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共產黨政權統治下的很多時候一樣，對黨內活動分子的鎮壓留下了更多的痕跡，因為這些人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且他們的網路常常倖存下來。一些宿怨在數十年後才得到了結，受害最重的幹部總是那些與民眾關係最密切的人。他們的敵人，其中大多數是為中央機關工作，常常指控他們過分關注當地問題，這無疑導致他們在觀點上有所緩和，甚至可能導致他們質疑自己接到的命令。然而，這場衝突掩蓋了另一場衝突：地方活動分子經常來自農民中較富裕的階層和地主家庭，他們能識文斷字，是黨的核心之一；這些人支持共產主義，將其作為一種激進形式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來自中央的激進分子和來自正規軍的士兵，主要是從較低階層和社會邊緣群體中招募的，包括土匪、乞丐、遊方僧侶、僱傭兵，以及婦女中的妓女。早自1926年開始，毛澤東就打算讓這些群體的成員在革命中扮演主要角色：「這些人能夠以極大的勇氣戰鬥。如果以正確的方式領導他們，他們將成為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1965年，他仍試圖給予他們認同。當時，他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描述自己是「一位年邁的僧侶，在星空下撐著一把滿是洞的傘向前走」。根據共產黨領導人的說法，其餘民眾對革命令人吃驚地消極和無動於衷，除少數堅定的反對者（其中許多人也是精英階層的成員）之外。這項評估包括「貧窮和半貧窮的農民」，他們構成了共產黨在農村的階級基礎。一旦來自中央的人成為幹部，他們就會把自己的整個社會地位歸功於黨，並且經常渴望報復。在中央的支持下，他們傾向於選擇最激進的解決方案，例如，無論在何處，只要看來適當或必要，就除掉當地幹部。1946年以後，這成為對土地改革較血腥方面的一種很常見的反應。
1930年至1931年，有記錄的首次清洗摧毀了江西北部的東固根據地。在那裡，上面所描述的緊張局勢因AB團（即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團）而加劇。這是一支與國民黨右翼有關的高度活躍的祕密警察部隊。它使共產黨員之間互相懷疑彼此叛黨。這些疑心的產生，是因為當地共產黨在幫會中發現了許多新成員。1927年，共產黨人發動了一場自認為意義重大的政變，期間連三點會（Three Dots society）的首領都入了黨。最初，許多地方幹部遭到處決。然後，清洗蔓延至紅軍自身，導致約2,000名士兵被肅清。一些幹部逃脫，並試圖挑起一場針對毛──「黨的皇帝」──的反抗。他們被邀請參加談判，遭到逮捕和殺害。第二軍中有一個分隊反叛；該軍全部被繳械，其軍官被處決。一年多來，迫害奪去了大批文職和軍職幹部的性命，造成數千人受害。包括創始人在內的19名最高級地方幹部中，有12人作為「反革命分子」被處決，5人被國民黨殺死，一人病死，最後一人完全放棄了革命並移居國外。
毛澤東在延安的早期，除掉根據地創始人──傳奇性的游擊隊戰士劉志丹，似乎符合相同的模式，揭示了一個毫無顧忌但有著大量馬基雅維利推理（Machiavellian reasoning）的中央機構。應負責任者似乎是與莫斯科結盟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王明。當時，他在領導層內還未被邊緣化，顯然想要控制劉的部隊。劉自信地接受了對他的逮捕，在酷刑折磨下拒絕承認任何事情。然後，其主要支持者們遭活埋。王明的對手之一周恩來讓劉獲得了自由，但由於他堅持保留領導自主權，被稱為「冥頑不化的右翼分子」。被送到前線後，他很快被殺，可能背部射進了一顆子彈。
1949年以前最有名的清洗，始於1942年6月對延安最優秀的共產黨知識分子的攻擊。正如毛15年後在全國範圍內再次所做的，他首先批准了為期兩個月的自由批評。然後，突然間，所有激進分子都被「邀請」在數千次會議上批鬥丁玲和王實味。丁玲此前被譴責為「男女法定平等的騙子」。王實味曾提倡藝術家的言論自由和創造性。丁挺不住，做出全面而公開的道歉並攻擊王。後者拒絕讓步。他被開除出黨，投入監獄，並於1947年暫時撤離延安期間被處決。1942年2月，知識分子向政客屈服的教條，由黨的主席在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予以宣揚，很快具有了法律效力。整風會議激增，直到人們開始屈服。
一位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評論了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手段： 黨的紀律是基於形式刻板得愚蠢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每個基層組織的主席決定誰將受到批評，以及出於什麼原因。一般來說，每次受攻擊的都是共產黨員。被告只有一項權利：懺悔其「錯誤」。如果他認為自己是無辜的或看起來悔改不夠，那麼攻擊就繼續進行。這是一次真正的心理訓練……我了解了一個悲劇性的現實。毛澤東稱之為道德淨化的殘酷的心理強制手段，在延安黨內創造了一種令人窒息的氣氛。該地區一批數量不可忽略的黨內活動分子已經自殺、逃離或變得精神失常。整風手段是對「人人都應了解其他每個人的私密想法」這一原則的回應。這個卑劣可恥的指示掌控著每一次會議。個人私密的一切都要被不知廉恥地展示給公眾審查。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儀式下，每個人的想法、願望和行動都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
1943年7月初，清洗恢復並擴大。這項「搶救運動」旨在保護人們免受自己隱藏的懷疑和不足的傷害。該運動的領導人是政治局委員康生。毛澤東已於1942年6月委任他領導新的總學習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監督「整改」。這個「黑影」，穿著黑色皮革，騎著黑馬，身邊總陪伴著一隻凶猛的黑狗。他接受過俄羅斯NKVD的培訓，在共產中國組織了首場「群眾運動」：批評和公開的自我批評；選擇性逮捕導致坦白，反過來導致更多的逮捕；公開羞辱；毆打；把毛主席思想提升到不可侵犯的信仰地位，即成為唯一可靠的參照標準。在一次會議期間，康生向全場觀眾示意並宣稱：「你們都是國民黨的特工……你們的再教育過程要持續很長的時間。」逮捕、折磨和死亡變得越來越常見，奪去了中央至少60名成員（其中一些人自殺）的性命，直到黨的領導層自身變得擔憂起來，儘管毛澤東聲稱「特務和頭上的毛髮一樣多」。8月15日之後，鎮壓的「非法手段」被禁止；10月9日，毛澤東做了那種180度的大轉彎（這後來成為他的標誌），宣稱：「我們不該殺任何人；許多人根本不該被逮捕。」然後，這場運動最終被停止。12月，康生本人被迫進行自我批評，並承認所有被捕者中僅10%是有罪的，死者應該被平反。從那時起，他的職業生涯一直停滯不前，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1944年4月，毛澤東本人現身高級幹部會議。他被迫道歉並向無辜的受害者鞠躬三次，之後被報以掌聲。他的自發性極端主義再次遇到了頑強抵抗。但對於那些經歷過1943年恐怖的人來說，對它的記憶依然不可磨滅。毛澤東損失了人氣，卻讓人們更加恐懼。
鎮壓手段變得越來越老練。對日本人和國民黨的戰爭見證了越來越多的恐怖主義屠殺。它們奪走了數千人的生命。儘管如此，暗殺被精心鎖定的個人仍變得越來越常見。正如幫派和幫會中的習慣做法一樣，目標往往是背叛者。據一位游擊隊頭目說，「我們殺了大量的叛徒，因此人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走革命的道路。」監獄系統擴大了，結果是處決不如以前常見了。1932年，江西的中華蘇維埃建立了勞改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曾是國民黨法律所期望建立的。從1939年開始，被判長期徒刑的囚犯被一種新型法院分配到勞動和生產中心。這些法院是為處理這些案件而設立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三：當局不希望以看似過於嚴酷的刑罰來疏遠民眾；他們希望利用龐大的在押勞動力；希望靠狡猾的再教育過程，把新投奔的人轉變為徹底的黨徒。這樣，甚至日本戰俘也可以整合到人民解放軍（PLA）——中共紅軍的後繼者中，被用於打蔣介石。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