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紅衛兵華林森回憶起桂林的報復行為：

天一亮，士兵們就開始搜查房屋並抓人，與此同時，通過擴音器大聲喊出指示。此前，他們擬定了一份包含10項罪行的清單。這些罪行包括攻占監獄、劫掠銀行、襲擊軍事設施、強行進入安全部門設施、突襲火車、參與武裝鬥爭。凡被懷疑犯下這些罪行中任何一項者，均會被逮捕，並遭受「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律制裁。我快速計算了一下，意識到我犯下了那些罪行中的至少6項。但我做這一切是「為了革命的利益」。我並未從其中任何一項中得到任何個人好處或利益。如果我不想參加革命，我也就不會實施這些犯罪行為中的任何一項了。突然間，我被要求為它們承擔責任。這似乎很不公平，我當然非常害怕……

後來我才得知，這些士兵殺死了我們一些躺在醫院裡的受傷的英雄，他們切斷了給那些正接受輸血者的血液和氧氣供應，殺死了更多這類人。那些仍然能走路的人讓人拿走了其所有藥物，他們被送往臨時監獄。

一名受傷的男子成功地溜走了，士兵們封鎖了整個地區。他們再次搜查了所有的房間。凡是名字沒有寫在當地名單上的人一律被捕，這也是我的命運……

我（在桂林第七學校）坐牢時，邂逅了一位我學習當技工時的老同學。他告訴我，我們學校的一名戰鬥英雄被士兵殺死了。他通過在山頂上三天三夜抵抗敵人的襲擊而成為英雄。為了表彰他的英勇，造反派頭目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孤膽英雄」。接管了該校並抓了那麼多人的士兵們叫他從人群中出來。當著所有學生的面，他們把他捆在麻袋裡，並把他掛在一棵樹上，這樣他就真的像一個「膽囊」（在中文裡，這個詞讓人聯想到「孤膽英雄」這一概念）了。然後，他們用步槍槍托把他打死在麻袋裡。

還有和這個故事一樣可怕的許多其它故事在監獄各處流傳，但我儘量不去聽。處決在全城已經持續了兩天，已成為人們的主要話題。殺戮開始看來幾乎成為常態。實施殺戮的人似乎並沒有深受它們困擾，談論它們的人已經變得冷酷無情。我聽了這些故事，好像它們是關於另一個世界的事。

監獄裡最糟糕的事始終是其中一名囚犯同意與當局合作，並前來試圖挑出他以前的同伴。看守們會突然給我們一道命令，如「抬起你們可惡的狗頭來」，然後，一些蒙面人會進入房間，並長時間注視著我們。如果他們看到他們認識的人，士兵就會用槍指著他，命令他跟他們走。他們往往被立即處決。

這樣，在1968年，國家重申將繼續實行既定政策。它再次取得了對制度化暴力的壟斷，並毫不猶豫地使用它。被公開處決的人數增加，標誌著回歸到文革前使用的警察戰術。在上海，前工人王洪文宣告了「對無政府狀態的勝利」。他是江青的門徒，很快將成為黨的副主席。4月27日，幾名造反派領導人被判處死刑，並即刻在一大群人面前被殺。「四人幫」另一名成員張春橋在7月稱：「如果有少數人被錯誤地指控，那無所謂；但允許任何有罪之人逃脫將是災難性的。」中國進入了一個黑暗年代，充斥著並不存在的陰謀和陰謀論。在此期間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社會又歸於沉默無聲。這是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所經歷的恐怖最嚴重的時期，直到1971年林彪之死才有所減弱。

第一個陰謀是所謂內蒙古人民黨的陰謀。該黨其實在1947年已被共產黨解散和吸收，但當局聲稱其已祕密地自我重組。1968年2月至5月，逾346,000人受到調查，四分之三的嫌疑人是蒙古人，而仇外心理無疑是這件事的一個主要因素。有16,000人因處決、酷刑和自殺而死，87,000人終身致殘。在雲南──另一個擁有大量少數民族的省份，類似的指控導致14,000人被處決。尤其險惡的是五一六團「陰謀」。這可能是一個很小、很短命的北京極左翼紅衛兵組織，類似的組織有成千上萬個。該組織留下了少許痕跡，包括1967年7月所發表的敵視周恩來的聲明。由於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毛氏中央決定將該組織描述成一個龐大的「黑盜」和反革命分子網絡。1970年發起的針對他們的運動，經過全國各地多年的酷刑和逼供，於1976年結束，毫無結果，且沒有任何重大審判。在外交部的2,000名工作人員中，有600人在這件事上受到調查。毛澤東自己的私人衛隊──8341部隊，在調查過程中揭穿了178名「敵人」，並殺死了10人，因此而出了名。1968年末在陝西一家工廠，547名「特務」連同1,200名同謀一起被揭穿。1968年4月，京劇演員嚴鳳英被控犯有13項不同的罪行並自殺。為了找到一個據稱她藏在體內的無線電廣播發射機，對她進行了驗屍。三大乒乓球冠軍也自殺身亡。

鄭念講述了戲劇化恐怖中的一個插曲──1969年的一次「批鬥會」：

屋裡的觀眾高呼口號，並揮動著紅寶書，在呼喊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之後，又喊了「祝我們林副最高司令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我看來，這一切似乎不僅反映出「九大」以後林彪地位的上升，也證明了這一事實：組織這次會議的人是林彪的密友，急於推動對他的個人崇拜。

兩條腿進入了我有限的視野。一個男人在我前面發言。他講了我的家庭背景和個人生活，把我介紹給觀眾。我已經注意到，每當革命分子講述我的人生經歷時，就把我描摹得更富有，生活方式更頹廢更奢侈。現在這場鬧劇達到了異想天開的程度。由於我曾答應不回嘴而是保持沉默，我比在1966年的前一次批鬥會上輕鬆了許多。然而，當那位發言者告訴觀眾我「是帝國主義者的特務」時，他們就從座位上跳了起來，並圍著我大聲辱罵，以此表達他們的憤怒和憤慨。

如此的惡意誹謗令人無法忍受。我本能地抬起頭來回應。女人們驀地猛然舉起我戴著手銬的雙手。頓時我的肩關節一陣劇痛，像被撕裂似的，我只得深深地俯下頭，向前彎下身子，以緩解痛苦。在那名男子譴責我的其餘時間裡，他們一直讓我保持這個姿勢。只有在那些人再次高喊口號時，他們才允許我把兩臂放下。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這是在對我施行所謂的「噴氣式姿勢」。這是革命分子發明的，用以摧殘他們認為是頑固不化的受害者，並迫使他們俯首屈從……

觀眾席上的人很快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他們的叫囂聲淹沒了發言者的講話聲。有人從身後猛力推搡我。我踉踉蹌蹌，把麥克風都撞倒了。其中一個女人想把它撿起來，卻被電線絆倒了，連同我也一起被拖倒在地。我跌在地上的姿勢十分不雅。我的臉貼在地上。許多人在這場混亂中都絆倒在我們身上。每個人似乎都在大喊大叫。全場一片混亂嘈雜。幾分鐘過去了。最後我又被拉了起來。

我已精疲力竭，直盼著會議早點結束。但發言仍在繼續。似乎台上那些圍坐在桌前的人都想表現一下自己。對我的揭發批判總算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們開始爭相唱讚歌，以豐富的中文所能提供的最誇張的阿諛之詞，對林彪極盡吹捧之能事。我想，唯有林彪忠誠的助手們此刻可能正在隔壁房間裡窺聽，他們才會如此賣力地對林彪表忠心，否則這樣的狂熱是無法解釋的。

突然，我身後的門打開了。只聽一個男人的聲音喊道：「走啦！」意思是有人離開會場了。這兩個簡單的字產生了電一般的效應，那個發言的說到一半就打住了。既然在鄰屋窺聽的重要人物已經走了，這場戲就沒必要再演下去了。一些觀眾已經站起來了，其他人則收拾他們的提包和上衣。那位發言者就匆匆忙忙地領著他們喊口號，但現在他已被大大地冷落了。只有少數人一邊走出會場，一邊跟著他喊幾句。似乎這些人對我的怒氣也消了。儘管他們沒有對我微笑，但飄來的目光已經很淡然了。我不過是他們所出席的批鬥會中眾多受害者中的一員。他們已完成上級要求他們所做的。現在，這一切已告一段落。當一個人從我身邊經過蹭了我一下時，其後面的人竟會伸手把我扶穩。

只一會兒功夫，會場裡人就走空了。我能聽見離開大樓的觀眾邊走邊聊：「這天還很冷，不是嗎？」「你去哪兒吃晚飯？」「現在沒下雨吧？」等等。聽起來就像在電影院或劇院看完秀散場一樣。

所有親歷者一致認為，1969年和隨後的數年裡，中國是一個由口號和政治運動統治的暴力之地。文革的明顯失敗導致大多數城市居民對政治失去了一切信心。年輕人尤其受影響，因為他們在此過程中投入了很多。他們頻頻拒絕下鄉，導致了一個過著半隱密生活的下層階級的形成。憤世嫉俗、犯罪和自私是各地的常態。1971年，殘酷和意外地除掉林彪──毛本人指定的自己的接班人，終於讓很多人開闊了眼界。毛──「偉大的舵手」，竟然不是絕對正確的。中國人感到厭倦和恐懼，這理所當然：勞改人數在1966年至1976年之間增長了200萬。不過，黑暗即將消散。人們仍假裝忠於他們的領袖。但在底下，民間團體正擺脫死氣沉沉的狀態，而後在1976至1979年劇增。這是一場遠比文革更有成效的運動。1966年8月毛澤東獎勵一名優秀學生的口號將永遠是對文革最好的總結：「因為我聽話，我才造反。」（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