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餘音未絕，中美就進入了冷戰式對抗狀態，開始面臨嚴重的外貿困境。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最近提出，中國經濟要準備向「國內循環為主」轉變。這個說法的隱含意思是，過去20年裡中國源源不斷的外匯供給快要終結了。外貿困境之下，三成經濟活動深受衝擊，全國失業人數大幅度上升，同時必然外匯吃緊。中共可能會進一步卡緊民用外匯開支，以便為擴軍備戰和軍工研發保留外匯儲備；同時減少飼料糧進口數量，因此今後物價的攀升不可避免。
一、中美冷戰開始，經濟退到「內循環」
6月18日上海舉辦了第12屆陸家嘴論壇，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發表了書面致辭，其中的一個關鍵用語引起了國內不少財經媒體的關注。劉鶴在書面致辭中表示，中國經濟要準備向「國內循環為主」轉變。這是中共對國內經濟前景的一個重大判斷。解析這個經濟形勢判斷和經濟政策信號，相當重要。
所謂的經濟「以國內循環為主」，就是從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用外貿拉動經濟，轉變為不再依靠外貿，而是以國內消費來帶動經濟。眾所周知，目前國內的失業率大幅度上升，民眾收入明顯收縮，在這種情況下，居民的消費能力本來就在萎縮，再同時減少出口，自然就是整體經濟雪上加霜。李克強在今年人代會的記者會上說，「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這個說法可能來自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該院的課題組2019年採用分層線性隨機抽樣，獲取了7萬人的收入樣本數據。該調查顯示，39%的人口（相當於5.47億人）月收入低於1千元，月收入在1千元至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兩部分合計為6億人，占全國人口的42.85%。指望這樣的居民購買力來拉動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不現實的。
中國經濟之所以無法再依靠外貿，全球疫情嚴重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中美進入了冷戰式對抗狀態，無法再繼續依靠龐大的美國市場來維持出口順差和外匯收入。毫無疑問，這是從過去20年來中國已經習慣了的依託經濟全球化帶動經濟繁榮的經濟發展模式，退回到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狀況。
最近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前副部長周力在《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登文章，分析了當前中共面臨的國際困境。他在文章中提到，「要做好應對外部需求萎縮、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的準備」；「我外貿出口企業訂單大大減少，上下游企業生產停滯，國際運輸物流堵塞。原料供不上、產品運不出的現象激增，對我穩增長、穩就業形成巨大的壓力」。他的話反映出了中共目前的外貿困境。
二、外貿困境意味著三成經濟活動深受衝擊
中國崛起的餘音未絕，中共就面臨如此嚴重的外貿困境，那麼，經濟以「國內循環為主」之後，究竟中國經濟整體上會轉變成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20年前，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之後，其經濟軌跡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從這些變化之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加入經濟全球化後中共到底獲益多大，也可以發現，一旦與經濟全球化半脫鉤，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會有多大。
這方面有兩個經濟指標可以用來觀察。第一個是外貿依存度，就是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例，它反映的是外貿帶動國內相關製造業和服務業之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有多大；第二個指標是淨出口依存度，指的是出口減去進口後的淨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它可以反映外貿方面的淨所得對整體經濟的現金流有多大貢獻。
我用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計算後發現，外貿依存度呈先高后低的趨勢。在加入經濟全球化的第一階段，外貿對整個經濟的推動是一種漸進的過程，許多產業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逐步發展，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因此，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貿依存度開始迅速跳升，它在2006年達到了64.2%的峰值。
但是，隨著外貿和外商投資帶來的經濟繁榮逐漸形成，各行各業都產生了比較穩定的為經濟全球化服務的企業和供應鏈，同時中國能夠占領的全球市場份額也快接近頂點了，國內就不再創辦更多新企業，新的商機也不那麼多了。這樣，外貿擴張帶來的經濟推動力就開始相對地放慢，這時，外貿依存度就開始降低了。中國2015年的外貿依存度下降到35.6%，與日本相當；而2018年是33.2%，2019年是31.8%。
可以說，疫情發生之前，中國經濟的三成依靠外貿。李克強最近表示，中國的外貿企業涉及2億人的就業。2億人的就業與外貿相關，大約也相當與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從現在開始，中國局部地脫離經濟全球化，那麼，中國的部分外貿就會萎縮，這對經濟的衝擊會相當大。
三、對美出口受阻，外匯開始緊張
當然，外貿深受衝擊，並不等於所有出口都受阻；即使大部分外貿都沒了，中國經濟還是會勉強維持，只是失業規模會越來越大，當然也談不上經濟繁榮了。劉鶴提經濟內循環，就是想讓國內企業放棄等待中美關係恢復到過去狀態的期望，另謀出路。由於前些年中國經濟繁榮之後，對進口商品的需求越來越大，比如石油、飼料等進口數量越來越多。那麼，出口受到衝擊後，進口是否會受影響，國人出國留學旅遊的開支、航運民航等交通運輸部門在國外必須的開支、以及使用外國技術專利所必須支付的使用費等等，是否還能正常維持呢？換言之，中國是否能保有足夠的外匯現金流呢？這就要看淨出口依存度這個指標了。
中國多年來的外貿進出口記錄顯示，對美國之外的所有其他國家的出口和進口總體上基本打平，並沒有多少淨外匯收入，只有對美貿易才能創造巨額外匯現金流。所以，中國的淨出口，大體上就相當於從美國淨賺的外匯數額；淨出口依存度實際上反映的是，從美國淨賺的外匯對整體經濟的貢獻到底有多大。
中國在外貿依存度達到峰值的2006年，淨出口依存度是6.5%，相當於GDP將近7%的外匯淨收入是從美國市場上賺來的。這樣大數量的外匯淨收入當然讓中共可以迅速積累大量的外匯儲備。而到了2019年，中國的淨出口依存度已經下降到2.9%。雖然將近3%的淨出口依存度看上去比例不高，對經濟的貢獻不那麼大，但隨著中國GDP總量的上升，對美出口的外匯淨收入仍然達到數千億美元。有這樣大的外匯淨收入，使中共可以允許民眾購買外匯出國旅遊或留學，也得以向一帶一路國家和發達國家大量投資。不過，中美冷戰開始後，這股源源不斷的外匯供給快要終結了。
四、對居民因私用匯的管控逐步升級
對中共來說，當寬裕的外匯流入中斷後，冷戰狀態下，它優先考慮的是擴軍備戰和軍工科研的需要，因此很可能會逐步壓縮民眾出國的用匯需要。
為了在整體經濟轉入「國內循環為主」的狀態之後能繼續擴大軍力，與美國保持軍事上的相持態勢，中共會一直有進口相關設備和必要零部件、原材料的需要，甚至要購買大量技術專利。而中美之間處於冷戰狀態的國際形勢表明，今後中共想繼續每年從美國淨賺大量外匯來應付它必須的軍工方面的外匯開支，就越來越難了。這種情況下，冷戰時期中共既然不會放慢擴軍備戰的速度和軍工部門的技術研發，而過去靠美國淨賺外匯的路子斷掉了，中共就只剩下一個選擇，即儘量壓縮民用外匯開支，包括減少出國留學旅遊的外匯支出，也逐步減少進口飼料等消費品。
實際上，中共已經在管控外匯開支方面逐漸收緊。比如，對民眾出國用匯的需要越卡越緊，甚至一些省市連事業單位員工的因私護照也全部上收。今後，對國內的私人購買外匯需要可能會實行越來越嚴格的管控，這將成為一個趨勢。所以，許多中產家庭熱衷的出國旅遊和子女出國留學，前景越來越不樂觀。許多留學生依靠父母提供學費、生活費來繼續國外學業，或者正策劃國內念完中學後直接出國留學，這樣的家庭計劃很可能跟不上高層對外匯管控的政策變化。可以預期的是，今後幾年內國家外匯儲備將日益吃緊，中止子女學費匯出的政策可能會出台，那樣，許多留學生的留學生涯可能被迫中途嘎然而止。
五、物價攀升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外匯吃緊還會造成物價持續攀升，尤其是葷食的價格將不斷上漲。其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中國的食用糧基本上能自給自足，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葷食消費量不斷上升，對豬、雞等食用類動物的飼養，就無法再像上世紀80年代那樣靠農戶家養為主。因為家庭飼養受農戶圈養規模的限制，而且飼料來源主要是採集利用葉類植物、輔以麥麩、稻糠以及廚餘物，飼養量有限。於是，大規模工廠式速成圈養就成了肉食的主要生產方式，而高蛋白飼料特別是豆粕的充分供應，則是大規模速成圈養的前提，這樣才能保證快速出欄。大規模速成圈養需要大量進口飼料，而大規模飼料進口的需求恰恰與外匯充裕同時出現，如此則大量進口大豆就成了中國解決飼料來源的唯一辦法，所以2017年中國的大豆進口量高達1億噸（9,554萬噸）。
然而，今後外匯的來源緊縮，可能逐漸影響到大豆進口數量。如果大豆進口減少，是否可以改為國內大規模種植呢？中國耕地面積有限，如果要保口糧，就沒法大規模種植大豆，因為大豆產量很低。我做過計算，如果要靠國內大豆種植來保飼料糧，需要占用近一半或更多的耕地，那樣，口糧就會嚴重不足。不但國產大豆無法按養殖需要充分種植，而且其國內種植成本也非常高，目前政府是用大豆種植補貼來維持國產大豆價格不飆漲。
今後，如果進口大豆減少，改用種植國產大豆來替代，政府補不起巨額的種植補貼，那飼料價格就會翻番。無論是減少進口大豆數量，還是國產大豆種植補貼不足，都可能導致飼料短缺；而飼料短缺造成的飼料價格上漲，會讓大規模養殖的數量下降，肉豬和肉雞來源不足，於是肉價就會翻番。肉價上漲，中低收入家庭就吃不起肉了。今後食品價格的上漲趨勢會帶動消費物價不斷上升，伴隨著高失業率和工資薪酬下降，中低收入階層可能重回苦日子。
總結一下，從加入經濟全球化到退回「國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狀態，就業方面受衝擊的是中產和低收入階層，出國方面受衝擊的是中產階層，物價方面受衝擊的是低收入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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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自由亞洲／責任編輯：李明信）