成果，並願意在他的權力範圍內，儘其所能來創造這些夥伴關係。因此必須要知道，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夥伴關係，沒有地方政府的配合，有一些問題我們就無法解決。美國是一個大國，所以人們必須明白，為了解決我們面臨的這些大問題，我們必須共同努力，制定一個統一的戰略。

楊傑凱：加倫·史密斯，謝謝你接受採訪。

史密斯：非常感謝！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