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後果

目前，無法確切地知道，有多少人淪為恐怖的受害者。1995年5月在亞的斯亞貝巴的審判中，就引用了1977年2月至1978年6月這段時期僅首都就發生了一萬起政治暗殺這一數字。試圖將受害者分為幾類，也許是非常不合適的（1979年被屠殺的親華的法拉沙猶太人等等）。正如卡雷爾．巴托塞克就捷克斯洛伐克所評論的那樣，「我們尋找一個在幕後徘徊、吞食自己孩子的邪惡人物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就像斯大林一樣，德爾格不分青紅皂白地殺死並埋葬了每個人，僅在事後貼上「反動派」、「反革命分子」或「來自EPRP的、反人民和從事顛覆的無政府主義者」之類的敷衍性標籤。如同前蘇聯一樣，現在仍有萬人塚被發現，裡面可以找到大赦國際記錄的許多「失蹤者」。那時，和中國的情況一樣，家人甚至被要求向國家支付處決費。尼龍繩，即「門格斯圖領結」（Mengistu bowtie），是使用最廣泛而且獨特的方法之一，尤其被特卡．圖盧（Teka Tulu）上校所實踐。他被稱為「鬣狗」，是國家安全部隊最遭人恨的頭目之一。1975年8月的一個晚上，這種方法也被用在了失勢的皇帝（儘管官方宣稱他在外科手術中死亡）及其孫女伊傑卡耶胡．阿斯法公主（Princess Ijegayehu Asfa）身上。

東德國家安全部隊斯塔西和蘇聯克格勃的援助是通過許多渠道提供的。在某些情況下，蘇聯安全部隊將莫斯科的埃塞俄比亞學生移交給埃塞俄比亞安全人員。在亞的斯亞貝巴，勒塞塞．阿斯法（Lesesse Asfaw）中士擔任東歐和蘇聯專家與埃塞俄比亞專家之間的中間人。把酷刑死難者曝屍於首都人行道上，是慣常的做法。1977年5月17日，救助兒童基金會瑞典祕書長悲嘆道：「有1,000名兒童被殺，他們的屍體被遺棄街頭，正被野鬣狗吞噬……當你駕車離開亞的斯亞貝巴時，你可以看到被謀殺兒童堆積的屍體躺在排水溝裡。他們中大多數年齡在11至13歲。」

1991年以後，在新總統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的司法體系下接受審理的1,823個案件中，大多數都與城裡的知名人物有關；但恐怖蔓延至該國整個122萬平方公里，並波及了全部的3千多萬人口。沃洛（Welo）遭受了沉重打擊。EPRP在那裡有一個相對穩固的立足點。1997年5月，范塔耶．葉赫德戈（Fantaye Yhdego）上校、海樂．格貝雅胡（Haile Gebeyahu）中尉和阿萊穆．阿姆巴切夫（Alemu Ambachew）上校被送上亞的斯亞貝巴的高等法院刑事法庭，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其中包括1977年2月在德賽（Dese）和孔博勒查（kombolcha）用毒氣殺死24名EPRP成員。在中部省份施瓦省（Shewa）以外，最有名的情況是厄立特里亞的。那裡的民族主義反對派組織得很好，在第三世界其它馬克思主義團體中擁有堅實的支持。它們成功地收集和傳播了信息，來讓亞的斯亞貝巴政權在國際社會眼中名譽掃地。1974年12月20日，該政權重申了該國的不可分割性，並指出，這個前意大利殖民地和英國保護國的任何分裂都將使該國與其紅海沿岸隔絕。

在印度洋附近的東南部，索馬里對歐加登的領土要求引發了衝突。歐加登是埃塞俄比亞一個主要由索馬里人居住的地區。從1969年起，索馬里領導人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Mohammed Siad Barre）就正式接受了馬列主義，而且在1974年簽訂友好條約後，莫斯科與摩加迪沙之間的關係就變得日益密切。蘇聯被迫在兩個受保護者之間做出選擇。在徒勞地試圖說服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和南也門成立聯盟後，莫斯科選擇了亞的斯亞貝巴政權。此後，門格斯圖得以利用友好條約、蘇聯軍隊的海上和空中後勤支持以及古巴遠征軍，來擊退（也是馬列主義的）厄立特里亞人民解放陣線的游擊攻勢，以及1977年6月至1978年1月索馬里軍隊的入侵。

門格斯圖的行動非常有效，以至於在1988年3月28日至30日在亞的斯亞貝巴舉行的全球統一聯盟署（Worldwide Unionist Federation Bureau）第39次會議上，該組織頒發給他一枚金牌，「以表彰他為爭取和平與諸國安全及其民族獨立和經濟獨立所做的貢獻」。1988年6月，這次會議結束後不久，提格雷省（Tigre Province）霍岑（Hawzen）大約2500名居民在一次轟炸中喪生。就像西班牙內戰期間的格爾尼卡（Guernica）一樣，襲擊發生時恰逢集市。無論是在殖民戰爭還是在反民族主義鎮壓期間，舊帝國的周邊地區〔厄立特里亞、提格雷、奧羅莫、歐加登、韋勒加（Welega）、沃洛〕都常常被「人民陣線」所領導的起義所動搖。其幹部用了與其對手同樣的馬列主義辭令。各種軍事資源被部署下來應對這些情況。某些極左派和親中派痛苦地指出，起義期間所犯下的某些暴行得到了美國、蘇聯和以色列的支持。

模仿反美國干預越南運動的「國際民族權利和解放聯盟常設法庭」（Permanent Tribu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the Rights and Liberation of Peoples）於1980年5月在米蘭開庭，關注在厄立特里亞犯下的暴行。其報告由比利時援助厄立特里亞委員會（Belgian Committee for Aid to Eritrea）於1981年發表，其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厄立特里亞人民解放陣線的意見。它搜集的一些信息（得到大赦國際的報告支持）堪比納粹犯下的暴行。在法庭上，法國觀察員把格拉訥河畔奧拉杜爾（Oradour-sur-Glane）與納粹作了比較。在那裡，成群的人被趕進教堂，然後教堂被燒毀。「常設法庭」出版的小冊子舉了沃基杜巴（Wokiduba）村的例子。1975年夏，110人在那裡的東正教教堂內被屠殺。代替亞的斯亞貝巴的白色標緻汽車，沃基杜巴的行刑隊駕着棕色的大眾貨車，將屍體快速移走，倒進萬人塚。在門德費拉（Mendefera）附近的阿迪誇拉（Adi Qualla）也有一座集中營。

尚不清楚門格斯圖在1977年8月向厄立特里亞分離主義者宣布的「全面戰爭」中有多少人喪生。估計1978至1980年間有8萬平民和軍事人員，包括出於報復的大規模空襲的死難者，但不包括因政府隨後對傳統生活方式進行系統性破壞而喪生的人。城市中心擁有合理的供應網絡並受益於有薪水的軍人的存在，他們確保了經濟相當穩定的運行，而農業地區則深受牲畜毀滅（經常是由空軍人員，尤其是喜歡轟炸駱駝的人所進行的）、雷區、森林砍伐以及威權控制（authoritarian control）的干擾效應之苦。傳統上在農業中起主要作用的婦女，遭到士兵系統性的強暴。他們的存在也導致了一種永久性的不安全氣氛，幾乎無助於鼓勵與其它地區的商貿活動。（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