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9月19日訊】 9月15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三名貿易專家所組成的小組委員會指出，美國2018年對價值2000億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並沒有充分說明為何這些措施是暫時合理的，因此已違反國際貿易規則。美國政府對此裁定結果表達強烈不滿，批評世貿沒有能力阻止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並強調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是為了反制中國竊取知識產權以及強迫美國公司透過技術轉移換取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美國總統特朗普則表示，不排除對WTO採取行動。
且不論美國以後對WTO何時採取何種行動，回顧一下中國在美國克林頓政府強烈支持下加入WTO以來，美國在這個由自己主導創立並在初期掌握話語權的國際組織，如何逐漸被邊緣化這一過程，確實很有意義。
克林頓促成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轉化為WTO
談到WTO，就不能繞開美國總統克林頓。這位總統在三件大事上與WTO密切相關。
第一件事是推動WTO的成立。WTO的前身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GATT）總部，1948年由美、英、澳、法等23個國家共同創立，中華民國也是其中成員。GATT的原則是自由（第11條規定：將貿易限制措施轉為關稅，以及降低關稅稅率）、非歧視（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及多元化，必須在這三項原則下進行自由貿易往來。GATT因本身並非一個國際組織，其組成成員稱為「締約成員」（Contracting Parties），約束力弱。比爾·克林頓在1993年成為美國總統，積極推動GATT向WTO（世界貿易組織）轉型，通過1994年烏拉圭回合這一談判，1995年1月1日，75個GATT的簽約國和歐洲共同體成為WTO的創始成員，其他52個GATT成員國在隨後兩年內陸續重新加入WTO（最後一個是剛果，在1997年加入）。與GATT相比，WTO是一個正式國際組織，其組成成員則稱為「會員」（Members） ——也就是說，WTO成為一個正式國際組織，與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努力推動直接相關。
西雅圖之戰：美國左派從反WTO到支持全球化
第二件事是不經意間，讓美國左派對WTO、全球化從反對轉化成認可。這事情到今天還能讓人們有鮮活印象，得感謝美國導演斯圖爾特·湯森德（Stuart Peter Townsend）。他拍的那部《西雅圖之戰》（Battle in Seattle），記錄了1999年在西雅圖召開的WTO部長級會議的場外抗議。電影裡多次使用了當時的紀錄片段，儘量再現了當時的抗議場景。
這部影片最有意思的是，它展現了集會抗議參與者的抗議目標十分模糊，很多人並非是真正有政治訴求，很多人可能連WTO具體怎麼回事都沒弄清楚，更不知道全球化與民主是啥關係。參加抗議的迪亞戈、桑、盧、傑伊這四個青年在1999年11月的同一天走上西雅圖街頭，時勢造英雄，成為反對WTO隊伍的臨時領導者。他們來自不同階層，有著不同的出發點。然而在這時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呼籲WTO關心貿易環境和勞工福利政策，並表達他們反對全球化的立場。抗議人群高舉著「全球化破壞公平競爭」、「WTO反民主」的標牌，喊著「平等、反剝削」的口號，群情激昂，但卻幾乎沒有人懂得為什麼要反對WTO，更沒有多少人懂得反對WTO將讓世界如何更加平等。參加遊行的人當中，絕大多數人對所謂全球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WTO是個什麼性質的組織，但他們從自己呼喊的口號中產生了情緒滿滿的集體感和力量感，於是把與自身毫不相干的慾望、熱情和憤怒揉進口號，衝上街頭，砸商店，與警察對抗。
影片中有一段描寫迪亞戈與黑人青年桑在臨時關押他們的地點相聚，討論起這場抗爭。當時發生了一件事情：參加WTO的非洲代表來到會議廳，發現會議廳空蕩蕩的，這位非洲代表覺得自己不被尊重，義憤填膺地慷慨陳詞，痛斥全球化是種不公正、不公平的變態侵略，非洲國家的話語權並不被尊重！他還表示支持美國左派青年的抗議，並要求西雅圖警方釋放被關押反抗人士。這番發言影響了WTO的代表們，紛紛發表各自的見解，共同點是支持抗議。迪亞戈與桑坐在那裡百無聊賴，看了這段新聞覺得挺新鮮，我們為反對WTO而來，但WTO卻支持我們，於是開始互相探問WTO究竟是什麼。迪亞戈說，「我們來時不知WTO是什麼，現在抗議結束我們就要回家了，但還是不知道WTO是什麼」。想起他們在街頭憤怒高喊WTO反民主、全球化反公平競爭等口號時的情景，兩人情不自禁爆笑。桑最後說了一句：「在這之前，有誰知道WTO？——雖然他們現在還是不知道。」
這場兩人討論擊中了街頭民主隱蔽而又致命的軟肋——不論暴力抑或是非暴力，無論被官方肯定抑或是鎮壓，街頭遊行者的大多數其實處於盲目狀態。我說這些，當然也是為了提醒今天的觀察者，不要像電影中那位年青女記者輕易地抹除自身作為旁觀者的理性，成為抗議隊伍的一員。
結果對前總統克林頓來說，算是以喜劇收場。通過這次西雅圖之戰，美國民主黨政府了解到必須為全球化加上普世價值，以區別於被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所反對的前殖民時代。有了這套附加的價值觀包裝之後，美國本土的左派從此認可全球化，並加入各種NGO遍布世界，成為全球化的有力捍衛者。最終導致華爾街、跨國資本與左派在全球化問題上的一致，因而成為政治同盟——這裡面的因素值得多方探討，但毫無疑問，西雅圖之戰是個轉折點。
克林頓為中國加入WTO的理論貢獻
外界都知道，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對中國的研究基本有兩個堪稱經典的預想前提：1、中國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2、對中國開放西方的互聯網技術，有助於瓦解中國的言論管制。這兩點最終都會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
本人原來不清楚為什麼一定要咬死這兩個前提，也寫文章反駁過：加入WTO的有不少專制國家，比如古巴，為什麼WTO只對中國民主化有促進作用，對古巴卻沒有？但我發現，無論怎樣的事實都無法改變這些說法。直到我偶然讀到前總統克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方知這兩個說法的始倡者是前總統克林頓。
為了支持中國加入WTO，前總統克林頓通篇講話，意在解開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擔憂。他從「誰失去了中國」這一話題切入，談到美國政界、學界認識到的所有中國問題，例如一黨專政的國家，不能容忍反對派，剝奪了公民言論自由和宗教表達的基本權利，控制經濟從而讓國民對政府形成很強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以及人們對中國可能崩潰的擔憂等等。怎麼辦？年輕的克林頓總統充滿信心地回答：「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認同中國的做法，問題是，改進這些實踐最明智的做法是什麼？」他進而提到：「中國未來的道路是中國自己的選擇。我們無法控制這種選擇「，「我們只能影響它。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確實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我們可以努力把中國拉向正確的方向，也可以轉身而去。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轉身而去』會把中國推向錯誤的方向」。克林頓總統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WTO將使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它將繼續推進美國過去30年來（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來）在中國努力實現的目標」。
中國後來的政治變化說明，這兩個預想並不成立。這不能說是克林頓總統的錯，因為他說得很明白：「中國未來的道路是中國自己的選擇。我們無法控制這種選擇，……我們只能影響它。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確實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直到2017年特朗普在當選後公布的一個「百日計劃」中明確提出，要「抽乾華盛頓的沼澤（Drain the Swamp），與中國在美滲透活動相關的各種報告陸續公布，在這種氛圍中，美國中國研究圈被迫對長達幾十年的中國研究做一檢討。2018年11月29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報告，承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對中國誤判，指出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加以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界，希望藉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台灣的支持。
而正是在這十六年中，中國已經成功地將WTO、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變成為自身利益服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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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自由亞洲／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