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西方有一個頗受推崇的傳說：紅衛兵只不過是1968年法國革命者的一個稍微更狂熱的版本。四人幫倒臺之後，一種說法在中國流傳：紅衛兵是一群政治投機者的地下法西斯主義幫手。但這種傳奇式的說法遠非事實真相。現實情況則大不相同：「造反派」認為自己是好的毛派共產黨人，未受任何民主或自由理想的影響；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正是如此。在沒有民主集中制的情況下，整個實驗實際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就結束了，但在那段時間裡，他們共同代表了一個奇怪的另類共產黨，此時真正的「共產黨」因其核心的分裂而癱瘓。他們準備為毛獻出自己的生命，雖然他們與林彪和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組也有著強烈的個人和意識形態聯繫，但他們實際上只是一種替代品，因為他們反對反毛的省市當局。他們當然也是北京宮廷權鬥的一支補充力量。這些數以千萬計的年輕人的沖天幹勁，幾乎完全是破壞性的。在掌權的短暫時期內，他們完全一無所獲，也未能對業已實施的極權主義結構做任何有意義的改變。紅衛兵經常佯稱，他們的目的是效仿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但他們組織的選舉從來都不是自由或公開的。所有決定都是由小型的、自我任命的團體做出的，任何變化都只是該運動內部及它們控制下的行政機構內部鬥爭的結果。不時有小型的、個人的勝利，工廠工人的一些社會需求得到滿足，但這些成績只是讓1968年回歸常態更加艱難。
紅衛兵以諸多不同的方式與共產主義運動相關聯。1966年6月和7月，由劉少奇團隊派入主要教育機構的工作組和依靠他們的各省級團體，為教授們建立了首批「黑窩點」，並為第一批紅衛兵組織提供了動力。儘管它們在8月初正式停止運行，但作為毛的中央委員會工作組的一部分，它們有時仍在各地方組織中產生持久影響。無論如何，它們是教育系統中對教師和幹部系統性訴諸於暴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它們為破「四舊」運動開闢了道路。那場運動雖然得到了地方當局的支持，但主要是警方的事。警方提供一切必要的信息、收集證據並沒收財產。1978年，鄭念重新找回了她的大量瓷器收藏品，感到又驚又喜。這些收藏品是20年前在這樣的暴力環境下被沒收的。當時，那些參加過以前運動的人以及一些中層幹部被當作替罪羊，以保護曾一直在真正指揮行動的人。
這場運動延伸到工廠。與此同時，毛越來越意識到，他的目標──消滅所有政治對手──正在脫離他的掌控。這一切導致造反派與省市當局之間的對抗日益加劇。但地方當局總是非常清楚如何策劃大規模示威。這些示威活動很難與更靠近毛澤東路線的造反派的示威區分開來。另一方面，造反派在地方上更加獨立，他們認為自己所做的是一種救贖，與中央文革小組所變成的「超級中央委員會」保持一致。康生在其中扮演著謹慎而重要的角色。專門的團隊與北京保持密切聯繫（在早期，這些團隊通常由來自首都的學生組成）。他們提出建議和黑名單（包括中央委員會三分之二成員的名字），等待結果和證據，並用珍貴的「無罪標籤」獎勵其盟友們。這些標籤被用作躲避解放軍的一種護身符。造反派正如其對手一樣依賴國家機器，但是以不同的方式。所有團體都在鎮壓問題上團結一致，這是與西方革命傳統的一個巨大差異。如果勞改營在任何時候遭到批評（很少發生的事情），那就是因為它們管理鬆弛：例如，鄭念回憶起新毛派監獄看守是多麼殘忍和不人道。華林森（Hua Linsham）是一名極左造反派，且公開反對解放軍。他在一家製造武器的監獄工廠工作；然而「在我們待在那兒的整個期間，囚犯們待在他們的牢房裡，我們與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接觸」。紅衛兵用綁架作為其鎮壓軍械庫中必要的武器。他們在每間學校、政府辦公室和工廠裡都有自己的監控網絡。在這些「牛棚」（首選的委婉說法是「學習班」）裡，人們受到監禁、審訊和不停的折磨，其過程小心翼翼，充滿想像力。Ling回憶起其學校裡的一個非正式的「心理研究小組」：「在小組會議上，我們避免提及酷刑，但我們認為酷刑是一種藝術……我們甚至認為我們的研究不充分……有很多方法我們無法測試。」杭州一個「激進」的民兵組織，主要由自身遭受過迫害的「黑類」組成，通常在任何時候，其3個「調查中心」都有1,000人。它控告23人誹謗其領導人翁森鶴；其工作人員每工作一天，就休息三天，並免費用餐。在前紅衛兵所做的所有陳述中，對鎮壓行為的描述占據核心地位。有無數關於敵人的故事。他們被打倒在地、四處遊街、受到羞辱，有時被殺，看似沒有來自任何一方的反對。文革時期的顯著標誌還有再次囚禁前在押人員、再次應用以前去除的「右派」標籤、系統性地逮捕外國人或曾旅居海外的中國人。還有新的惡行，例如女兒有義務服完亡父剩餘的刑期。「民政管理機構遭受嚴重打擊，勞改管理機構受到的打擊則要小得多。或許這一代人是監禁者而不是造反派的一代。」
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甚至是關注打造新理論的激進造反派組織，例如湖南的「省無聯」組織，都無法擺脫極其有限的毛主義框架。毛的思想總是那麼含糊，而且他的言辭如此矛盾，以至於它們可以轉變成幾乎任何意思：保守派和造反派都有他們的引文庫──有時引語相同，解讀卻不相同。文革期間的中國是個奇怪的地方，一名乞丐可以引用毛關於互助的言論來證明偷竊是合理的，地下經濟中一名偷磚的工人可以毫無顧忌，因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但總有一個確鑿的核心思想：暴力的神聖化、階級鬥爭的激進本質及其政治涵義。對於遵循正確路線的人來說，任何事都是允許的。甚至造反派也無法與官方宣傳保持距離；他們的文本密切模仿黨的官方語言。他們不僅向群眾，而且向自己的同志肆無忌憚地撒謊。
擁護20世紀50年代創建的等級制度，進一步成為一種共識，這或許是文革最具戲劇性的效果。情況本來可能大不相同。為加快進程，中央文革小組已經將其組織的大門向「黑類」打開。他們搶著加入。由於中國知識分子45%的子女入讀了廣州的學校，南方註冊的學生人數高得不成比例。幹部的子女和正式被認定為工人的人的子女，構成了南方大都市保守派的82%。受無公認地位的工人的支持所推動，造反派成為政治幹部的天敵，而保守派則集中精力攻擊「黑類」。造反派的計劃包括消除社會政治分化，這使他們有望擺脫自己地位低劣的恥辱。因此，他們發起了一場針對保守派和「黑類」的鎮壓運動，希望這些打擊不會降臨到自己的親戚身上。更糟糕的是，為了自己，他們接受了北京紅衛兵提出的階級遺傳性的新概念。這些紅衛兵大多是幹部和士兵的子女。
例如，這一概念在一首引人注目的進行曲中得到了表達：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要革命，就跟我走。 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滾他媽的蛋！ 你幹的那些齷齪事，我們會逮到你！ 殺！殺！殺！
一個「出身好」的人評論道：「我們是天生的紅類！我們的紅來自我們母親的身體。而且我非常清楚地告訴你：你們是天生的黑類！對此，你們還能做什麼呢？」類別的種族化是毀滅性的。皮帶在手，翟振華擺出準備辱罵的姿勢，迫使其階級中半數「黑」類把所有時間都花在研究毛上：「如果他們要拯救自己，他們必須先學會為其糟透的家庭出身而感到羞恥，並憎惡其父母。」當然，他們是可以加入紅衛兵的。紅衛兵在北京的火車站巡邏，痛打任何出身不對的紅衛兵，並把其遣送回家。在各省，人們往往較為寬容，那裡「黑類」有時的確擔任職務，但優勢總是歸於「出身好」的人。有一個綽號為「小豬」（Piggy）的女生，Ling回憶說：「小豬的階級背景──一個重要資格，非常好：她來自一個石匠家庭，經常吹噓她家三代以來頭頂從未有過屋頂。」在任何口角中，階級牌總是被打出來，且總是贏。華林森是一名非常激進的造反派，曾經被一些相當保守的紅衛兵扔下火車：「今天，我仍舊感覺到，當時他們發現我的實際存在是多麼令人反感和骯髒……我突然覺得我相當令人厭惡。」在示威中，父母為紅五類（黨員幹部、軍官、工人、貧農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一直起著主導作用。隔離制令整個社會分裂。在1973年的一個居委會會議上，鄭念錯誤地與無產階級一起坐了下來。「彷彿他們受過電擊一樣。最接近我的兩名工人立刻將他們的凳子從我身邊移開，結果我就孤立地坐在擁擠的房間裡。」然後她走過去加入一群婦女、「受譴責的資產階級成員和知識分子──文革棄兒」。她明確指出，實施這種隔離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黨。（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