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歷代聖明君主欲成就一代之治，都視勸課農桑為王道之根本。康熙帝著有《農桑論》一篇，闡述農業對國家的重要性：耕種農田，是食物之源，受到損害，百姓就要挨餓；種桑紡織，是衣物之源，受到損害，百姓就要受凍。在這樣的情況下，百姓就無法以仁義道德自律，國家也就要起紛爭了。

而在清初，因戰亂、圈地、重稅等原因，國內耕地荒蕪，百姓四散流亡，導致國賦不足、民生困苦。加上康熙帝親政不久，三藩作亂，這種境況更加嚴重。自聽政以來，康熙帝就非常關心民間疾苦，關注各地農業豐歉情況。有學者統計，康熙朝四十多年來，內外大臣留存下來的奏摺中，約有半數包含了氣候、糧食收成有關的奏報。

康熙帝曾對大臣說：「自古人主多厭聞盜賊水旱之事，殊不知凡事都是見微知著的，提前知曉就能有所準備，就容易找到應對的辦法。」[1]在詳細了解國家農業狀況的基礎上，康熙帝施行一系列恤民、惠民、安民的政策，令經濟迅速恢復，為大清盛世打下雄厚的基礎。

鼓勵墾荒

朕每次出巡，親自到過許多地方，哪怕是窮鄉僻壤的百姓生計，也沒有不了解的。——康熙帝

（出處：朕毎次巡幸，循歷方隅，雖窮鄉僻壤，小民之生計，鮮不周知。——《諭內閣》）

明朝有大量的藩王莊田，在清朝都成為了荒廢無主的荒地，即「廢藩田產」。百姓如果去耕種，就要負擔藩地和民地雙重租稅，還容易出現資產糾紛。因而，儘管順治時期朝廷大力勸耕，開墾民田的成效並不顯著。鑒於這些情況，康熙帝很快制定了應對方案。

首先是明確產權，讓耕種者成為名正言順的土地所有者。康熙七年（1668年），康熙帝下令，查明廢藩田地，根據地價出售給百姓，再徵收糧食。後考慮到百姓的經濟壓力過重，他又在次年做出重要決定，將這些土地無償歸百姓所有，名其為「更名田」。後來，康熙帝又下令：「凡多年無人耕種收糧的土地，就屬於拋荒之地，如果百姓去開墾，原主不能再過問。」[2]這樣，越來越多的百姓擁有了土地，得以長久安居，國家賦稅也隨之逐年增加。

古時候，朝廷按畝向耕地徵收錢糧，叫作「起科」。康熙朝初期，荒田是三年起科，自康熙十年（1671年）開始，起科年限放寬，從四年、六年，一度延長到十年。東南沿海、西南、西北一些地區，以五、六年起科為主，甚至永免升科。

國家富足以後，已開墾的荒地卻沒有升科，康熙帝卻大度地表示，耕地不必加徵，而他也從沒對土地進行大規模丈量，清查也不嚴格。這是康熙帝希望，百姓能夠享受到更多墾荒的實惠。

在邊疆，康熙帝用軍隊屯墾的方式，進一步擴展耕地，將繁榮邊地與戍守邊防相結合。在與俄羅斯談判期間，康熙帝提出永戍黑龍江和呼馬爾城，與俄軍長期對峙，要求「我兵一至，即行耕種，不致匱乏」[3]。到後來，東北地區以黑龍江為中心向周邊地區擴展出一個大型墾區，不僅滿足軍隊糧餉補給，還能夠向朝廷繳納大量錢糧。

征剿葛爾丹期間，康熙帝也採用了同樣方式，籌建兩大墾區。他還根據當地氣候特點，吩咐督耕官員，北地風大酷寒，尋常稻穀沒有收成，必須選種早熟的作物。拳拳關懷農事之心，溢於言表。

另外，康熙帝的勸耕方式是非常靈活的，對全國各地種植作物的種類和數量，不做統一規定。巡行和親征的經歷，讓康熙帝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他也了解到，一方氣候成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產，不盡相同。

他曾對大學士說：「東南西北各地的水土、飲食、衣服、器具，都是不同的，穀、桑、棉、麻的種植，應該因地制宜，並不是人力所能強求。現在地方官員能夠督促百姓勤勞耕種，不使土地荒蕪，就是能夠為國家、百姓盡心盡力的賢人了。」[4]

蠲租除賦

蠲租政策是古今第一仁政，哪怕是窮鄉僻壤的百姓，也能一樣受益。——康熙帝

（出處：蠲租一事乃古今第一仁政，下至窮谷荒陬，皆沾實惠。——《聖祖仁皇帝御製文》）

在休養民力方面，康熙帝非常贊許西漢文景時期所施行的仁政。他稱讚漢文帝多次減租、免租，可謂第一仁政；漢景帝多次下詔勸課農桑，也是情辭懇切，切中民間疾苦。面對清初經濟凋敝的情況，康熙帝在重農政策之外，也採取輕徭薄賦之法，優恤百姓，休養民力。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就是蠲免錢糧。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蠲免多達五百多次，主要有災蠲、逋蠲和大蠲三種類型。災蠲，就是當地方遭受水、旱、蝗蟲、地震等災禍時，朝廷除賑濟外，還有蠲免田賦之舉。康熙朝最初蠲免的定例是賦稅的十分之三，於康熙九年（1670年）下令，受災州縣最嚴重者，免除本年所有田賦，其次減為五分額賦。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採納大臣建議，把災區的丁銀和田租也相應減免。

逋蠲，就是蠲免多年拖欠的賦稅。在平定三藩、抗俄勝利後，逋蠲力度較大。比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一次免除各省十年前積欠的漕運稅收。二十八年南巡期間，康熙帝查訪水患嚴重的州縣，哀民生之多艱，感嘆道：「朕經過邳州時，親眼見到田地多為水淹。既然百姓無法耕種，那麼賦稅又向哪裡徵收呢？」於是下令，免江南被淹地方的歷年所欠稅收。[5]

大蠲，即大規模普遍蠲免。三藩平定之後，康熙帝自二十四年（1685年）起，先後蠲免直隸、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四川、貴州等各省的各項錢糧，一次蠲免數額高達數百萬兩。幾乎每年，朝廷都有大項蠲免，還有出現多省一併蠲免或輪流蠲免、一地連續蠲免等多種形式。康熙帝曾說：「朕念切民生，蠲免再多也不會吝惜。」[6]他正是通過多樣的蠲免賦稅之法，讓率土百姓持續地均霑實惠，真正享受到盛世仁政的福澤。

還有一項減輕百姓負擔的政策，是康熙帝晚年提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隨著清朝的發展，人丁大增，耕地卻增長緩慢，增加的人丁稅成為百姓新的經濟負擔。加上人丁數額關乎地方官的政績考核，各州縣虛報人丁的現象嚴重，導致百姓大量逃亡，帶來徵稅與國家安定的雙重問題。

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下令，以後每年按照康熙五十年的在籍人口徵稅，不論人口增減，賦稅都是定額。在籍人丁如果亡故，便由新增人丁抵補，其餘新增人丁仍然上報朝廷，卻不在徵稅範圍內。這樣一來，大大杜絕了各省州縣虛報、瞞報人丁的現象，也減輕了百姓的經濟負擔。

永不加賦還有一個重大的意義，就是推動了後來「攤丁入畝」的實施，也就是將丁稅分攤入田賦，無田產者不必納稅。這一政策，首議於康熙朝，決策於雍正朝，最終在乾隆朝廣泛採用，對於取消人丁稅、減輕百姓人身束縛和發展手工業都有著重要意義。

恤商惠民

為人處事，官員以政務為要務，工人以手工為要務，商人以經營為要務，農夫以農業為要務，書生以讀書為要務。——康熙帝

（出處：凡人處世，有政事者政事為務，有家計者家計為務，有經營者經營為務，有農業者農業為務，而讀書者讀書為務。——《庭訓格言》）

古時候，平民百姓分為士、農、工、商四類，其中以讀書人為上，加上歷代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不過在康熙帝眼中，四民皆是平等，都需要保護和扶持。他曾說：「商民也是朕的子民，怎麼忍心讓他們受苦受累？」[7]因而在勸課農事的同時，康熙帝也制定了許多施惠工商的政策。

清初，商業並不繁榮，除了戰事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滿洲諸王及三藩把持各地的河道、關津，對商貿活動進行壟斷和盤剝；稅吏因收稅溢額嘉獎制的規定，對商民更是肆意征斂。因而有官員形容：「商賈不苦於關，而苦於關外之關；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稅。」[8]

康熙帝親政之前，就諭令地方收稅官員，遵守法紀，保障「商賈通便，地方相安」[9]，否則將治以重罪。隨後，他嚴令諸王管轄的商人、官員家屬等，不得以任何名目恃強壟斷貿易，違者將被杖責、罰款或革職。針對收稅官任意徵稅的現象，康熙帝在二十五年（1686年），下令廢除溢額嘉獎的制度，對徵稅額度不足者，也儘量從輕處置。

此外，康熙帝設身處地為商民著想，致力於創造寬鬆的商業環境，最大程度保障商民利益以及商貿活動的順利進行。其做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保護商民免受侵擾。康熙帝曾告誡在地方駐防的將士，嚴禁侵占城市商業區。親征途中，他反對在商賈雲集的城市附近圍獵，不許僕從騷擾商戶。南巡時，他看到商民船隻受到漕船欺凌，就命漕運總督嚴懲此事。他還廢除私立的牙行，杜絕民間勒索商民的現象。

二是禁止加徵商稅。地方官員多次上疏，請求增加稅款，但是康熙帝認為任意加徵額外的稅錢，是危害商民的行為，因而都予以駁回。康熙帝在第二次南巡期間，還特意查訪商民是否有加徵關稅的情況。商民們說，雖無加稅問題，但是他們過關時間總是延誤，苦惱不亞於多徵關稅。康熙帝於是責令官員力除積弊，凡商民抵關納稅者，必須立即放行，違者從重處分。

三是削減商稅。比如，陝西潼關的稅收從七千兩一度漲到四萬多兩，兩年後康熙帝就下令按照舊額徵收，並不再派官員督徵。而廣東海關稅重，商船稀少，康熙帝下令裁減關稅三萬多兩。

四是統一度量衡。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經大臣商議，康熙帝下令統一升、斗、斛的容量和形制。他廢除了市面上的金石、金斗、關東斗等稱量器具，各省統一使用底面平直的升、斗；他還親自校準鐵斛的容量，按照十升一斗、五斗一斛的標準，制定了新式的銅斗、銅升。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他又規定了十六兩為一斤的換算關係。

在康熙帝的政策下，清初商業迅速恢復和發展，城鎮出現了舟車輻輳、商賈雲集的繁盛景象。

倡行節儉

天子應當治理天下，而不是讓天下百姓都奉養天子一人。——康熙帝

（出處：當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康熙政要》）

康熙帝親政以來，四處用兵，平定叛亂；六次南巡，興修水利，每次都花費重金，但是康熙帝不僅多次蠲免錢糧雜稅，更締造了清王朝的鼎盛輝煌時期。這樣的功業，與康熙帝節儉務實的美德是分不開的。

在康熙帝心中，節儉是一種近乎道的崇高境界。他在《勤儉論》中說，崇宮室、豐飲食、美衣服等，反映了人心窮奢極慾的一面，使人沉迷其中，從而懈怠了敬天地、孝祖宗、拯民生的「道心」。他時常以聖王堯舜禹、周文王為榜樣，時常檢視自身言行，削減宮中用度，擯除奢侈享樂之心。

他還把節儉之德用於治國中。早在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就頒布《聖諭十六條》，勸諭世人應具備十六項德行，其中第五條就明確提出「尚節儉，以惜財用」。節儉也是康熙帝教導皇子的重要內容。在《庭訓格言》中，他以百姓生計為例，闡述節儉的重要性：有田者平時量入為出，注意儲備糧食，以應對水旱災情等意外情況。這樣就能「用度有準，豐儉得中，安分養福，子孫常守」。

日常生活中，康熙帝也是處處以身作則，力求節約。比如他的衣服穿了許多年，都不染纖毫，一如新衣；每天的膳食除了個別賞賜外，從不吃兩種以上的菜餚；宮室中的毛氈等家居用品，三四十年都不曾更換。

傳教士白晉在《康熙傳》中的描述，也印證了康熙帝的簡樸美德。他在冬天穿普通的皮袍，夏天穿麻衣；身上唯一「奢華」的東西，大概就是帽簷上的珍珠，而這也不過是出於滿洲人的風俗。飲食上，康熙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餐具也不講究排場。整個宮廷的布置整潔樸素，沒有大國君主常見的豪華氣象。

康熙帝也不忘明亡教訓，杜絕明末那樣豪奢的作派。他曾說，本朝在軍政方面的花費，與明代相近，但是宮內三十六年的花費，卻比不上明朝宮廷一年的用度。

此外，康熙帝出巡時，不許修路、不用隆重排場、不許官員互贈禮品，最大限度降低用度，避免侵擾地方官民。他也不提倡各地進貢物品，以珍惜民力、物力為念，認為奇異的物品實為「無用之物」，而真正的祥瑞景象乃是「年穀豐登，民有吃的」。

經過康熙帝多年來重視農商、恤民惠民的政策，以及倡導的節儉美德，清朝初年的經濟與道德都在迅速回升，很快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盛世。

註釋：

[1]《康熙政要》：康熙五十六年。聖祖諭大學士等曰：「自古人主多厭聞盜賊水旱之事，殊不知凡事由微至鉅，豫知而備之，則易於措辦。」

[2]《康熙朝實錄》卷107：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己未條。

[3]《康熙朝實錄》卷105：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子條。

[4]《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12：《諭內閣》。

[5]《康熙朝實錄》卷140：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丙辰條。

[6]《康熙朝實錄》卷130：康熙二十六年九月乙未條。

[7]《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3：《諭戶部》。

[8]《皇朝經世文統編》卷38：內政部十二「養民」之《賦差關稅四弊疏》篇。

[9]《康熙朝實錄》卷15：康熙四年九月乙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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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