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新人」

無法回歸社會的監禁與刑罰系統大肆吹噓的目標根本矛盾。該目標聲稱，要對在押者進行改造，並把他們轉變成「新人」。正如讓-呂克．多梅內克所指出的，該系統不斷聲稱：「拘留不是一種懲罰，而是罪犯改造其習慣的機會。」安全部門的一份內部文件闡明了新被拘留人員面臨的這一過程：「一個人只有在首先承認其做法是錯誤的情況下，才能遵守法律。接受和順從是必須教給囚犯的頭兩堂課，他們必須在整個逗留期間記住這些課程。」一旦囚犯與其過去決裂，他們就可以開始接受「正確的思想」：「當務之急是，必須逐漸灌輸四項基礎教育原則，讓犯罪分子的政治思想重返正軌：馬列主義、對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仰、共產黨以及人民民主專政。」因此，監獄首先成為教這些難駕馭或學得慢的「壞學員」的地方；因為黨的思維至少就是這樣。帕斯夸里尼在一座勞改營偶然發現一個橫幅，上面寫道：「歡迎我們的新同學！」在這裡肯定有東西要學。在訓練期間，每天飯後在牢房裡進行至少兩小時的學習。但是，當一些囚犯的進展不令人滿意或有政治運動時，學習可以持續一整天、一週，甚至一個月。在很多情況下，持續兩週到三個月的「不間斷學習」用作對刑罰系統的一種介紹。課程遵循極其嚴格的模式，期間禁止四處走動、站起來（甚至是改變坐姿）、交談，當然還有入睡──這是在辛苦工作一天後的一種永久性誘惑。作為天主教徒的帕斯夸里尼驚訝地發現，冥想、坦白和懺悔被改造為馬列主義的做法，唯一的區別是行為無情的公開性。目標不再是重建人與上帝之間的橋梁，而是將個人溶入服從黨的一群人中。學習是以坦白為中心，非常詳細。偶然穿插閱讀和評論《人民日報》，或者討論一些和他們的教育相關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取而代之的是閱讀毛主席的作品；每個人都必須隨身攜帶一本他的思想選集。

在所有情況下，目標都是相同的：摧毀個體人格。牢頭本身就是囚犯，以前通常是黨員，在這一點上扮演著關鍵角色：「他會不斷地敦促，使小組討論能持續進行，或者講述一些充滿道德原則的故事來指導我們。我們可能談論過的所有其它事情──家庭、食物、體育、消遣，當然還有性──完全被禁止。『在政府面前，我們必須一起學習、互相監視』；這就是座右銘，它寫在監獄的每個地方。」坦白是個好主意，承認自己是壞人才做了壞事，也是如此：「無論我們屬於哪一類，我們所有人都犯了罪，因為我們有很壞的思想」，這位牢頭會說。如果有人承認他有壞思想，那麼其解釋必須是每個人都被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或反動思想所污染。歸根結柢，在一個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逃過政治的社會中，所有罪行都是政治性的。

解決方案非常簡單：改變人們的想法。因為在中國儀式與心靈是密不可分的。林彪元帥推出了一個模型，鼓勵人們成為身著連衫褲工作服的又一個革命者，或者像士兵雷鋒一樣的英雄。他很自豪能夠成為為該事業服務的偉大機器上的一個小小的齒輪。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執行一項任務時，他足夠幸運地殉職了。林彪宣稱，「囚犯很快學會用不置可否的口號談論。當然，其危險在於他可能最終會用口號思考。大部分人都會這樣。一般來說，營地生活的現實會把他從這種思想中拉出來。」

讓．帕斯夸里尼回憶起由認罪制度導致的精神分裂症的一個典型事件：

在學習時期的一個寒冷多風的夜晚，我離開牢房出去小便。當寒冷的西北風吹打著我時，我不大想走200碼到茅廁。於是，我走到一幢庫房旁邊，靠著牆小便。畢竟，我推斷，黑暗中沒人會看到我。

我錯了。我勉強解完時，屁股上被狠狠地、迅速地踢了一下。當我轉過身時，隱約辨認出一個輪廓，但那聲音屬於一名看守。

「難道你不知道衛生規則嗎？」他質問道，「你到底是誰？」

我說了我的名字，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教訓……

「我承認我錯了，看守。但我所做的只是違反了監獄規定，而你卻違反了法律。政府成員不得傷害囚犯。禁止身體暴力。」

那個輪廓停頓了一會兒想了想。我做了最壞的打算。

「你說的對，包」，他慎重而平靜地說道。「我承認我犯了一個錯誤──我將在我們（看守）的下一次自我批評會上提出這個問題。你準備回牢房給我寫一份徹底的懺悔書嗎？」

我對他的反應感到驚訝，也被感動了，因為這是看守在囚犯面前承認自己的錯誤。聞所未聞！我只好脫口而出，「是的，看守，我當然會。」

⋯⋯我坐在我的位置上，開始準備我的懺悔書。幾天後，在每週反省時，我大聲朗讀它，讓整個牢房都能聽見。

「我所做的表面看起來可能不太嚴重」，我在讀完後補充道，「但經過進一步檢查，它顯示對政府教導的不尊重和對改革的抵制。通過小便，我在以一種卑劣的方式表達我的憤怒。它是一種懦弱的行為，就像我認為沒人看時在政府面前吐痰一樣。我只能要求政府儘可能嚴厲地懲罰我。」

懺悔書發給了楊看守。我等待著。我做好了再次被單獨監禁的準備。兩天後，楊帶著其裁決來到牢房。
「幾天前」，他說，「你們中有一人認為，他凌駕於法律之上，犯下了一個大錯……這次我們會放過他，但不要認為，這意味著只要你寫一篇道歉，就總能擺脫困境。」

一些西方觀察家所描述的所謂洗腦就是這樣。它沒有任何微妙之處；它只是相當野蠻地強加了一種拙劣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對一切都有著過分簡單化的答案。關鍵是要確保囚犯沒有個人表達的機會。手段是多重的。最原始的是系統性的進食不足（它弱化了抵抗力），以及馬列正統信仰信息的永久飽和。這些手段用於沒有空閑時間（長期學習、工作和強制性操練）或個人空間（牢房過度擁擠，燈光整晚都亮著，且只允許有很少的個人物品）也沒有機會表達自己想法的環境裡。討論是強制性的，所有人的發言都被仔細記錄下來，並存入發言者的檔案。帕斯夸里尼為1959年說的一句話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在這句話中，他顯示出對中共干預西藏略微缺乏熱情。該系統另一個原有特徵是，將大部分意識形態工作委託給囚犯，顯示了該系統的有效性。囚犯們互相搜身，評估其同伴在工作中的表現，並控制他們的進食量，討論待獲釋者所接受的「改造」是否足夠；尤其是批評監獄的同伴，催促他們完成自我批評，以顯示自己的進步。（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