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黃沙，長河落日，塞外的風光雄奇而壯麗。一隊隊商旅沿著綠洲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貫通亞歐大陸的通道。中華王朝珍貴的絲綢、瓷器及種種文明，西方奇特的物種、藝術、信仰，源源不斷地往來、交融，人類的文明也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絲綢之路上的東來西往，那無畏風沙、乾旱以及各種風險的行走，承載了人們對財富和異域文明的夢想。這條充滿風險與商機的道路，東起漢朝長安，西至羅馬王城，把這片土地上最強大的兩大帝國連通起來。

由於商貿活動以精美的絲綢為主，後世的學者將它命名為「絲綢之路」。在東方，那條狹長的河西走廊，正是這條商路上的咽喉要道，而敦煌，更是咽喉要道上的黃金重鎮。

絲路重鎮

如果把視野繼續向西延伸，張騫的鑿空西域，不僅僅對漢朝、西域，甚至對我們這個星球上最大的亞歐大陸，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在廣袤的大陸西端，與漢朝並肩而立的，是另一個強盛的羅馬帝國，它們既是超級大國，也是人類在東西方的文明源頭。

早在漢朝向西開拓之前，亞歐大陸兩端便有著絲絲縷縷的聯繫，大陸的腹地也就是包括西域在內的中亞地區，一直是東西兩大文明互動的核心和樞紐地帶。零星的貿易活動將中國的絲綢輾轉送到了西方。羅馬的貴族們很快為這種輕柔飄逸、流光溢彩的華麗織物所傾倒。

儘管一兩絲綢有著價值一兩黃金的天價，這依然沒能阻擋絲綢成為風靡整個羅馬的時尚奢侈品。羅馬人每年為絲綢支付的費用，高達三千公斤黃金。早期的商人，精明而富有冒險精神，他們組成了一隊隊商團，奔走於東西之間，足跡遍布亞歐大陸。他們闖過最艱險的地帶，同時攫取最高額的回報。

世代的商旅，用腳步開闢出了連接漢朝與羅馬的大道，也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絲綢之路」。這條道路在漢朝掌控河西走廊之後，變得空前繁忙和熱鬧。漢朝在河西的建郡、屯軍行動，保障了邊陲地區的秩序和安寧，中原各種名貴的物產，也得以順利地運往塞外。最初零星的商貿活動，漸漸匯聚到以河西走廊為主的貿易要道上。

敦煌，也因此一躍成為東西方往來的樞紐重鎮之一。商隊走進大陸的心臟地帶，翻過帕米爾高原、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走過撒馬爾罕、疏勒、于闐等城鎮。一路上，他們可能要面對炎熱、乾旱、疾病、強盜等各種致命危機。在數月的艱辛跋涉後，他們終於抵達了敦煌。

由於河西走廊是通往中原的樽頸，最西端的敦煌，居於瓶口的特殊位置，是東來西往的各國使者、商隊、傳教士等各色人等進入中華王朝的第一個駐足地。接下來的旅途將在相對富饒的河西走廊上展開，這也是商旅最喜歡的一段旅程。而且，他們即將抵達東行的目的地——長安，距離財富的夢想越發的近了。

那時的商人，會在敦煌稍作停留和修整，並買賣一部分名貴的貨物。因而敦煌城中，匯集了東西方各種奇珍異寶，以及紛繁多姿的文化藝術。各國人士在這裡交往、雜居，彼此的價值理念和風俗人情在這裡滲透、影響，最終共同創造了鮮明獨特的敦煌歷史與文化。

《後漢書》引用《耆舊誌》，對敦煌這樣描述：「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而當年漢武帝為敦煌所取的盛大輝煌之意，恰恰印證了這種多民族共存、東西文化交融的博大襟懷。

華戎都會

從自然條件來看，敦煌是個宜耕宜牧的絕佳地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祁連山的融雪匯成大大小小的河流，滋潤著山前的曠野與兩山之間的平地。因而，這裡既有水草豐美的牧場，也有稻粱無際的沃土，為敦煌匯集從事農耕的漢族以及西域諸多遊牧民族提供了條件。

在漢代以前，敦煌一帶是西北少數民族的牧場，從漢代開始，越來越多的中原內地的百姓遷入敦煌戍邊、開墾，逐漸形成了以漢人為主體、多民族雜處的全新結構。敦煌居民也從純粹的遊牧過渡到農耕、畜牧並存的豐富生活，又因為絲綢之路的繁榮，發展了舉世矚目的商業活動。

敦煌，也從異域風情蛻變成中西經濟、物產、文化相互交融的國際化大都市。到了魏晉時期，敦煌出現新一波移民浪潮。動盪的時局和連年的戰火，令中原大地滿目瘡痍，而遠離戰亂的河西走廊成了中原士人心中的一座世外桃源。一批批世家大族、儒生文人渡過黃河，留在了敦煌。在獲得身心居所的同時，他們也為敦煌帶來更多的中華傳統文化。

除了中華王朝勢力所及，敦煌同樣經歷了諸多胡人所建的政權，原本盤踞河西走廊的月氏、匈奴等部落不必贅述，在那個風雲變幻的五胡十六國時期，鮮卑人建立的北魏、西魏、北周，氐人的前秦，匈奴支裔的後涼，都相繼在敦煌留下了他們的足跡。還有作為一方勢力的吐蕃、西夏、回鶻、吐谷渾，也為敦煌歷史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若有人在敦煌郡內做絲路的生意，打交道最多的一定是高鼻、深目、多鬚的外族商人，他們大多生活在今天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城，就是今天已經消失的粟特人。因從事絲路貿易，粟特人也在中華王朝的土地上立足，在河西走廊的張掖、昭武等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園。

入籍中華王朝的粟特人，大多以「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為姓氏，因而亦稱作「昭武九姓」。粟特人是一個純粹的商業民族，好比是東方的猶太人。據《唐會要》記載，粟特男子從五歲起就要讀書識字，學習經商之道。他們懂得如何將利潤最大化，不僅販售自製的工藝品，並且組建龐大的商團，頻繁地往來於中亞與長安之間，在很長一段時間，壟斷了絲綢之路上的國際貿易。

受商業活動吸引融入敦煌生活的，還有西亞的薩珊波斯人、阿拉伯人、南亞的印度人等等，他們嚮往東方大國的強盛、奇珍異寶的財富，紛紛湧入了這個絲路上的黃金城鎮。所謂「華戎所交一都會」，敦煌的確是實至名歸。

百國盟會

絲綢之路上的商貿與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並不是總是一帆風順，如同潮漲潮落一般有它的盛衰軌跡。中華歷史走到了東漢末年，中原的征伐與動盪也影響了敦煌乃至整個絲綢之路的繁榮。敦煌因戰亂而與中原內陸隔絕，長達二十年缺失太守一職。失去了政令的約束，豪族大戶稱霸一方，兼併百姓土地，對客商更是百般刁難，絲路貿易亦隨之蕭條。

敦煌的商業亟待復興，西方的商旅翹首期盼著中原王朝的經營。曹魏時期，朝廷派遣太守赴任，然而那太守懼怕豪強勢力，缺乏革除積弊的膽識和能力，無力改變治下的種種亂象。終於在太和年間，敦煌郡迎來了新一任太守——倉慈。這位以清廉簡約、處事有方著稱的官員臨危受命，承擔起復興敦煌生機的使命。

倉慈治理敦煌的事蹟，收錄在《三國志》中。他上任後，就採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抑制豪族，撫卹平民。他見土地兼併的情況嚴重，富者田地無數，貧者卻無立錐之地，於是減免賦稅，重新分配土地，改善了民生凋敝的局面。以往郡下各縣的訴訟案件大量堆積，最終匯總到郡太守處，倉慈便親自審理，權衡輕重，儘量從輕發落，釋放了許多長年被扣押而得不到判決的犯人。

整頓內政後，倉慈著手恢復西方的貿易活動。首先他親自慰問胡商，並承諾：欲前往洛陽做生意者，政府將協助他們辦理過關文書等一應手續，並且開闢一條專用通道，派遣吏民沿途護送商隊；在河西交易後返回西域的，官府用平價與他們公平交易，之後再將這些外貿物資公開交易。倉慈的舉措，受到百姓和胡人的交口讚揚，中西方的貿易又迎來一個高峰。

而絲綢之路上最盛大的活動，要屬隋大業五年（609年）的那場有著「萬國博覽會」之譽的貿易盟會。其主持者，正是那位在歷史上極具爭議的隋煬帝。隋王朝是結束中原數百年分裂的大一統王朝，國力強盛，好大喜功的隋煬帝在經營這個帝國時，也非常關注河西的發展。這時的絲綢之路，由於分裂和戰亂，再次被阻隔。

隋煬帝先是派出了幹練的老臣裴矩，在河西走廊一帶尋找恢復西北商貿繁榮的計策。裴矩將辛苦察訪的成果彙編成三卷《西域圖記》，整理出西域四十四個國家或部族的概況，並繪製大量珍貴的地圖。他還第一次總結了從地中海東岸到敦煌的三條主要商路，呈現出古代絲路的全貌。

裴矩發現，河西地區的貿易，皆由民間自發經營，缺乏政府的管理和促進。同時，河西商路上驛站年久失修，不能為商旅提供食宿，而商路附近的突厥、吐谷渾等勢力還會隨時侵襲或盤剝過往的商隊。因而數百年來，胡商們大多止步於河西走廊，不得進一步與中原進行貿易往來。針對這些問題，裴矩降關稅、設驛站，為商人提供更多的優惠和便利。一度中止的絲路貿易，逐漸恢復活力。

根據裴矩的見聞，隋煬帝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親率文武官員、後宮嬪妃及十萬大軍，疏通河西走廊、會盟西域諸國。隋煬帝大軍浩浩蕩蕩從長安出發，在青海大敗吐谷渾的軍隊，收降十餘萬人。隨後，大軍抵達張掖城外、焉支山下。裴矩和二十七國的首領、使臣恭迎大駕，高昌、伊吾等西域國家的貴族也來朝見中原皇帝，願與隋朝交好。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國際會盟中，各國使者、商人、百姓湧入張掖城，隨處可見盛裝打扮的異族人士、琳瑯滿目的奇珍異寶。整個河西走廊，都洋溢著濃郁熱烈的歡快氣氛。盛會之後的第二年，隋煬帝下令開放從河西走廊到中原城鎮的道路，西域的商人、王公貴族能夠順利進入京師與其它中原都市，為中原大地增添了異國風貌。

隋朝經營西北的創舉，不僅讓河西的商貿重新忙碌起來，更為敦煌及整個河西走廊的經濟、藝術、文化在大唐的全盛與輝煌打下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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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