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事件，例如在1951年7月完全重組了安全部門，以及逮捕了祕密警察首腦阿巴庫莫夫（Viktor Abakumov），引發了第三個假設：就是蘇聯安全部門的內鬥可能在受害者的選擇中具有決定性作用，包括與安全部門合作的人以及這些人的刑期。捷克歷史學家卡普蘭最近指出，「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清算一批與蘇聯安全機構合作的人及其接班人（如巴齊萊克［Karol Bacilek］、凱普爾特［A. Keppert］等人）是否是源於莫斯科的中央安全機構內的衝突和變化。」

直到經過在莫斯科的主要檔案館長期工作之後，才能確定這最後一個假設成立。在斯大林統治的最後時期，他的若干潛在接班人之間毫無疑問地存在分歧，包括負責安全機構不同部分的赫魯曉夫、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我們對軍事情報部門和NKVD之間存在的那種敵對、這一「人民民主」中的公開競爭，已經有一個相當明確的概念。

在布拉格的檔案顯示，蘇聯安全部門缺乏解決方案。1950年春天，莫斯科開始替換它在前一年秋天送到布拉格的顧問，因其未能得到預期的結果。1951年7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宮的一個會議上，當時哥特瓦爾德也有出席（他受到國防部長塞皮卡［Alexej Cepicka］的邀請），斯大林批評了這些顧問工作不負責任。他隨後寫信給哥特瓦爾德，談到斯蘭斯基和傑米德爾的命運：

關於你對［弗拉基米爾］博亞爾斯基（［Vladimir］Boyarsky ，主要的一名蘇聯顧問）同志工作的積極評價，以及你希望他繼續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國家安全部長顧問一事，我們的意見完全不同。博亞爾斯基在捷克共和國工作的經歷表明，他缺乏執行顧問任務的必要素質和資格，不能令人滿意。這就是我們決定把他從捷克斯洛伐克召回的原因。如果你覺得你確實需要一名國家安全顧問（你要來做這個決定）的話，我們會盡力找到一位更可靠的、更有經驗的替代者。

在這些情況下，國家安全首腦的位置是非常危險的：捷克斯洛伐克軍隊裡負責培訓的負責人，在他給一位顧問的備忘錄中指出，「一個人永遠不會提前離開安全機構，除非被裝在一個盒子裡。」而事實上，國家安全首腦維塞利（Jindrich Vesely），1950年自殺未遂；在1964年第二次自殺成了。在他去世前，他寫了一篇長文來解釋他此行為的動機，此文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中查到，看上去寫得完全真誠。他非常清楚斯大林為何經常清算他的安全機構負責人，並希望自己能免於被清算。

還可以提出第四個假設，來解釋對共產黨領導人受害者的挑選。這裡顯然有必要在蘇聯舉辦一個大規模的作秀審判，在莫斯科這個中心本身，來懲處一個巨大的國際陰謀所謂的罪魁禍首，作為一系列在其它國家舉行的政治審判中最大的一個。韋爾特在本書前面揭示的新元素是解讀在中歐和東南歐發生的鎮壓共產黨人的有力論據。#（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