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8月03日訊】「政治就是權力的分布、權力的制衡。如果一個極權政府控制著所有人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這會激怒人民去反抗這個政府。如果有一個公平的制度，一個自由的選舉，這個問題就不會存在了。」香港「新工會運動」成員、立法會勞工界別選舉參選人徐考澧道出此番話，或許可表明一年來多數「政治素人」從政治冷感到全身投入「政治」的原因所在。

7月31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舉行；此前一日，12名民主派立法會候選人被DQ（取消候選資格）。徐考澧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表示，港府惡意延後選舉，是意料中的事，最終的目的是「阻止香港民主陣營在制度內的抗爭」。

「林鄭基本上是跟著『劇本』走，這個劇本是誰寫給她的呢？大家都知道香港特區政府是被哪個控制著！」徐考澧說。

而眼前他最擔憂的是未來「臨時立法會」如何產生？其權力如何？「我們很擔心將來會出現一些很荒謬的法例被通過，或者一些撥款被通過。」

年輕的徐考澧受訪時滿臉愁容，一臉嚴肅。2019年反送中抗爭爆發前，他尚且滿懷壯志在自己築構的生涯規劃裡奮進著──成為周遊列國、展現不同國情風味的廚師。

「剛剛畢業時，2014年碰到『雨傘革命』，那時我剛好做第一份工，我沒有理會政治對我有什麼影響，過一段時間好像變回正常。接著2016年『魚蛋革命』，那時我想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我又沒有理會政治對我有什麼影響，於是過了一段時間，香港又好像變回正常。」

「但是到2019年，我就覺得不是很對勁，真是被人踩上心口。」可疑的墜樓、浮屍，有人被「爆眼」、被槍擊……，殘暴的政權將他推向踏上抗爭之路，投入政治，「好像做了一場夢，這場夢一發不可收拾……」

去年年底香港社會籌組職工會的氣氛突然趨於熾熱，匯流成的「新工會運動」，成為凝聚港人抗爭的方式之一。他說，抗爭期間民間發起的罷工，時間短暫而無以為繼，於是「就延伸出組織工會使得罷工更加持續，更加有破壞力，這就是新工會的開始。」去年11月20日香港酒店工會成立，徐考澧任工會主席。

「在這一刻加入工會，是以信念為依歸的人，他們相信這個抗爭運動不會完結，想用任何方法去繼續抗爭。」徐考澧說，香港有二至三百萬的勞動人口，香港工會目前雖處在發展初期，猶如一棵幼苗，儘管無法有效地保護到所有人，但工會可以凝聚信念、團結力量，「香港人到了最艱難的時候，必須要反抗的時候，這些人數、團結就是一個反抗最基本的元素。」

徐考澧說，中共已滲透至香港各行各業，影響了香港職場的專業標準，「甚至將『政治正確』凌駕於所有的東西。」也利用建制派工會、親中工會，「不斷用一些『蛇齋餅粽』，用利益去引誘港人，去信奉或者去適應中共以利益為至上的生活模式、它們的價值觀。」

他說，過往港人單純地想謀得一份薪金高、福利好的工作，並不刻意在意中資或中共國家資金的公司，但爆發反送中後，「大家都開始覺得中資就會有一個陰影，覺得中國資金的企業，有機會被中國共產黨監控，連人身安全都有影響。到現在港版國安法訂立了，更加明顯出現一個白色恐怖。」

就他所知被國安公署進駐的銅鑼灣維景酒店，「根本就沒有一個普通的職員是會在裡面做。」傳出的招聘救生員，「我自己估計可能真是一個幌子，一個煙幕，這件事我都不知道為了什麼。」

他說，香港前景一片灰暗，但這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我們只要抱緊希望、抱緊信念，我們就可以衝破這個難關。」尤其國安法通過後，更不能退縮，「今天割五城、割四城，最後只會被人逼到角落裡，任人魚肉。」

摒除移民選項，投身政治，只因生長於斯。「我是土生土長在這裡，不想看到自己的地方被人糟蹋，也不想看到身邊的香港人，或者我的下一代會受到一種苦難，所以必須有人去站出來，去團結所有的人一起去反抗。」

「將抗爭融入到生活的每一層，不單局限於上街或者遊行示威，其實有好多方法。」徐考澧說：「多跟身邊的鄰居聊天，灌輸多一些政治上面的知識給他們，或者去黃店吃東西，去聊天談一下政治問題，其實都是一個團結的方法。」。

「希望所有香港人，可以用盡你任何方法，不要放棄，繼續用任何方式去抗爭，去保護屬於我們的香港。」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押後選舉打壓民主派 憂臨立會肆意通過惡法

記者：政府宣布延遲選舉一年，之前又大規模DQ一些參選人，你作為參選人之一，有什麼感受？

徐考灃：這是一個非常之不公平的做法，它一定有背後的一些政治因素，其實很多地方都正在受到疫情的影響，他們都可以如常的舉行選舉。但是為什麼，他們（港府）不將焦點放在防疫，而強硬將選舉推遲呢？很難不令人想像是一個政治的操作。

記者：對於你的計劃會不會有什麼影響？這是預期之內還是預期之外的事情？

徐考灃：可以說是預期之內。香港特區政府肆無忌憚的去打壓任何一個民主派候選人、甚至是公平的選舉，目的就是要阻止香港的民主陣營在制度以內的抗爭。

記者：突然間推遲選舉，你自己有什麼影響？

徐考灃：最大的影響是整個我們選舉工程的時間推遲一年，還有一個最大的影響是到底這一年裡「臨時立法會」產生的辦法是怎麼樣的呢？它有一些什麼權力可以通過什麼呢？這才是最令人擔心的事情。回顧一下97年當年臨時立法會的那種犯法，很多惡法都是在那個時段通過的。所以回頭看一看，如果在這一刻有臨時立法會出現的話，我們會很擔心將來會出現一些很荒謬的法例被通過，或者一些撥款被通過，例如「明日大嶼」這樣的惡法。

記者：你覺得香港的前景如何？

徐考灃：香港的情景真的是一片灰暗，但是黎明之前的黑暗真的是很黑暗的，所以我們只要抱緊希望、抱緊信念，我們就可以衝破這個難關。

反對中共的都可成罪 工會團結打工仔靈活抗爭

記者：什麼時候成立這個工會組織？介紹一下新工會運動？

徐考灃：我們酒店工會是去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成立的，是在11月20日。

新工會運動我想是一個政治動員而產生的，因為抗爭期間有一個罷工的抗爭手段，但是我們試過在8月5日或者9月2、3日，一些民間自發的罷工行動，效果都不持久，可能一天、兩天罷了工，但是無以為繼。一個成功的罷工需要一個持久的時間，直到逼政府回應訴求為止。所以後來就延伸出一幫人，就想一想，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使得罷工更加持續，更加有破壞力呢？所以就延伸出一幫人出來搞工會，這就是新工會的開始。

記者：港版國安法已經通過了，前幾天，四個學生動員的成員都被捕，你自己在這種氛圍之下，覺得工會運動的前景是怎麼樣的？有沒有擔心港版國安法？

徐考灃：在國安法之下，任何人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任何聲音，它都可以說是一個犯罪。根本上就是任由它（中共）來定義，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其實是防不勝防的。規則任由它擺的時候，如果我們所有人都怕的話，就會變成像今天的新疆。我們預示到如果大家都因為這條國安法而退縮，那大家可能今天割五城、割四城那樣，最後只會被人逼到角落裡，被人去任人魚肉。

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更加不應該退縮，應該要用任何的方法，在不同的生活的層面裡面抗爭，不單是要上街才去抗爭，其實抗爭有很多種方式，可能多點跟身邊的鄰居聊天，灌輸多一些政治上面的知識給他們，或者去黃店吃東西，去聊天談一下這些政治的問題，其實都是一個團結的方法。

我們做工會其實就是想做一個組織的能力，組織這件事，當然工會是一個很大的效果，因為在香港起碼有二百萬人，或者三百萬人的勞動人口，每個人都要上班，一天起碼有10個小時是工作時間，所以工會就是一個，在每個人生活裡，好大部分時間都可以組織到工會，至於上班的時候可以做些行事，下班的時候其實你都可以做很多其它的事，希望大家可以將抗爭融入到生活的每一層，不單局限於上街或者遊行示威，其實好多方法都可以做到的。

記者：新工會最近好多都開始成立，有沒有受到一些阻撓？

徐考灃：有，大概3月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局長就講，工會的登記局職登局，人手不足，新工會登記數太多，可能要50年才可以處理完。接著他說，我們現在增加了七倍的人手，由一個人變成了七個人，處理這些新工會的登記。但是現在這個登記的速度都是龜速，可能一個月只有幾個，所以可以看到在這個制度內，它可以用任何方式去打壓你，無論你是一個合法的組織，或者是其它的，可能對政府不利的組織，它都可以用這些方法打壓你。

記者：所以好多的工會還沒有正式成立，是不是？舉例？

徐考灃：其實好多的工會，今年2月初交表，都沒有通過登記，由2月等到現在，都差不多8月了，到年尾，差不多半年都沒有過職登登記程序，你說對勞工界有沒有利呢？以我所見，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因為工會的新登記都沒有成功，然後要等到下一年選立法會，在勞工界工會如果要有投票權，是要有超過一年的運作才可以做到，所以現在對我們的票數都沒什麼幫助。

中資滲透香港各行業 工會力量來自人數

記者：酒店業的中資比例是怎樣的？國安公署徵用維景酒店或者一些中資酒店作為他們的臨時辦事處。中資酒店業跟你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徐考灃：我這樣看，其實不只是酒店業發生這種事，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方面的滲透，其實是各行各業都看到的。例如：酒店，維景酒店其實是其中一個例子，其實可能在醫護，武漢肺炎（中共病毒）疫情底下，好多保皇黨建制派以及政府都不斷的說：「我們要靠大陸的那些醫護人員來搭救香港，我們香港搞不定。」其實他們都是在做同樣的滲透，給一個藉口，大陸名正言順，在各行各業將大陸的所謂的人才，大陸的人，或者大陸的資金滲透來香港。

這些滲透其實是無處不在的，在職場裡面看到，其實這種滲透可以影響到我們香港本身職場的專業的標準，甚至會將「政治正確」凌駕於所有的東西。像李文亮醫生，先是被說他尋釁滋事或者散布這些假消息，怎知道後來真是武漢肺炎爆發，接著它們就說他是一個吹哨者，他是英雄，是任它們亂說，「神也是它，鬼也是它」，在職場方面是這樣，可能在生活方面，我們都看到很多建制派工會，或者是一些親中的工會，它們不斷用一些「蛇齋餅粽」，用利益去引誘一些人，去信奉或者去適應中國的生活模式，或者它們的價值觀，就是有錢或者是有利益，就是為之是至上，這些滲透是無處不在的。

記者：維景酒店招聘一些救生員，他們有沒有一些背景、身分審查，你怎麼看的？

徐考灃：其實我真是收不到這方面消息，因為自從它變了公署之後，根本就沒有一個普通的職員是會在裡面做，以我的消息是這樣。請救生員那件事是什麼呢？我自己估計可能真是一個幌子，一個煙幕，這件事我都不知道為了什麼。

記者：維景酒店有其它分店，如果它們想申請加入你們的工會？

徐考灃：那些沒問題，但是現在營運已經不是酒店了，已經不是酒店業，它已經變了一個國家級的辦事處，所以我們工會未必囊括到那個範疇。

記者：有沒有中資酒店的員工加入你們的工會？

徐考灃：有的，有其它維景酒店分店的員工都是我們的會員。

記者：他們對於香港的前景怎樣看的？

徐考灃：我想大家都非常渺茫，沒有什麼前景，一來那個疫情打壓旅遊業這個問題，未來這半年都不會好轉，或者明年年頭都未必會好轉，大家都被放無薪假或者是減薪之類，不斷受到各種打壓。第二就是，現在國家對於香港特區政府的箝制，見到「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香港優勢漸漸失去了，以及自己的自由慢慢被人剝削了，還可以看到什麼呢？尤其是反差這麼大，本身就說50年不變，大家都以為，還有20幾年可以比較正常一點這樣過，但是沒有想過，這個總加速師會這麼快，將這個「一國一制」推近到這樣的地步，所以大家都有一點驚惶失措。

記者：中資員工加入工會，比較認同你們的價值？

徐考灃：我想好多香港的市民，在「反送中」運動之前，其實都不會這麼在意，那間公司到底是中資，或者什麼國家資金的公司，因為對於他們來講，其實想找一份薪金高、福利好的工作，就是這麼簡單，就是中資都可以有這些工作的。但是這件事（反送中）之後，大家都開始覺得中資就會有一個陰影在這裡，覺得中國資金的企業，有機會被中國共產黨監控，連我的人身安全都有影響，這些就是過往「反送中」運動，甚至到現在港版國安法訂立了，更加明顯出現的一個白色恐怖。

記者：所以他們加入你的工會，都是想有一個保護權益的一個舉動？

徐考灃：我想在這一刻加入工會的人，是比較以信念為依歸的人，他們相信這個抗爭運動是不會完結，他們想用任何方法去繼續抗爭。包括工會其中一部分，也都包括其它的不同方法。所以大家都看到，其實這一刻工會的發展，剛好初期，可不可以有效地保護到所有人，我說可以，都是騙你的。因為我們只是一棵幼苗，剛剛發展。但是這個信念非常的重要，團結就是力量，好簡單的一句說話，但是工會就是用人多才可以保障到大家，就像大家去遊行，十個人去哪有人理你，二百萬人衝出來，才會有一個這麼大的回響，可以看到香港人到了最艱難的時候，必須要反抗的時候，這些人數、團結就是一個反抗最基本的元素。

生死於斯留守家園 見手足犧牲政治覺醒

記者：現在香港這個情況，好多人可能選擇移民，好多的不同的國家，都向香港伸出援手。為什麼你自己會選擇參選，留在香港搞工會運動這樣？

徐考灃：最簡單因為我是一個香港人。我是土生土長在這裡，不想看到自己的地方被人糟蹋，也不想看到身邊的香港人，或者我的下一代會受到一種苦難，所以必須有人去站出來，去團結所有的人一起去反抗。

如果在這個時候離開，其實每個人都有考慮因素，我不會說這件事是錯的，每個人都有他的家庭負擔，或者自己背後擔心的東西。但是我更加想呼籲所有的香港人，留守在自己的地方，這個地方是我們生存或者是生活了這麼久、建立這麼久的一個地方。就算我移民去其它地方，我的心都離不開這裡，那為什麼我索性在這個地方留守，去呼籲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去反抗，保護這裡呢？這是我的想法。

記者：最艱難的時候是？

徐考灃：最艱難的時候，是看到好多手足在這場運動裡面犧牲了。看到好多新聞，好多不同的被一些可疑的墜樓，一些浮屍，或者看到一些爆眼，有個年輕人中槍，這些真的是最令人痛心的一些事，在半年前不斷發生，這些事直接影響到我，為什麼會出來去用工會方式去組織其他人。

記者：覺得自己這一兩年或者是這一段時間的改變？

徐考灃：我的改變就是從一個一向都不理政治的人，變成全身投入政治的人。我以前是一個廚師，我自己有個理想，周遊列國去學其它不同地方的烹調技巧。曾經我都埋頭苦幹去煮好吃的。剛剛畢業時，2014年碰到「雨傘革命」，那時我剛好做第一份工，剛剛開工，我沒有理會政治對我有什麼影響，過一段時間好像變回正常。接著2016年「魚蛋革命」，那時我想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我又沒有理會政治對我有什麼影響，於是過了一段時間，香港又好像變回正常那樣。但是到2019年我就覺得不是很對勁，真是被人踩上心口，真是要站出來反抗，於是就踏上了這個，好像做了一場夢，這場夢一發不可收拾。

記者：林鄭說推遲選舉是非考慮政治。

徐考灃：絕對是廢話，其實林鄭講的東西都不需要怎樣用邏輯來分析的，基本上她都是跟著一個劇本走，這個劇本是誰寫給她的呢？大家都知道，香港特區政府是被哪個控制著。

政治是權力分布問題 非極權控制人民所用

記者：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出來抗爭，歲數越來越年輕，也有很多人參政、從政。你覺得政治這件事，中共就經常說，其他人就是搞政治，政治就是它們的權力。香港人去參與政治、參政這條路，你自己怎麼看？什麼叫政治呢？

徐考灃：政治就是一個權力的分布，或者一個權力的一個制衡。如果一個極權政府就是它可以全控制著所有的人民，能做什麼或者不能做什麼，這才會激怒人民去反抗這個政府。如果有一個公平的制度，一個自由的選舉，這個問題就不會存在的了，即一個政治就是一個權力的分布問題。

記者：還有沒有什麼話想跟我們的觀眾分享？

徐考灃：大家經歷這一年的抗爭運動，可能在這一刻會遇到一個瓶頸，或者遇到不知道怎樣去面對的難關，但是我相信所有香港人，熱愛香港的人，不只是在香港本地的人，或者是你喜歡這個地方的人，其實你都是一個香港人。所以希望所有香港人，可以用盡你任何方法，不要放棄，繼續用任何方式去繼續抗爭，去保護屬於我們的香港。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