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群島

原則上，民主柬埔​​寨沒有監獄。據波爾布特在1978年8月的講話稱，「我們沒有監獄，我們甚至不使用『監獄』這個詞。我們社會中的壞分子只是被賦予了要完成的生產性任務。」紅色高棉對此非常自豪，強調與政治過去和宗教傳統的雙重決裂。根據宗教傳統，懲罰被推遲，拘留被佛教的業力所取代，其中罪惡只在來生償還。在紅色高棉統治下，懲罰是立即進行。然而，有「再教育中心」（munty operum），有時稱為「地區警察總部」。陳舊的殖民地監獄就像城裡所有其它建築一樣被遺棄，只在少數幾個小型省級城市裡被重新占用。在那裡，多達30名在押者會被塞進一間為兩三個人設計的牢房裡。在新政權下用作監獄的建築物，往往是此時無用的、陳舊的學校建築，或者寺廟。

毫無疑問，這些頗不同於傳統監獄，甚至頗不同於有著極苛刻體制的監獄。至少可以說，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使囚犯的生活更容易一點，甚至是幫助他們生存下去。食物配給量微乎其微──有時一盒米飯供40名囚犯吃。沒有醫療設施，過度擁擠的問題很普遍。囚犯們時常被戴上鐐銬：對於女性和較輕類別的男性囚犯，會被戴在一隻腳踝上；普通男性囚犯戴在兩隻腳踝上，有時肘部也被綁在背後，所有鏈條都繫在一根固定在地面上的鐵條上（khnoh，譯者註：即鐵鐐銬）。沒有廁所，也沒有清洗的可能。在這些條件下的平均期望壽命為三個月；很少有人活下來。其中一個罕見的例外描述了他在西部大區監獄中的好運：「他們只殺死了大約一半或更少的囚犯。」他足夠幸運，在1975年末被關了起來。當時釋放囚犯仍是可以想像的，直到4月17日。在1976年以前，有20%至30%的囚犯獲釋，也許是因為當時人們仍然相當認真地看待通過讓人精疲力盡的體力勞動來進行再教育這一理念。它是中國和越南監獄系統的核心。來自舊政權的官員甚至士兵，只要安分守己並且努力工作，就有真正的機會活著逃脫。甚至在疏散的早期，這也依然是真的。此後，舊的術語得以保留，但卻沒有了一切含義。監禁通常被說成是邀請參加「學習會議」──這是紅色高棉從中文「學習」一詞借用來的。所有的教學目的的消失（據潘達拉﹝Y Phandara﹞的描述，Bung Tra Beck營地可能是個例外。那裡用於關押從海外歸國的柬埔寨人，其中大多數是學生）在一個地方總部的一張便條中得到了默認。該便條規定，所有兒童不管年齡如何，都不應該與他們的母親關在一起，「為的是一下子就把他們全部清除。」這是對「斬草必須除根」這一口號的實施。該口號是毛主義極端分子中對「階級遺傳」概念的一種激進表述。這些兒童被單獨留下，沒有被捆綁，但無人照料。他們的命運特別悲慘。更糟糕的是少年犯的命運。對於他們，沒有監禁的最低年齡限制。據一名前官員說，

最令我們動容的是20名幼童的命運。他們大多屬於1975年4月17日以後被疏散的人。這些兒童因為太餓而行竊。逮捕他們，為的不是可以懲罰他們，而是可以以極端凶殘的方式處死他們：

監獄看守把他們擊打或踢打至死。

他們用他們做活玩具，捆住他們的腳，將他們吊在屋頂上，讓他們擺來擺去，然後以踢打使其平穩。

監獄附近有一個池塘；劊子手將孩子們扔進去並用腳踩住他們。當他們開始劇烈擺動時，他們會讓他們抬起頭來，然後重新開始這個過程。

我們，我自己和其他囚犯，私下裡為這些孩子的命運而哭泣。他們正以如此駭人聽聞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有8名劊子手和看守。主管Bun和Lan（這是我所記得的唯一兩個名字）是最壞的人，但他們都參與了，爭著看誰可以讓他們的同胞遭受最殘酷的痛苦。

囚犯之間的主要區分在於被判慢慢死去的人與要被立即處決的人之間。這首先取決於他們被關押的原因：他們是否違法、社會出身不純、公開表露過對該政權的不滿，或是參與過某種陰謀。在最後3個案例中，人們通常受到審訊，以便他們要麼承認以前在一個被禁止的類別中工作過，要麼坦白認罪，並點名指認其幫凶。如果他們進行任何一丁點抵抗，就動用酷刑，而且比任何其它共產黨政權下都用得更為普遍。紅色高棉在這方面特別病態和具有施虐狂般的創造力。最常見的手段之一是使用塑料袋進行部分窒息。許多已相當虛弱的囚犯沒有活過這些酷刑期；尤其是女性很遭罪。劊子手的藉口是，最嚴重的酷刑帶來了最好的效果。一份報告聲稱，囚犯「首先被禮貌地訊問，根本沒對其使用任何暴力。因此，不可能知道他是否在說實話」。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如果供認對未來的定罪特別有利，在押者就被轉移到監獄地獄的下一級。因此，人們可以從當地監獄到區域設施，然後到主要大區監獄，最後到達吐斯廉的中央監獄。無論到達那一級，結果通常都是相同的。在飽受酷刑折磨之後，一旦囚犯沒有了更多信息招供（這可能需要數週甚至數月），他就直接被處決了。這通常是用刀子完成的，或者像在三局縣（TramKak）一樣，用鐵棒完成。揚聲器會大聲播放革命性音樂，來掩飾以這種方式死去的囚犯臨終時的痛苦。

人們也可能因某些在合作社裡可能導致麻煩或死亡的相同犯罪而被監禁，特別是如果這些罪行規模較大的話。監獄裡有許多小偷。他們組織了大規模行動，經常是與其同謀一道進行。但也有許多人有婚外兩性關係，還有很多人發表了「顛覆性」言論：抱怨食物不足或柬埔寨臣服於中國、對表現為一種軍事行動的農業環境感到厭倦、對革命讚歌進行戲謔、傳播反共游擊隊的傳聞，或者提及被無神論者顛倒的世界註定要銷毀的佛教預言。一名婦女（一名「70年代人」）因被激怒後在食堂打碎了一個杓子而被囚禁。她被激怒是因為，她已在饑荒中失去4個孩子，卻仍然不被允許陪伴其最後一個孩子。她這個孩子正在醫院裡奄奄一息。

1996年，柬埔寨人權研究所所長凱西紐（Kassie Neou）報告說：

因為說英語的罪行，我被紅色高棉逮捕，並用套在頸部的繩子把我一瘸一拐地、搖搖晃晃地拖到馬德望附近的Kach Roteh監獄。這僅僅是個開始。我被用鐐銬與其他囚犯鎖在一起。鐐銬扎進了我的皮膚裡。我的腳踝上仍留有傷疤。幾個月來我一再遭受酷刑折磨。當昏倒時，我才得以喘息。

每天晚上，看守都會進入牢房，大聲叫喊一名、兩名或三名囚犯的名字。他們會被帶走，我們再也不會見到他們了。按照紅色高棉的命令，他們被暗殺。據我所知，我是從Kach Roteh倖存下來的極少數囚犯之一。這實在是一個酷刑和滅絕營。我倖存下來，只是因為我善於講述伊索寓言和高棉神話中的經典動物故事，從而能夠讓作為我們看守的青少年和兒童很開心。

除了這些政治案例之外，還有大量社會案例：曾就自己以前的職業撒謊或者隱瞞過去歷史中諸如長期旅居西方等有損聲譽事件的人。 監獄中還有相當多的農民（儘管他們占極少數），甚至還有士兵和紅色高棉官員。在三局縣監獄，這些人占所有囚犯的10%，或者說，在477人中就有46人。他們表現出偷懶的跡象或「開了小差」。後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指嘗試去探望他們的親人。中級或較高級別的幹部一般直接被送到吐斯廉等中央監獄。

參觀這棟陳舊的學校建築，就是感受陷入恐怖的極致。在柬共時代，該建築僅被以代號稱為S-21。不過，它只是數百座拘留中心中的一座，儘管它造成兩萬人遇難，但這並不是一個極高的數字。生活條件極其惡劣，但在別處也同樣糟糕。只有2%的死者，或許還有5%的囚犯，在吐斯廉得以倖存；因此，無法與奧斯威辛在納粹集中營系統中的核心作用相比。除了廣泛使用電力之外，也沒有特定的酷刑方式。它唯一的特定特徵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中央委員會」監獄，失勢的幹部和落馬的領導人就被送往那裡；而且它是一個特別強大的「黑洞」，幾乎沒有機會活著擺脫，只有六七名在押者活了下來。它也很獨特，因為它保留了1975年至1978年中期入獄的所有囚犯的完整清單（14,000個名字）以及一個龐大的檔案庫。檔案庫裡含有供詞和審訊報告，包括一些關於政權高級人物的內容。

約五分之四的囚犯本身就是紅色高棉成員。其他人是1978年被派往那裡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其中很多人是華人血統。還有少數很不幸落入該政權手中的外國人（大多是水手）。在任何特定的時間，都有1,000至1,500名在押者，但人員流動確實很大；不斷增長的進入人數大約相當於每年的死難者人數。1975年只有200人，到1976年有2,250人，1977年已逾6,330人，1978年僅第一季度就有5,765人。審訊人員面臨兩難困境：據一本筆記本的記錄，「酷刑被認為是絕對必要的」；但問題是囚犯在足夠坦白之前死得太快，這對黨來說是一種失​​敗。因此，在所有囚犯肯定會死亡的那個地方，可以得到最少量的醫療護理。一些在押者比其他人更容易處理；囚犯（往往已被處決）的妻子和子女在預先安排的時間內迅速被除掉。這樣，1977年7月1日，114名婦女（其中90人是囚犯的妻子）被絞死；次日，31名男孩和43名女孩被殺，他們都是囚犯的孩子。此前，15人從一個特別的兒童教養所搬到那裡。在宣布柬共存在後不久，每天的處決數量達到頂峰；1977年10月15日，有418人遇害。估計有1,200名兒童死於S-21。（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